熊彼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熊彼特曾经描述过儿时的三个理想。他希望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士、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希望自己一直保持着一种贵族做派，所以他的一些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很“做作”。比如，他一直要保持衣冠楚楚，即使是在家里跟妻子两个人一起吃饭，他都要换上全套的正装，甚至要戴上白手套，一本正经地吃饭。

又比如，他在英国读书和工作时，是1900年前后，英国的公共交通已经很发达了，大家出行会坐火车。但是熊彼特坚持骑马，即使是去海德公园这种公共场所，也要坚持骑马。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很夸张、很奇怪的做派。

但这是我最喜欢熊彼特的一点。在我看来，熊彼特是一个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学者，身上包含了浪漫主义的气质，他周围也聚集了一大群粉丝。

我们之前讲过，经济学好像有一条主线，从亚当斯密、李嘉图，一直到凯恩斯……都是英国人，重要的事情好像都是在英国发生。但是，在英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在欧陆。

熊彼特在读大学的时候去了奥地利，也去了维也纳大学，他也成了门格尔创立的奥地利学派的传人。但是，熊彼特身上好像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气质。

熊彼特虽然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学派的中心，接受奥地利学派的教育，但是他对其他学派也充满了兴趣。虽然他确实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奥地利学派的训练，但他很难算是一个典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熊彼特毕业以后，并没有满足于留在维也纳，继续传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而是选择了游历欧洲各国——他要到德国去听听历史学派的看法，他要去见一下瓦尔拉，看瓦尔拉是怎么讲一般均衡理论。熊彼特甚至跑到了英国，要亲自见一见马歇尔，看看马歇尔的这一套局部均衡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彼特在欧洲游历了一圈以后，获得了一个到埃及去工作的机会，他就在埃及待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也没有闲着，他就开始写书。

那时候熊彼特还很年轻，二十多岁，创作力惊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熊彼特就写作了三本书，而且这三本书后来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一本叫做《经济发展理论》。

在这本书里面，熊彼特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讨论一个国家怎么样从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处于很贫困的状态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使得它的实力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最后赶上像英国或者美国这样比较强大的国家，熊彼特提出了一整套理论。

在当时，发展经济学是非常新颖的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在马歇尔和凯恩斯那里，发展不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因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所以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是，对于那些还处于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了，熊彼特这一套经济发展理论提出来以后，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最初，熊彼特被认为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

在这套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创新。

我们今天经常会听到人们谈“创新”。但是熊彼特认为，创新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不知道如何创新。而且创新的过程一定会带来阵痛，带来破坏，这并不是一个平和、皆大欢喜的结果。举例来说，我们今天觉得火车是一个重要的创新，火车的出现使得商品的运输和个人的流动都变得非常方便，所有人都应该非常热情地拥抱这个创新。

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在火车头刚发明出来的时候，火车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批评。对火车反对最激烈的就是马车夫，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大家的出行主要是依靠马车，马车夫是很大的一个团体。火车的发明直接抢了马车夫的饭碗。

但是我们会发现，创新本身有很强大的力量。虽然马车夫都反对火车，但是火车的运力非常强大，价格又很便宜，慢慢就会展现出它的优势，更多的人会拥抱火车。

而且随着火车不断地推广和发展，又引出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在数量上、在规模上远远超过被它取代的马车夫群体。

所以，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确实会带来阵痛，但是在这个阵痛以后，整个社会会获得更多的好处。

那么，谁来推动这个创新呢？熊彼特认为，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做这个创新。但是，企业家精神又是一个不可教、不可学的东西。它很多时候是一种天赋，是一种个人的精神。

很多企业家其实没有大学学历，没有经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对市场、对于赚钱的机会就有一种敏锐的嗅觉，可以找到机会，同时又有胆识，敢于去借钱，敢于去冒险，所以才会推动创新。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这一群人对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整个社会创造一个更宽容对待企业家、更有利于孕育企业家精神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最核心的观点。

