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来源：Sir电影收集编辑：毒Sir
Sir赶紧找来过去的经典电影，想要返璞归真，想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对比不要紧，一对比才发现，原来过去的电影……更疯，更野，更坏！如果你的三观还没有成形，很不稳定，容易被带坏和教唆，请立即退出——
不光是Sir，那个年代你要是没看过它，都没脸跟人说自己是影迷和文艺青年。它的片名被郭敬明借用，写成一篇小说，贩售给更多的渴望着文艺气息的小镇青年。这段堪称是文艺青年独立宣言的历史文献，值得全文背诵吧——没工作，偷东西，泡吧把妹，聚在一起就吞云吐雾，就像一首歌里唱的——
如果说电影结尾主角的那段总结陈词，是让影迷隔着银幕想high five的“真心话”。那么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钻进苏格兰最脏的马桶里去捞出鸦片栓剂的经典镜头，则是让一代人不得不刷出666的“大冒险”——△ 配乐由轻快的《卡门》变成壮阔的《Deep blue day》轻音乐、番茄汤10罐、蘑菇汤8罐、香草雪糕一大桶、镁奶一瓶、扑热息痛、漱口水、维生素、矿泉水、葡萄糖、黄书 ；他亲眼见过的死婴，趴在天花板上，脑袋转了180度，朝向他；这个边缘青年，沉浮在性、毒品、摇滚乐里，成为时代里亚文化的符号。甚至，相比起来《猜火车》都算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的了。《看电影》杂志2005年9月刊曾评选出一份《100坏电影｜影响极坏》的榜单。或狠狠鞭挞了普世价值、道德伦理、社会规训、法律准则。总之，在这些电影里，罪恶、禁忌、崩坏被大胆地秀出来。而高贵、高尚与纯洁则纷纷显露出狰狞、可憎、恶心的一面，甚至有可能成为“坏”的帮凶。比如马丁·斯科塞斯在《基督最后的诱惑》（1988）里，把基督塑造成了一位有七情六欲，还差点与妓女结婚生娃的凡夫俗子。《天生杀人狂》（1994）上映之后，发生了12起模仿作案，有受害人家属还把出品公司华纳告上法庭。更被人熟知的，是《出租车司机》（1976）里女主角朱迪·福斯特的粉丝约翰·辛克利。为了博得她的关注，这位粉丝效仿电影情节——去刺杀总统里根。奇怪的是，如此“教坏观众”的一部电影竟然没有被下架，竟然还被奉为好莱坞经典，演技教科书。但基本上都属于不入流的邪典片，质量堪忧，也掀不起多大风浪。
它们出自大导名家，登上主流院线，冲在文化前沿，更具有煽动力。
男主阿历克斯，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就会坏筋大动。他和朋友喝着掺有毒品的牛奶，享受性和暴力带来的刺激。放眼今天的国际影坛，想象不到还有那个大导演还会拍摄一部这样大逆不道的电影。为了惩治坏人、净化社会，政府推出一项实验——能不能把坏人，科学地改造成好人呢？
经过电击、洗脑，阿历克斯终于阉割掉了所有的恶念，再也无法变坏了。但是，一个丧失了自由意志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吗？
但很多人能分辨出表现上的恶，却未必能分辨出更庞大的隐形的恶。库布里克要说的正是，阿历克斯是很坏，但哪怕他再坏，也比某一种社会形态要好上一万倍——一部比AV尺度更大的电影，要知道在哪个年代，日本的AV也有诸多限制，远不像今天看到的这么露骨。
这个时间也被多次搬上银幕，唯独大岛渚的这个版本最为惊世骇俗。大岛渚的特别还在于，他挖掘出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内涵。
国家在发动战争，民众在兴奋狂热，唯有男主是一个低着头的逆行者。
这个帅气、多金、有文化的酒店老板，本来是个人生赢家，为什么要寻死呢？
再看看大岛渚为什么用这露骨和超前的手法表达性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也能找到答案。AV开始兴起，不同于今天提到这个行业，通常会谈论到的女性剥削问题。
当时著名的AV女性，以革新者的姿态投身其中，把这项事业看成一种女性身体的解放。
△ 左为日剧《全裸导演》的黑木香，右边为现实的黑木香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不是那些消费色情出版物的“色狼”们。
而是战后日本的知识文化界，比如像大岛渚这样的导演。
如果政府对色情出版物有审查的权力，那么是否有一天它也会审查人民其他的言论。如果每个人说话的自由不被保障，那么《感官世界》中的历史，是否还会重演。今天大多数人只记得其中的血腥和变态，却未必留意到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一代人在彻底反思，那些被奉为权威和主流的“经”和“道”，真的如看起来那么正确吗？
那么个体的恶，不仅可以被理解，甚至是一种启蒙的武器。
