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单词“institution”可直译为“制度或机构”。《牛津英语词典》（OED）的释义是：“1. 出于宗教、教育、职业或社会目的而建立的组织（例如学术机构，教会、各种政府办事机构等）；2. 已确立的法律或者实践或者习俗等”^①。这个解释基本对应于该单词在汉语中的两种译法，即实体意义上的机构以及非实体意义上的制度。具体到文学批评领域，就包括文学批评活动赖以存在的各种物质条件和制度因素。在以往关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不太重视它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似乎它们可有可无，至多是为理论活动的发生提供一个场所或舞台而已。但史蒂文·康纳却提醒人们：“知识的结构及其制度、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学教育、出版界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生产场所，所有这些事物在 20 世纪后期的发展都与产生于这些制度和机构中的知识形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也与其他的知识和再现形式有着重要关系”（Connor 5）。近年在美国兴起的大学研究（University Studies）的领军人物杰弗里·威廉斯也强调说：“批评和理论的历史并非仅是思想发展史，并非仅存在于知识分子沉思活动中，而且也与各种制度性结构相关联：大学及其所面临的危机时刻，这包括批评家的职业关切、教学要求、出版经济以及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比如在 1960 年代以后社会语境中的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等”（Williams, “Packaging Theory” 286）。每一种理论思潮都和文学运动一样，其发生和发展总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主要包括既有的观念语境、知识传统、学术惯例、经济状况、文化政治氛围等等，它们复杂交织在一起，构成理论发生的社会土壤。也就是说，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体制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某些发展看上去像是理论自身内在演变的结果，但实际上也可能更多受外界制度性要素变化所致。

      因此，在理论被频频诊断为已经终结的“后理论”时代，我们有必要对理论的兴衰与外部语境之间的“物质关系”进行回顾与梳理，这有利于我们对理论的当下困境做出更清晰的诊断。因为当任何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都需要不断反思和更新它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不断探究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检视自己在社会和学术构成中的作用和位置，进而有可能在未来改造自己的存在方式，以适应不同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理论的兴起与衰退与哪些物质条件和制度性因素相关？它如何、并将怎样继续在变化着的制度和物质语境中发挥作用？

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多元构成的历史要素

       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人们视为一项与世无争、学术自治的纯粹事业。它研究的对象都是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的虚构想象之物，研究结果也几乎不能对真实世界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但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神话，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Eagleton 20）。传统文学研究要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深入广泛地参与了对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维护和再生产。正因如此，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像它自我宣称的那样独立于各种政治、道德和功利主义的考量之外，而总是被编入更宏大的社会规划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倒不是说理论必然是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说不同理论的出现总与那个时代特殊的语境密切相关。

      至少在 1920 年代之前，现代文学批评在它的发源地英国都不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而存在，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教授英文是这个学科的一个尴尬现象。早期文学研究主要采用文学史的手法，比如考证作家生平、挖掘历史信息等。就像后来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所嘲讽的那样：“几乎每一位英文教授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现‘济慈吃了什么粥’，这就是我们典型的研究：寻找英国文学的背景。我们的教科书充满了关于诗人生平的注解〔……〕人们可能知道诗人吃了什么，穿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外，读了什么书，却不懂他的诗”（qtd. in Graff 188）。但从 1920 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开始成为一个真正职业化、学术化的活动。以往那种兼具公共和业余性质的批评行为逐渐被专业学术批评所取代。批评的作用不再是补充历史信息，而是生产专业知识，为读者提供更权威的解释。

       新批评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批评不断走向职业化的背景下诞生的。它所倡导的那种严谨细腻的文本解读法使得文学批评成为可教可学的专业活动，而不再是以往那种漫无边际的史料钩沉或印象式谈论。但是正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新批评的崛起并非仅是一群有着保守情结的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它也得益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语境。首先，在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新批评倡导的那种专注于文本细读的阅读观成为美国标榜自由主义的辅助工具，其对立面就是把文学化简为生活反映、把批评当作政治宣传的庸俗唯物主义方法。其次，到了二战以后，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源构成也变得日益复杂，有很多学生在此前未受过多少扎实、系统的文学教育，新批评倡导的那种只专注文本细读的教学方法尤其适用于新形势下的教学实践，因此得到大范围普及（Culler 12-14）。到了 1950 年代前后，新批评的几位主要倡导者都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从而站稳脚跟②，它的主要学术阵地，包括《南方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等也都得到充足的经费支持。除此之外，新批评的发展还受益于当时美国各个大学推行的暑期培训和通识教育课程，它们都把新批评作为标准的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加以推广。所有这些表明，新批评作为主导批评方法在文学院系的学科体制中得以确立。