熊彼特出版了这三本著作以后，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匈牙利去教书。很快，年轻的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经历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奥匈帝国崩溃，出现了很多经济问题，熊彼特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者，自然而然也受到邀请参与政治，参与国家建设。奥地利学派过去也有这样的传统，像熊彼特的老师庞巴维克就曾经担任过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

熊彼特也去做了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但是实践证明，熊彼特虽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官员。

熊彼特的个性是非常张扬的。他出门都要骑马，要一丝不苟地换上正装。熊彼特花钱如流水，非常阔绰。所有的这些特征其实都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官员。作为一个官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低调、朴素，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熊彼特这种过于做作的姿态，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看不惯，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在财政部长的位置上做了没几个月，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推行的事情也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最终黯然下台。

在熊彼特整个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阶段，也就是整个欧洲在战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他也尝试着做一些个人的投资，但是并不成功。

于是熊彼特重新回到大学去教书，但整个欧洲的环境让熊彼特觉得很压抑，他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所以熊彼特也觉得不太快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当时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反而在后来的时间里慢慢消磨掉了斗志，变得消沉。也就在这个时候，熊彼特觉得他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转变，他的选择就是离开欧洲，前往美国。

04 

在今天，我们觉得美国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但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恐怕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美洲是新大陆，即使是一些老牌的大学，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有个几百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几百年的历史跟剑桥、牛津一比，又算得了什么？

美国的经济学的诞生、经济学的教育也都是很晚的事情。在19世纪或者20世纪以前，美国也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本土的经济思想，或者是一些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

所以熊彼特放弃了他在欧洲大学里的教职，到美国去教书，在很多人看来是挺奇怪的一个选择。但是熊彼特自己对此抱有信心。

当时欧洲在民粹主义和纳粹精神的笼罩下，已经变得让人越来越不舒服了。在访问过一次美国以后，他觉得美国反而没有这么多的包袱，而且美国有创新精神，他非常看好美国，是他真正喜欢的地方。

熊彼特觉得美国的经济学大有可为。所以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纳粹崛起之前，就果断地做了一个选择，到哈佛大学开始他的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历程。

熊彼特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正好爆发了著名的大萧条，陷入了经济危机。1929年到1933年，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美国大萧条，要对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做出自己的解释。

对于熊彼特来说也不例外，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熊彼特和凯恩斯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年轻有为的经济学者，所以这个重担就落在了他们这一辈人身上。

凯恩斯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了，凯恩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写出了《通论》这本书，放弃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重构了一套与之完全不同的理论，那就是凯恩斯主义。 

对凯恩斯来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面构筑一套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并且要用现实来检验这一套理论。

而熊彼特和凯恩斯是差不多同时开始进行这项研究，但是熊彼特的工作方式和凯恩斯有所不同。对熊彼特来说，他觉得不能够简单地构建一套理论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还要从历史开始。

熊彼特做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时也不停地收集当时的统计资料。在熊彼特看来，他真正理想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包含了理论、历史、统计的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系，这是他对于未来的经济学的一个理想的构建。熊彼特决心利用这一次研究美国大萧条的机会，去实现他的这一套构想。

要写这样一本书，工作量就比凯恩斯要多很多，熊彼特比凯恩斯晚了四五年才最终完成。凯恩斯那本书其实并不厚，是相对比较精简、重点突出的一本书，熊彼特的书里面包含了很多历史和统计的资料，就写得非常冗长，写了一千多页。

熊彼特把这本书命名为《经济周期》。熊彼特认为这是他毕生功力的凝聚，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代表作。但是熊彼特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学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这是因为当时的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变成了凯恩斯的粉丝和信徒，大家觉得凯恩斯那本书几年前就出来了，我们都读过了，而且凯恩斯的理论经过罗斯福新政的检验，好像非常管用，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而熊彼特要比凯恩斯晚好几年，已经到了1939年，二战都要爆发了，才出这本书，然后这本书里又包含了很多的史料，包含了很多统计，重点并不是很清晰，好像也没有对大萧条的理论作出一个简洁明快的可以理解的体系。