那个说“不要生活”的男主，成了按部就班生活的中年男子，曾经不想要的一切，他今天都在费劲吧啦地抓取。选择生活，选择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并且希望有人在乎选择看着旧情人，希望能做些改变，选择看着历史自我重复
今天换成了，拥抱权力，走向体制，渴望医保、福利、公积金。有这样一群“娜拉”，选择了一种彻底“堕落”的方式出走，挣脱他们不想要的，被规训的生活。而如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才似乎能成为当代迷惘者的背书。
她从未停止过自我觉察与发现，及时修正着自己的选择，渴望自我实现。她做什么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拥有各种选择，但到了30岁，仍产生了深刻的徒劳感，对世界迷茫不已。“坏”不是指向颠覆、毁灭，而是在这之后的重建、重生。以往被指责“教人学坏”的一部分，如今已是主流，比如那些为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呼号的声音。《末路狂花》里的女性愤怒，当时看起来是教唆犯罪，现在则湮没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复仇故事里，成为一种正确。可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只能接受唯一的正确答案。J.K. 罗琳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简单地去承认跨性别者，人们应当警惕这部分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可能者，若非如此，女性原本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这句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言论，使她几乎众叛亲离，以至于《哈利·波特》20周年庆上，灵魂人物罗琳压根没出现。当所谓“进步”的主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容任何质疑的霸权，文明，是否已经变了味？
延伸至现实生活，一种可能性是，罪恶、压迫没有变少，却有了更正当的理由。于是，文艺作品里，一些张扬的“坏”停留在过往，成为过来人的一声轻叹。另一些则演变成“正确”和“美”的形式，塑造着人们认知。
有人如伍迪·艾伦，罗曼·波兰斯基，多年后再度踏进当年自己挖出的坑，撞上“取消文化”。
有人功成名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与自己曾反对的体系形成合流。
戴锦华老师在《人物》访谈中还提到过“优等生文化”，说得很精彩——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优等生意味着，他们是现有体制内的受益者，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得到更多。努力长大，接受主流文化的洗礼和一切多元，做最正确，最有道德的人。就像有许多文艺作品里一定要集齐各个种族的演员，给主角设定LGBT人设，要让黑人当好人那样简单粗暴。他们的确也标新立异——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仍广泛存在的时代。但他们不愿再去真正触碰一个在肤色、种族、性取向、国别之外，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人。拍摄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导演曾表示，要与常规的电影语言对着干：“我想用你未必愿意的方式把观众卷入我的电影中，我想嘲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变暗，20世纪福克斯的标志出现时心中的期望，观众们总在期望什么——我的兴趣就是对它进行嘲弄，这才是真正的必要所在。”真正的“坏”电影，就是敢于质疑，嘲弄，打破一切正确、道德、常规。2022年9月13号，戈达尔去世，这位当年用令人咋舌的拍摄手法搅“坏”电影，塑造出了如街头混混米歇尔那样一个“坏”男主的大导演离世。而杜琪峰在柏林电影节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更是对当下的总结。
当艺术家只愿意在作品里呈现观众想要的正确答案，而观众又只能接受一种正确时，“坏”自然消失了，而“差”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