      如果说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多受国家意识形态影响的话，那么新批评之后的文学理论则更多受到社会政治语境和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有关理论兴起的社会政治语境，包括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等，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因素对理论的刺激作用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实际上，膨胀的招生规模、充裕的经费资助、繁荣的就业市场、活跃的学术出版、频繁的学术会议等，这些看上去无甚紧要的外部因素实际上都对理论的扩张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威廉斯所说：“理论不仅仅是文学研究机构内部那些伟大的头脑相互切磋业务的精英知识领域，它也是一种被流通和监管的体制性知识”（Williams, “Packaging Theory” 284）。如果没有这些学术外部因素的调节刺激与配合，仅仅作为批评家个人知识创见的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公共学术话语并得到广泛传播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市场因素的变化就是商品逻辑和资本力量，无论批评家们愿不愿意承认，金钱对于理论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至关重要。

       二战以后的近 30 年时间内，美国高等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招生规模的不断攀升以及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让大学获得稳定且充裕的经费支持，所有专业院系都能获得可观的运营资金，有能力去资助一些看上去没有太多实际效用的课程和学术活动。文学专业也由此获得空前发展机遇，以传统文学批评的挑战者姿态出现的理论才能顺利进入课程体系，而没有遭受太多抵制。因为处于上升期的整个人文学科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会因为新理论的介入而让坚持旧传统的师生损失利益。尽管新旧学派在研究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会有分歧，但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在各自范围内旁若无人地做自己的事情。恰如杰拉德·格拉夫所调侃的那样：“正如阶级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移民到边疆和郊区得以避免、或至少被淡化一样，通过开辟新领域、增设新建筑的形式来增加新课程的前哨阵地，大学里的地盘之争得以避免”（Graff xiv）。不过，1970 年代的整体社会语境却更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大部分学生早已腻烦了沉闷、枯燥的传统研究范式，“新批评”早已不新，他们更愿意在课堂上学习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更时髦的理论，更何况理论在政治上的革命性也让那些有着底层、少数族裔或者性别弱势背景的学生们感受到了支持的力量。于是理论吸引的学生越来越多，反过来就有更多为理论教学和研究提供的就业机会，这进一步刺激了理论的学习热情以及经费投入，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由于有了经费支持，一大批专注于理论研究的标志性学术刊物涌现出来，比如《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在 1969 年得以创刊于弗吉尼亚大学，正是得益于英文系借该校百年校庆之机获得的经费拨款。这本期刊原本计划致力于文学史研究，不料却迅速成为理论研究的旗舰期刊。其他著名理论期刊，如康奈尔大学的《变音符》（Diacritics, 1970），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要旨》（Substance, 1971），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疆界 2》（Boundary 2, 1973），芝加哥大学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1974）等也都是在类似背景下创刊（Culler 23-24）。在 1970 年前后涌现的这一批学术期刊不同于当时主流期刊，后者更关注文学史、文本细读以及实证问题，这些新期刊则“转向与文学研究相关的更大的概念，如语言、性别、阐释和社会等，”“（它们）自觉地宣扬〔……〕一种新的批评方式”（Williams, “The Rise of the Theory Journal” 683）。在 1980 年之前，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几乎都与理论无关，但很快情况就发生剧变，理论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威廉斯指出，人们通常只是把期刊理解为像“货车”一样的东西，只会用来“装载”和“传递”理论，但实际上期刊的作用不容小觑，“它们在创立和塑造学术场域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理论期刊以其庞大的数量和体制，不仅报道了理论的发展，而且创造了对理论的期待，就像博物馆中有一面特定尺寸和色彩的展览墙，它预期了某种写作形式”（Williams, “The Rise of the Theory Journal” 685）。期刊发表激励了教师们的研究热情，促进了理论研究转向。与之相反，一些原来的学术权威刊物，比如《党派评论》《纽约书评》等，却因为抵制理论热潮，拒绝参与理论话题而丧失了很多影响力。

