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将数字贸易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拥有极其丰富的数据资源,而且当前已构建起多样化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上都将成为我国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贸易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2022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高达2.5万亿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超过15.7万亿元。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例如,2019年7月上海九部门联合出台《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1年)》,是国内首个省级的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行动方案;再如,今年4月,辽宁大连在东北地区率先以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出台《大连市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以‘1384’格局建设大连市数字贸易发展体系”。

作为国际经济变革的关键构成部分,数字贸易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且逐渐成为引领国际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核心引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应牢牢抓住数字贸易的重点发展领域,找准突破口,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有所抬头,新科技变革和地缘政治下的全球竞争不断加剧。然而,以数字化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全球化却在快速发展,推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以及价值链发生“质变”,数字贸易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

(1)国际数字贸易增幅远超传统贸易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可知:国际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从2010年的1.87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19万亿美元,增幅为70.59%;其中,2020年国际数字贸易出口规模的增幅为3.8%,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47.3%升高到2020年的52%,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升至12.9%,已成为引领国际贸易复苏的中坚力量。预测在疫情完全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将会更加适应数字化的贸易和经济模式,重塑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促进国际数字贸易更好发展。

(2)美欧占据国际数字贸易主导地位

从国际市场比重来看,2020年美国数字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比重为17%,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处于第一梯队。德国、英国、爱尔兰等国的国际市场比重介于5%~10%,处于第二梯队;日本、韩国、瑞士、印度、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国际市场比重介于1%~5%,处于第三梯队;巴西、南非、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处于第四梯队,其他110个经济体的国际市场比重都在1%以上。由此可知,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国际数字服务的主要出口方,占据国际数字贸易的主导地位。

(3)中国数字贸易整体处在全球第二梯队

2022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超2.5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78.6%;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高达2.1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30.2%。在此时期,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在国际市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然而相较于货物出口与GDP总量的全球占比,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同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间仍有较大的差距。美欧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65%,处于第一梯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整体处在全球第二梯队。

当前,无论是国际数字贸易还是中国数字贸易,都已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随着数字新基建的日益完善以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贸易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未来,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平台将会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

(1)数字产品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以数字化为根本特征的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服务贸易的主流趋势,目前数字贸易正引领着新一轮全球化,促进数字产品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重塑全球价值链。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的数据显示:2007—2020年,国际数字产品出口规模从4.12万亿美元增加至5.76万亿美元,在货物贸易出口总规模中的占比超过30%。2007年,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规模为6310亿美元;2020年,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规模为1.44万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了128.21%,约占中国当年货物出口总额的56%。

比如:近几年内中国数字藏品市场迅猛发展,2021—2022年单月发行总额与发行数量大幅增长;2022年5月创历史新高,单月发行数量为496.9万、发行总额约1.47亿元。现阶段,中国的数字藏品正处在深化探索与不断完善的时期,主要体现在阿里、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重点项目上。

(2)数字服务

伴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货物贸易逐渐聚焦于数据、金融、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从概念角度来看,数字服务贸易指的是依托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服务与产品贸易,对数据跨境流通有高度的依赖性,是渗透到国际经济贸易各环节、各领域的全新贸易形态,更加是数字贸易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目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不断加快,各类贸易倡议及协定必将会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扎实基础。未来,可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走向以及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数字服务贸易。

例如:《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8》指出:由高科技企业和公共云服务提供商运营及应用的世界范围内拥有超过5万个服务器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总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只有8%;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服务在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中的占比为2.7%,其中软件出口所占比重只有1.84%,表明中国数字服务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数字平台

当前,数字市场中有着非常多的数字平台,根据其功能不同,主要可分为支付平台、交易平台以及售后服务平台等;目前,国内服务于数字贸易的数字平台主要包括电商平台、云计算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等。其中,电商平台主要是由国内电商行业“领头羊”企业为消费者搭建的服务或购物平台,包括京东、淘宝等;云计算平台则是通过对互联网与大数据算法的融合应用,能够高效采集和整合数据,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处理效率;短视频平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载体,已经从初期由AI作为驱动力的内容创作平台,发展成包含本地生活、知识传播、内容消费以及电商销售等诸多功能的综合平台,不但可以满足人们的娱乐和社交需求,而且还通过知识付费、电商销售等各类功能为供给侧改革赋能。

比如:2022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发布了《短视频平台促进就业与创造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快手平台共创造了3463万个就业机会,体现出短视频平台在就业方面的强大带动力;2019—2021年,每年有2000多万人在快手平台中得到经济收入,其中60%属于偏远区域。