这让熊彼特非常失望。在熊彼特看来，他这本书要比凯恩斯的深刻很多，他尝试着从更深层的角度、更长的时间段、更丰富的理论来解释这样一场大萧条。

熊彼特甚至希望这一本书不仅能够应付当前的大萧条，甚至可以解释更长时间段、更大规模的经济变化。这是熊彼特的抱负所在，只是这些雄心壮志没有获得大家的理解。

我们之前说过，凯恩斯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学者，他觉得既然有了大萧条，我们就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大萧条，使得人民的生活回到正轨上来，减轻人民的痛苦。政府怎么样做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当机立断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但是，熊彼特的看法不一样，在熊彼特看来，大萧条确实是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大萧条也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政府不应该对大萧条过度干预。

这样的一次大萧条，它确实刺破了经济的泡沫，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导致了人民生活的衰退，从短期来看好像是有害的，但是熊彼特认为，从长期来看，大萧条也许是我们经济生活当中一次对经济有利的“冷水浴”。

熊彼特觉得，我们不需要对这样一次经济萧条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看的是这次经济萧条处于怎样的经济周期当中。如果我们顺着经济周期顺势而为，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但是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去干预改变整个经济规律。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中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有一些自然而然的经济周期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那什么叫做经济周期呢？我们的经济有起有伏、有涨有落，在这个过程中，熊彼特觉得我们所经历的经济周期，其实是一系列的长短不一的周期叠加而成的。

因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不同的行业或者说不同的层面，它的起伏波动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领域、一些企业来说，它的生命周期往往一两年就有一个经济周期。

我们现在看某一个企业很厉害、很红，但是可能过了一年、两年，它就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但是有一些部门的起起伏伏、变化周期可能没有那么快，可能需要八年、十年。

除此之外，在熊彼特看来，在我们经济活动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波长长达60年的长周期，这一些长周期可能是由一些根本性的创新所导致的。

比如我们今天会觉得在过去的20年、30年，互联网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互联网可能是60年甚至更早的时间以前产生的，在最开始，互联网的主要目的是军用，他的发明者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用互联网来点外卖。

经过后面的几十年，大家不断地消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拓展，随着软件、硬件等配套措施的发展，最后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发明创造，而且它对于经济的推动可能长达数十年。

在熊彼特看来，我们的经济生产活动当中，存在着这样长达60年的长周期。但是6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可能你能够经历一次完整60年的长周期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在经济活动当中既有一些短期的起起伏伏，也有一些十年八年的起起伏伏，更有一些长达五六十年的起起伏伏，但是这一些普通的波动，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当短波、中波和长波正好叠加在一起，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它正好是长周期的谷底，也是中短周期的谷底，也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谷底，几个谷底叠加在一起，这时候经济就非常糟糕了，就可能会酿成我们认为的大萧条、大衰退。

所以在面临萧条、衰退的时候，熊彼特觉得我们不需要对经济的发展过于忧虑，既然是经济波动，就有它内在的规律，既然经济已经落到了谷底，在接下来自然而然经济就会往好的方向，逐渐地走出谷底、逐渐向上，有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经济向上的最核心的动力仍然是创新，创新背后需要企业家精神。所以在熊彼特看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短期遭受到的痛苦，而是经济结构中有没有出现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大科学技术的创新、资源配置的创新，或者说，我们社会是不是还有活跃的企业家精神。

在熊彼特看来，只要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就不用对社会经济抱有过度悲观的心情，因为企业家精神一定会发现机遇，重新把生产拉起来。一旦生产恢复，GDP就会恢复，经济逐渐拉上来，大家的生活自然而然也会得到改善。这是熊彼特的基本的经济周期理论。