      其次，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基金也变多起来，比如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国家人文基金（NEH）和梅隆基金（Mellon Foundation）等都优先支持理论研究项目。在二战之前，因为担心学术自由受影响，美国大学里的人文研究大多都是从兴趣出发的自费行为，研究者们往往不愿意接受政府经费。但二战之后，是否能够获得基金支持成为影响学者们讲授和研究什么的重要因素。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从教学转移到申请经费和发表著作上，而是否有理论创新又经常成为能否成功申请到经费支持的关键要素，由此刺激了理论研究的热情。

       最后，资金的充裕也使得专注于理论的学术会议得以召开。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会议得以举办正得益于此。比如 1966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以“批评的语言与人类科学”（“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德里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演说《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标志着解构主义正式登陆美国。再比如 1986 年召开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新当选的协会主席J.希利斯·米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理论的胜利、阅读的抵抗以及物质基础问题》（“The Triumph of Theory, 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terial Base”），标志理论进入巅峰时刻。虽然这些事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这几次学术会议提供的契机，理论的传播或许不会那么迅速和广泛。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不发表就死亡”的学术生存法则也对理论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背负压力的年轻学者为了获得终身教职，不得不把更多实践用于学术写作而非阅读和教学上，它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能否得出正确的、更合理的解读，而是写出更有新意、更容易被期刊接受的文章，而要迎合这种学术体制的口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注理论本身或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运用，因为在这些方面做出创新总要比传统批评方法容易得多。因此，雷内·吉拉德（René Girard）才批评说：“最近在理论方面的诸多发展更多是对大学体制生活之迫切情势的回应，而非与文学有任何关系。〔……〕理论的快速发展不过是终身教职体制的一个直接产物，它不止要求学术发展，更重视创新”（qtd. in Booker 291）。

       总而言之，理论的发展并非仅仅是理论家们的思想接力，它不仅产生在理论家的头脑中，也发生在现实学术体制之内，受到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虽然不能说这些影响都是绝对的，甚至说不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孰先孰后——比如是理论热带动了理论教材的出版还是反过来——但至少两者之间的互动却是我们在考虑理论从兴起到衰落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方面。它们绝不仅仅是理论发展过程中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刺激作用。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在批驳传统、崇尚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的成功的确从市场和学术体制这里获得了很多正向推动力。正如斯坦利·费什所说，关于文学研究的诸多理论问题，谁能回答得更好、更能推进思考，谁就会被奉为权威，“任何人只要能推进这些讨论，便会自动获得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最高职业回报”（Fish 371）。

理论的制度化、市场化及其当下危机

       自1990年代以来，理论热快速降温，有关理论终结的说法逐渐扩散开来。由于看不到往常那种快速更迭的理论著述问世，很多人便认为理论已经死了，或被排挤到学科体制的偏僻角落。但实际上，这不过是那些被理论压抑已久、痛恨理论话语霸权的传统人文学者过早发出的欢呼而已。直到 2014 年，让-米歇尔·拉巴特还劝告人们：“人们断定理论的时代已然终结，但这却未被证实。在大部分美国大学，理论仍在被系统讲述，也没有迹象表明这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对理论的需求一直存在〔……〕”（Jean-Michel Rabaté 16）。人们没有看到，与其说理论已死，不如说它获得了一种更隐蔽的存在。理论虽然不再是舞台上那种最活跃的、最受关注的表演者，却已把整个剧场台前幕后的很多观众和从业者都调动起来，让大家都熟悉了理论话语，以至于分辨不出谁是参加者、谁是旁观者。所以正像彼得·巴瑞所评价的：“在属于理论的‘瞬间’过去之后，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是理论的‘时间’。它已经不再是仅属于一小群忠实拥趸的关注对象，而是进入知识血脉，成为整个学科被想当然接受的一部分。在这一阶段，它已经褪去魅力光环，成为学习和教授这一事物的一个相当大群体的日常事务”（Barry 1）。