随着国际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以数字化为根本特征的跨境服务、产品和数据交易活动日趋频繁,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中国数字贸易需找准关键突破口,来实现数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1)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第一,重点打牢数字贸易规则的产业基础。一是着重发展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层,明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和数字技术标准;二是大力发展消费交易型、生产创新型等数字平台,不仅需维持数字平台旺盛的创新活力,而且还需避免发生市场垄断的情况;三是进一步明确数字平台企业全球化运营面对的制度性困境,支持数字平台企业积极拓展离岸数据业务,通过商业存在模式循序渐进地进军全球市场。

第二,积极探索渐进式数字市场开放渠道。强化对数字关境、数字主权等专业理论及技术的分析,在此前提下创新应用数字贸易特殊监管模式,对于各式各样的数字平台、外资云服务提供商等赋予独特的监管地位;在特殊监管体系下,允许通过专线拓展业务,允许境外企业向中国客户提供云计算服务。在数字市场渐进式开放的基础上,有利于妥善化解各种贸易纷争与摩擦,从根本上解决好数据跨境流通受限的问题。

第三,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要求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是抓紧研究构建数据流动“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明晰数据资源的产权归属,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有序流通;二是支持与东盟各国互建数据中心,同时在海关方面互相赋予独特的监管地位,探索建立“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网络虚拟空间”的数字贸易监管体系,以此实现互联网有序开放、数据本地化储存的目标;三是探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内容服务的原则性规定,针对文化影响力较大的中国文化产品,可考虑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豁免制度。

(2)推动建设中国数字贸易试验区

基于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对数字经济梯度进行科学划分。产业结构、经济基础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结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可以将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划分为低、中、高梯度地区。其中,低梯度地区的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形成数字经济产业,且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包括新疆、西藏等地;中梯度地区在人才资源与产业结构等层面有着较大优势,然而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不够,产业数字化进程亟待加速,主要包括四川、河南等地;高梯度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生产资源有序流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在高梯度地区,积极推动建设数字贸易试验区;在中梯度地区,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后备军”,借鉴参考试验区的有益经验;在低梯度地区,可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过程中夯实数字经济基础,渐渐形成数字贸易竞争优势。当前,中国有两大数字贸易试验基地,分别是北京数字贸易示范区和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在数字贸易领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是,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对于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整体而言,中国的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相同的“起跑线”上,再加上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中国必定会在数字贸易领域形成全新的比较优势。

(3)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不断完善5G网络服务。5G网络能够覆盖群众日常生活、生产和消费等诸多领域,可以将工业物联网、医疗服务、虚拟现实等相互串联起来,具有延时低、速率快、覆盖广、可靠性强等众多优势,是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当前,中国在5G服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华为、中兴等均是世界5G网络服务的领军企业。目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就是不断完善5G网络服务,在商用道路上投入更大的精力,支持中国企业深化技术创新,逐渐构建起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5G运用标准及基于此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第二,不断完善云计算存储服务。“云储存”作为分布式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多平台、跨设备数字处理的核心基础设施,“云端经济”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环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云计算储存服务有极大的依赖性,能够显著减少企业的生产及沟通成本。比如,“华为云”“阿里云”等均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当前并未形成“中国军团”的综合优势,应鼓励有关企业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争做国际“云存储”“云计算”服务的核心供应商,从而成为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三,不断完善区块链服务。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可溯源、信息不可篡改等诸多特征,这使得区块链技术在文件设计、数据流动以及交易保护等领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有望成为数字贸易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需重视总结提炼区块链技术在贸易金融跨行交易中应用的有益经验,取得更多可推广、可复制的区块链服务,进一步提高中国数字经济的信息化。

(4)不断加大数字服务的开放力度

一方面,在不断加大数字服务的开放力度的同时,应当建设更高水准的经济发展机制,同时以更广范围、更宽领域为前提,推动数字贸易向纵深发展,着重突出开放性优势,不断加强数字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推动开放制度的全面落地,而且还需根据数据跨境流通及数据本地化的基本要求,不断加快信息传递速率。在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同时,同样可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逐渐提高数据的开放水平,同时要勇于突破制度方面的束缚,积极开展制度创新,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在加大开放力度的过程中,还需积极参加全球规则的制定。当前,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竞争的重点领域,为了抢抓发展机遇,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同时还需积极参加全球规则的制定,紧跟数字贸易全球发展趋势。未来,还需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与国内领军企业展开高效的沟通互动,并且还应善于采纳中小数字创新型企业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完成好各方面的整合工作,优化现行的统筹安排机制,同时兼顾数据的隐私性以及安全性等,有效平衡各个方面的整体利益,进一步加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在数字技术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重塑的中坚力量,且逐渐凸显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体地位。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将带动国际贸易格局和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数字与贸易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供应链各环节的分工更加细化,大幅降低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另一方面,在数据价值链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数据保护机制、数据跨境流通等治理体系将会成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数字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贸易也在迅猛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目前中国数字贸易整体处在全球第二梯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应当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建设中国数字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数字服务的开放力度为关键突破口,推动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唐坚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张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