06

熊彼特完成了《经济周期》这本巨著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这对熊彼特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熊彼特他没有完全气馁，他就回到学界继续工作。没过几年，熊彼特的一本讨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得他又一次被大家关注。

我们之前说过，熊彼特是一个受到各派思想影响的学者，他对历史学派、对奥地利学派，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有很深的研究和感触。

在他看来，每一种理论都存在着问题，资本主义有它致命的缺陷，社会主义也有它致命的缺陷，民主也并不见得是一套可靠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它最后都会出现危机。我们并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让所有人能够信服的，然后所有人都遵循的沿着道路往前走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熊彼特并不觉得存在这样的道路。

所以，熊彼特写了这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大家觉得当年意气风发的熊彼特似乎又回来了。

但这时候已经到了40年代中期，凯恩斯年纪大了，熊彼特年纪也大了。凯恩斯在1946年二战结束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这时候熊彼特还在哈佛大学教书。

▲ 1942年，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教书

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也不想进一步讨论现实经济问题了，就把自己的研究转向了早年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那就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熊彼特希望把他最后几年的时间用于研究以前的那些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一直到凯恩斯，他们对于经济问题是怎么看的，他们有哪些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熊彼特要撰写一本三卷本的巨著，叫做《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花了很大力气把这三卷本的前两卷都写完了，第三卷写到了一半。本来他的《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希望写到凯恩斯的。

虽然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个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但是非常遗憾，他最后没有写到凯恩斯就去世了。他的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是由他的遗孀帮助整理，然后出版。

这个三卷本是非常精彩的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不管是他喜欢的、不喜欢的、赞同与不赞同的学者，熊彼特其实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会把这些学者并列，试图分析和提取他们思想当中有价值的部分。

在我个人的观点里面，直到今天，如果要说最精彩、最值得一读的思想史的著作，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熊彼特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一辈子归根到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者，他吸收了各派的经济思想，他也希望把各派的经济理论融为一体，然后构建出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历史，又包含了实证统计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论。

到今天，一个学者也许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也许是一个计量经济学家，也许是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但是很难再像熊彼特一样，同时成为这几个领域的专家。熊彼特希望这几门学科能够融为一体，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兼通这几门不同的学科的。所以，熊彼特可能是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分工的时代，每个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两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但是没有办法对话，也没有办法回应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学术分工推动了学术研究，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分裂的这样一种状况。

而熊彼特，他对于经济学所有的分支的领域都有很深刻的洞见，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知识融合起来，构建对于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可能不太会欢迎熊彼特这样的学者，在今天也很难再出现熊彼特这样的学者。

有两类经济学家都是我很喜欢、很佩服的。有一类是成功的经济学家，比如凯恩斯。另一类是失败的经济学家，比如熊彼特。

读凯恩斯会很容易地变成凯恩斯主义，但是读熊彼特就很难变成熊彼特主义。凯恩斯的思想能够被简化，能够被广泛地传播，这当然是他的思想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特色。

但熊彼特是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很难被定义，你给他贴上任何标签，归在哪一类都不适合。熊彼特思想内部充满矛盾，当他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对这句话有所反思，觉得这句话可能存在漏洞，后面就要否定这个观点，他所有的理论都是在这种矛盾和含混当中往前推进的。

但越是这样的学者，他的思想其实越深刻，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思想矛盾的地方，能够感受到他表述的犹豫的地方，这会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在今天，也有一些学者会自称熊彼特主义者，或者是新熊彼特主义者，他们往往是看中熊彼特的发展理论、创新思想或者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些理论，他们希望从熊彼特的思想里面挖掘出一些核心的要素来指导现在经济的发展。

但是，即使是这些新熊彼特主义者，也没有人再有这个雄心壮志成为一个既懂历史又懂统计又懂理论的经济学家。到了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已经不太阅读熊彼特了，但是很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反而对熊彼特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每一个人读熊彼特都可以从他身上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启发。

（以上为本课节选，完整版观看方式见下）

详情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