       换句话说，理论并没有死，它只是扩散得越来越广泛和稀薄，这种扩散让那些不喜欢理论的人过早地宣布它的终结，但只要环顾主要的学术出版社和最新的出版目录，就会立即发现有关理论的知识生产依然很旺盛，以后现代主义、身份研究、文化理论、女权主义等为关键词，依然可以检索到大量最新被收藏的学术成果。在学科体制结构上也是如此，理论课程依旧不少，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知识基础，专门为理论方向设置的工作职位虽然已经不多，但新职位的应聘者却一般都被假定能够承担理论课程教学。故此，克里斯提安·莫拉鲁才在不久前指出，有关理论终结的报道都是“被过度夸大了的”，“理论在后理论时代实际很繁荣〔……〕理论并未随着伟大欧陆思想家的离去而离去”（Moraru 155）。

       就像很多理论家一再强调的那样，理论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不断地挑战常识、对有关文学和批评的各种基础假定进行反思和质疑，它始终是以挑战者的姿态面对被普遍接受的话语权威或体制力量，但是当它终于推翻了旧有的话语霸权，借助前文所说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力量，成为新的权威的时候，它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凯瑞·奈尔森指出，理论话语与非理论话语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对阐释、方法和修辞实践的反思和自我意识，“当理论不再有危机、不再需要抗争以界定自我、标划出自我与其他理论的异同之处的时候，当它认为自己已扩张至它所面向的学科、它的理论假说看上去已不再仅是更优先的选择、而是不可避免的自动选择的时候，当它已被当作自然世界的一个给定部分、已经可以随意进入且无需刻意为之便可运用自如的时候，那么它就再也不能称得上是理论了”（Nelson 47）。理论越来越收敛了它的批判锋芒，对自我的反思也逐渐被遗忘，以换来它在当今学术机构和体制中的稳定位置。那些曾经经历过理论热、并在理论之争中大显身手的学者，如今无一例外都在著名学术机构任职，被奉为最受尊重的批评家，就像曾经的二战老兵一样，被经常邀请出来接受膜拜，尽管他们已失去真正的理论创造力。所以说，理论在当下真正的问题便是它的制度化，它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一套规则和规范，我行我素，不受约束，失去了它在过去最根本的发展动力，即永不停歇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理论甚至变成了考量一个文学研究者是否具备“职业信用”（professional credibility）（TuSmith 60）的必备要素，只有擅长理论研究的人才有希望获得终身教职。在与传统批评对抗了数十年之后，理论获得了完胜，成为被广为接受的批评模式、一种精英工作的代名词。

      如上一节所述，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为根本任务的现代大学理念。为了获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和学术排名，进而有更多的招生优势，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等文学部门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传承文化经典，而是更重视学术研究。它不得不与自然、社会学科相竞争，不断催化科研产出，以适应现代学科知识生产的迫切要求，“理论市场及其转变、兴衰、声誉评价与就业市场、学科组织架构以及文学研究中的劳动分派有直接关系”（Williams, “The Death of Deconstruction” 29）。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教师被分为教学与科研两类人员进行管理，前一个承担了文学系的主要教学职能，占人员大多数，主要从事基础教学，如修辞写作等课程，以保障文学系能够生产出“有用的”产品——掌握写作和语言技能的学生；后者则是少数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文学教授，他们得以从繁重的教学活动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创新型理论知识生产。虽然这些知识大多看上去很无用，却可以为所在学科院系赢得更好的学术声望，保证它们在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相比较时，仍可以不落下风。但这种学科分工模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虽然它在一段时间内给理论的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让理论自身陷入危机。理论家越来越不受控制，他们醉心于挑战文化传统，沉迷于个人职业化的研究，变得日益偏狭和激进。理论成了很多人确立话语权威、争夺现实物质利益的手段。与其说他们关心的是谁的理论更有见地，不如说更关心谁的理论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获得基金支持、受邀做演讲以及发表论文，“他们往往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是那种深刻的、不带私心的对知识的追求，而是为了获得基金，让研究得以继续下去”（McQuillan, et al. xxviii）。

