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方荔，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诉诸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多层次的金融制裁。美对俄金融制裁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较完备：国会通过了五部关于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总统针对俄局势变化迅速发布行政命令，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和执行两个涉俄制裁项目，发布制裁条例，更新制裁名单，从事执法活动。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核心要素有三：经济的安全化、关键部门产品技术的本土化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俄反制裁措施主要包括限制金融交易、外国资产国有化和阻断制裁的域外效力。美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拉锯具有非对称性：第一，受制于金融实力，俄反制裁措施难与美国抗衡。第二，俄试图以能源权力撬动美国金融权力，形成非对称对弈的格局。美俄金融制裁拉锯给中国的启示是：第一，完善反制裁措施法治体系；第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并推动去美元化进程；第三，深化国际经贸、金融联系。

金融制裁；反制裁；俄罗斯；非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D971.222.8；D951.222.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6180（2023）02-0001-25

漆彤，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王茜鹤，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受“零和博弈”思维影响，美国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并对中概股公司展现出了更为严苛的监管态度。美国通过泛化的国家安全审查、歧视性的审慎监管以及频繁的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滥用各类管制性措施，破坏了中概股公司外部运营环境的稳定性及可预见性。美国管制措施中的针对性、歧视性色彩，有违基本的法治精神和国际法的多项原则、准则。因此，在企业层面，赴美上市公司须做好风险规避方案，在美中概股公司应做好回流准备，受影响企业可积极利用美国国内法所提供的救济途径。在国家层面，应持续推进中美双方跨境审计监管合作，考虑对美歧视性管制措施依法采取必要的反制，推动国际社会形成防止国家滥用经济管制权力的约束性纪律。

中概股；管制性风险；金融监管；经济制裁；国家安全

刘瑛，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湘婷，北京植德（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WTO专家组发布了美国对进口CSPV产品保障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该报告在GATT第19条所要求的“未预见发展导致了进口激增”论证上支持了美国的抗辩，该案成为现有唯一得到DSB对“未预见发展”认可的案件。借此背景，以美国CSPV产品案为视角，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GATT第19条的“未预见发展”规定作进一步分析和思考。在程序方面，DSB要求主管机关在公开的调查文件中说明“未预见发展”；在实体方面，DSB要求主管机关证明存在“未预见发展”且此等“未预见发展”导致进口激增，前者要求“未预见发展”是该成员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所不能预见的情况，后者要求主管机关提供合理且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相较于其他案件，美国在CSPV产品案中就“未预见发展”问题的论证，确实提供了充分翔实的证据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就“未预见发展”问题，中国在上诉中仍有进一步主张的空间。除此以外，美国CSPV产品案和其他保障措施案也启示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条例》，补充“未预见发展”要求，在修法之前，商务部在实施保障措施前须充分考虑“未预见发展”且有证据链条加以证明。

保障措施；201调查；GATT第19条；争端解决；举证要求

胡建国，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曾齐玉，南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1年10月31日达成的美欧232钢铝协议包括“钢铝关税配额安排”和“全球钢铝贸易安排”两项内容，引发全球关注。该协议可能与WTO规则发生冲突：美国根据“钢铝关税配额安排”给予欧盟钢铝产品的关税配额涉嫌违反GATT核心义务，且很难根据其安全例外条款获得正当性；“全球钢铝贸易安排”预想的基于低碳强度标准的钢铝产品进口限制亦涉嫌违反GATT核心义务，很难根据其环保例外条款获得正当性，或者为了获得正当性需要满足第20条（g）项和序言施加的系列条件。钢铝关税配额安排对我国钢铝产品对美出口影响不大，但可能影响232钢铝关税相关WTO争端的解决进程，且消除了美欧结盟遏制中国的一大障碍。中国单独起诉前述钢铝关税配额的意义不大，但仍应通过不同渠道质疑其WTO合法性。全球钢铝贸易安排如全面实施，将会对我国钢铝产品出口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连接贸易与气候变化、非市场导向问题的全球钢铝贸易安排很可能只是一个“行业试点”，类似安排有可能复制到其他行业，这会对国际经贸规则演进及我国对外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回应，中国应明确反对诸如全球钢铝贸易安排的“小圈子”做法，坚决反对全球钢铝贸易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密切关注全球钢铝贸易安排的谈判和实施进展并质疑其合法性，同时应努力提高国内钢铝生产的清洁度。

美欧232钢铝协议；钢铝关税配额安排；全球钢铝贸易安排；气候变化；非市场导向

孟强，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静静，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2003年旧《规定》作了较多实质性修改，但仍未能全面解决中介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责任认定与承担问题。基于对中介机构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两千余件类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司法规律，发现此类诉讼反映出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在责任成立上，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投资者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因果关系适用“欺诈市场理论”，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在责任承担上，中介机构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或比例连带责任，对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发行人追偿，中介机构内部亦得以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向责任份额更大的中介机构主体追偿，但内部原因力的认定在实践中较为困难。

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比例连带责任；先行赔付

王湘淳，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名义股东拥有股东资格，第25条又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可适用善意取得规则。这在保护实际出资人利益的同时，较好地维护了公司人合性，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程度也较为合理。但此利益协调方案加剧了股权归属争议，受到不少批判。股权包含社员权利与财产权利两类权利，第24条、第25条的规定可作两类权利分属于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解释。名义股东是公司法上的股东，拥有股权社员权利，可以向公司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实际出资人是财产法上的股份所有者，拥有股权财产权利。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自属于无权处分。相关规范分析与案例研究为这种解释路径提供了现实支撑。解释路径的理论依据则是股权两类权利的归属可以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股权社员权利的归属应采用形式标准，股权财产权利的归属可采用实质标准。两种判断标准的结合造就了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共享股权的局面。

隐名出资；价值判断；实质标准；形式标准

刘飞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

马其家，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数字藏品由数字艺术品和非同质化通证（NFT）构成，兼具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数字艺术品是数字藏品作为商品的价值基础，而NFT为数字藏品提供资产性、流动性以及资金融通等功能。数字藏品交易模式中，交易标的以资产证券化、标准化合约形式交易，交易主体真实身份认证缺失，交易结算货币所承载的经济利益无序流动，交易场所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建设不足，这会为洗钱、市场操纵炒作以及集资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便利。为兼顾数字藏品产业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应当坚持保护数字艺术品作为商品所承载的合法财产权益，严格限定数字藏品中基础资产的类别；坚持将NFT作为商品权属凭证技术工具的定位，严格限制对数字藏品权属的分割；坚持规范有序前提下探索数字藏品流动规则，构建数字藏品交易方的身份认证制度，采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数字藏品结算货币，推动科学定价机制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多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和重视消费者教育。

数字藏品；非同质化通证；数字版权；文化数字化

罗冠男，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

意大利的公共合同与我国的行政协议在内涵上有很大的重合面，二者都具有公私法相交融的双重性质。在公共合同的争议解决方面，意大利通过和解、善意协定、仲裁、行政诉讼等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充分适应了公共合同公私法相交融的特点。而其中行政诉讼的双轨制、诉讼的双向性以及宪法对其进行的约束，又保证了在公共合同争议解决中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保护。意大利公共合同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对我国目前行政协议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公共合同；争议解决；意大利；多元化；利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