      虽然很多理论在口头上还和以前一样激进，对传统充满质疑，对现实中的问题充满关切，但这只不过是引人关注的噱头，“批评家之间的争吵中越来越重要的不是理论分歧，而是由此产生的相关后果，即谁会被晋升、谁的文章可以发表、谁会受邀作报告等”（Martin 175）。理论表面上仍然扮演着美国大学里的“新锐角色”，但实际上却成为“通往发表、就业和职业晋升的门票”（朱刚 5）。这正是伊格尔顿在他于1996 年为自己的《文学理论导论》修订版增写的后记中所慨叹的事情：理论终于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虽然它曾激烈反叛，但最终还是作为后现代社会所提供的“更有诱惑力的商品之一”，成为“后现代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成了少数精英故作姿态的知识游戏，“一种在日趋竞争的知识环境中积累宝贵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Eagleton 206）。当他们以身体和身份政治等花哨的文化符号作为旗号的时候，理论曾经许诺的那种社会现实改变则被拖延的遥遥无期。它在表面上或许并不公然支持资本主义，但在核心关切上却是对商品和效率至上逻辑的顶礼膜拜。

技术－职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其实，理论的衰退不过是理论过度职业化的一个表现，至少在少数前沿批评家那里，理论研究依然在持续，只是已成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学问，“越发趋向于专业共同体内部的书斋切磋型或课堂传授型的知识规训”（周宪 86）。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悖论：一方面，文学研究的学科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文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却大不如前，再次成为象牙塔内的学问。哈佛大学前英文系主任贝特曾在 1982 年撰文，代表传统学者对新兴的各种理论思潮以及文学研究不断加深的专业化程度提出猛烈批评。他认为人文学科正在进入“自 1880年代现代大学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状态”（Bate 46），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通过专业化给自我带来的限制。在文学中，你首先把你的领域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作家，或者半个世纪的某个方面或流派。你只提问一些你听说过的问题，或者那些最能系统化的问题，而忽略了这个问题更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49）。让他尤为不满的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他讽刺结构主义者“可能会与语言学和人类学调情，但他们基本上对历史很无知，而且在哲学上很幼稚”（51），戏称德里达为“巴黎来的捣蛋鬼”，他们让文学研究变成高深莫测的专业，却“引领人们走向潜在的自杀运动”（52）。

自 1980 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英美国家重新占据上风，自二战之后被长期奉行的福利国家模式被终止，人文学科失去了适宜发展的宽松条件。与此前相比，人文学科获得的经费支持锐减，愿意选择文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少，教职变得越来越稀缺，人文学科陷入寒冬。前文提及的美国国家人文研究基金自 1985 年以后基本不再资助年轻学者的理论项目，这大大影响了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热情。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危机时刻不同，人文学科获得财政支持的缩减并非因为经济不景气所致，而是因为经济效率至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已经操纵了整个英美社会。大部分人在进入大学之时都开始关心自己所学专业将来有什么用，特别是能够用经济回报来衡量的用途，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接受教育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有中上层阶级背景的学生，来自移民家庭和社会底层的孩子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往往更具有现实功利需求，成为未来文学批评家的愿望或许并不迫切。罗纳德·斯特瑞克兰德非常忧虑大学教育变得“日益技术－职业化的演变趋势”，“在一个只把培训越来越多的技术职业经理人作为主要功能的大学中，传统文学研究正快速演变为一个可被割舍的奢侈品”（Strickland 2）。而文学研究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效应对这种技术—职业化趋势提出的挑战，因为“对统一的传统人文学科来说，最严峻的阻力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技术职业教育”（5）。

       必须要看到，理论之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获得大发展，批评家被允许从事并无实际用途的理论生产，关键原因在于，在一个高等教育整体积极向上、繁荣宽松、生源和就业市场都不成问题的大背景下，文学专业根本不会被诘问它的存在和所为能给学生和社会带来哪些好处。如卡勒所说：“只要能够吸引学生、带来研究经费或专业同行的尊重，就允许人们各行其道”（Culler 35）。文学系就像一个工厂，当它的原料（新生）供应充足，又能生产出足够畅销的产品（毕业生）时，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精力去生产一些花哨的奢侈品——理论；但是当生源下降、毕业生又缺乏就业竞争力时，首当其冲要受质疑的就是它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生产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奢侈品。于是很多人便呼吁应当削减、甚至取消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把更多精力放在修辞和写作领域”（Graff xvii），只有这样，文学系才能“为未来的技术官僚精英提供精确且单一的语言能力，以满足其履行专门职责之需的任务”（Guillory 264）。1992 年，在伊格尔顿获聘牛津大学托马斯·沃顿英国文学教授之后，校方立即取消了此前由他主持的“文学理论大学讲师”教席，使其不再是专为理论而设的岗位。这起典型事件反映出 90 年代以后理论在文学院系已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它也直接导致伊格尔顿在数年后愤然辞职，离开了工作近 30 年的牛津大学。

       这就是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面临的新形势，“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消费的语境”（周宪 86）。它越来越被迫回答自己的事业究竟能够给学生和社会带来多少现实用处的难题。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不断有权威批评家出版著作，再次谈论起一个已经被认为不值得继续争论的老话题：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比如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文学的用途》（Uses of Literature, 2008），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无关利润：民主为何需要人文学科？》（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2010），玛乔丽·嘉伯（Marjorie Garber）的《文学的用途及其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Literature, 2011），罗伯特·伊戈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的《文学为什么重要》（Literature: Why It Matters, 2019）等。而且它被给予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暂：在招生方面，愿意从事文学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少；就业方面，为写作和修辞等课程提供的就业和晋升机会越来越多。1995 年 2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报道美国全国州议会会议时所用的新闻标题是“‘不发表就死亡’变成‘不教课就死亡’：许多立法者希望州立大学的教授们多上点课，少做些研究”^③。虽然所有教师都被要求把重心从研究转向教学，但是人文研究、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所受到的压力更为紧迫。他们被要求从处于知识前沿的研究专家转变为能够加工更多学生产品的培训师。

威廉斯曾对理论的发展与外部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做过总结，他说：“理论不仅是由一些纪念碑式的伟大思想构成，并非仅发生在象牙塔内的纯粹精神领域。人们也并非在此过着一种抽象的精神活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诸多职业力量和体制结构的一种功能”（Williams, “Packaging Theory” 292）。理论的兴衰无不与这些众多外部条件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因为它曾经借助于有利条件且能够回应、满足社会现实需要，所以在二战以后获得快速发展并于 1980 年代到达顶峰。而当它演变为高度个人职业化的行为、被纳入自我维护的稳定学科体制、不再有效回应外部现实语境时，理论潜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便受到质疑。

       职业化的学术批评曾经是理论勃兴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在今天全世界都不可逆转地向着市场化、世俗化、商品化社会加速推进的时代，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文知识分子却也不得不思考转变其工作方式。理论研究曾经效果显著，它系统且深刻地改造了文学批评的面貌，让人文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学科自觉和反思意识，因此“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将理论继续下去都是重要的”（Birns 316），只是它的规模却有些超过了现实所需。既然追求技术效率至上的逻辑已经主导了社会，那么文学系也需要向工厂企业一样改造自我，更合理的安排学科布局和劳动分工，把过剩的资源转移到更急需的领域，才能渡过难关。杰弗里·尼伦曾建议当下的文学系要像一个聪明的投资人一样为自己制定“一套多元化投资策略”，“在阅读文学史和教授写作方面拥有大量投资的同时，也要在其他多元化的市场进行投资”（Nealon 189）。它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最佳投资组合，一份投在文学研究的人文价值上，一份投在文学教育的实用技能上，剩下最大的一份则投在那些能够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的交叉学科上。尼伦的建议对于我们思考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未来很有启发。一方面，高度专业化的理论批评需要继续下去，因为它是人文学科最有创造性、最具活力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也需要把更多资源分流到更能直接面向就业的技能教育领域，从语言技能的提升到思维水平的提高等，以便获得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存在合法性。这样的策略是否能够真正为人文研究和理论批评带来复兴的希望，恐怕只有在实践之中加以检验了。

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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