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王楠
作为政治与学术思想的载体，梁启超独创的介于传统文言文与近代白话文之间的“新民体”，其流畅质朴的文风，饱含感情的文字，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他对于民国和五四之后的文学风格和文艺创作的方向，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任公对于小说、诗歌以及文字文体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入的理解和论述，他本人亦是自己所倡导的新小说、新诗和新文体的创作实践者。本专题选取了夏晓虹老师《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中“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一章，从“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三个角度来探讨梁启超如何从文学和文字入手，力求促进民众新道德，变革文坛旧风气，同时仍保持中国文学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成分和内容，进而达到改进社会和政治，亦不失中国文化根本的目的。
图为梁启超手稿摄影
文/夏晓虹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尽管五四以后，他已不再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核心人物，而作为著名学者，却仍在文学研究界发生着重大影响。实际上，从作“觉世之文”转向作“传世之文”，梁启超文学观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处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种颇为典型的反映。因而窥此一隅，便可以收概见全局之效。
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考察，可以从小说理论、诗歌理论、散文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也可以对中心论题的转移倾向做综合描述。二者结合，对于全面的研究是必要的。
梁启超关于小说问题的论述，集中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和《告小说家》（1915年）三篇文章中，其他如《变法通议》《小说丛话》等也有零散议论。
《译印政治小说序》是梁启超为鼓吹“政治小说”而写的一篇专论，发表于《清议报》第1册。他在文章中肯定了小说具有娱乐性与通俗性，因而读者面很广，可以因势利导，借用作社会教育的手段；并对中国旧小说作了总体批判，提倡翻译“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政治小说”[1]。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它一向被视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其中心内容为论证“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2]。该文对《译印政治小说序》做了补充和发挥。梁启超觉察到，单从娱乐性与通俗性两方面解释小说社会影响的广泛是“有所未尽”，于是又着重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立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历史考察，得出了“小说界革命”乃是当务之急、必须先行的结论。梁启超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根据小说创作方法的不同，把各种各样的小说区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3]两大类，为中国文学批评引进了两个新概念，这对于小说研究的科学化很有意义。
《告小说家》最晚发表。因该文写于倡导“小说界革命”十几年后，所以，文中除重复先前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与艺术感染力的论点外，还对“小说界革命”以来的创作情况做了总结：一则肯定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自馀凡百述作之业，殆为所侵蚀以尽”；一则批评“新小说”已形成流弊，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4]。这些分析还是相当中肯。梁启超要求小说家加强社会责任感，在当时也有针砭作用。
由于梁启超的小说论文集中发表于他作为政治家而活动的前期，其理论具有明确的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意图，因此，根据他所论述的内容，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两部分。但前者显然是他注意的中心，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后者则仅仅是作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才给予一定注意。明白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早在戊戌前著《变法通议》时，梁启超已很看重小说的教育作用。《论幼学》[5]一篇，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看到了“今人文字与语言离”、“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的弊病，鉴于通俗小说“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于是提倡：
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也就是说，小说可以宣扬孔教，给人历史知识，激发爱国思想，了解外国情况，改变恶劣的社会风气。梁启超要求小说承担这样重大的社会教育职责，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小说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指望小说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论文中也多次表述过。而究其来源，则不能不叙述其师康有为的观点。
《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其实是对康有为幼学思想的阐述和发挥。康有为受他所收集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编行的小学课本启示，在1897年付印的《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专门讲到了幼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告其门人曰：吾中国小学无书，无以为天下之才计也”，乃决意率弟子们“编《幼学》一书”，先定其体例为幼学名物、幼歌、幼学南音、幼学小说、幼学捷字、幼学文字、幼学文法、幼雅、幼学问答、习学津逮十项。康有为的幼学教育思想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即已形成，据梁启超《论幼学》中所说，“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启超等编之，已五年矣”，即可知。梁启超又将其幼学教育的内容择要合并，分为七项，即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和名物书，并未超出康有为划定的范围。康有为在“幼学小说”项下说：
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6]
梁启超文中关于说部书的论述，明显是对康说的具体阐发。在《日本书目志》公开问世之际，他还写下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全文录入康有为为该书所作自序，以示对师说的极度尊重。对书中的其他议论，梁启超也深有领会，并铭记不忘。
旧时（清康熙17年瑯嬛阁刊本）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这是一本幼学启蒙及便民实用的小类书。其内容包含：小儿论、天文地舆图、历代国号歌、圣贤问答诗、历代名贤考、历代帝王纪、音郡百家姓、详明算法、冠婚礼文、丧祭仪式、家礼全图、书契帖式、秤命总论等。
而且，直到写作《译印政治小说序》，康有为的影响仍强烈地显示出来。文中对小说的基本认识，大体还是出自《日本书目志》一书。与《论幼学》不同，这一次是采用引述的形式。在“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的一句赞语后，梁启超引录了一大段康有为以小说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行教育之责的名论。经过梁启超的转述，这段话已广为人知。可很少人知道，它的原出处是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侥僬［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日人尚未及是，其《通俗教育记》《通俗政治记》亦其意矣。
这是康有为为该书卷十四“小说门”所写的识语，除个别字句略作调整、删节外，均被梁启超抄入《译印政治小说序》，几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成为立论的核心。
梁启超大段称引师说，赞同康有为关于小说可以作为启蒙的百科全书，一切知识都应包容在小说中的观点，表明他之所以重视小说，与其师康有为一样，完全是出于改良派开通民智以改革政治的考虑。他们还是以先知先觉者自视，居高临下地启迪蒙昧众生，才找到小说这一适合广大民众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的文学体裁。当然，抛弃文人偏见，愿意为下层人民撰述，这在创作观念上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正是看到了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普遍的社会教育作用，梁启超才对“小说界革命”寄予最大期望，把改良社会政治的重任赋予小说。他论述“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时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7]
小说的改革关系到社会政治变革的成败，小说的崇高地位由此显现出来。而从改良社会政治出发，在各类题材的小说中，自然又以政治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最密切、功效最高，梁启超因而对政治小说格外器重，将其地位置于小说之冠。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有意无意夸大了政治小说的作用，指称：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此说虽然有违事实，但强调政治小说可以推进政治改良，却是当时提高小说地位必要的第一步。
梁启超对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的推崇，显然是以之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功利性使其理论与创作潜伏着危机。文学终究不是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它虽然会产生宣传的效果，却不以此为唯一目的。文学创作首先是一项艺术活动，要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功利主义地利用文学，只会损害文学，使它因失去艺术性而减弱了感染力，结果反而离本来的目标更远。但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思想，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的重任，这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梁启超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有助于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用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关心作品的社会效果。只要不是狭隘地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而是从提倡文学与社会、人生发生联系方面来理解，梁启超的思想还有其可取之处。
在梁启超的小说论述中，肯定与批判又往往联系在一起。“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正是从历史的批判中发现、提炼出来的。梁启超对旧小说的否定采取了绝对化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观察小说的社会效果必然得出的结论。
早期著《变法通议》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时，梁启超便把旧小说算在旧学之内，认定它们“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8]。作《译印政治小说序》时，他仍持这一观点，对旧小说一言以蔽之曰：
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到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民思想是由旧小说造成的：“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一一皆来自小说。由此产生出中国社会的种种恶现状，诸如阻碍实业发展，消耗国力，热衷功名利禄，寡廉鲜耻，不讲信义，好弄权术，沉溺声色，伤风败俗，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总之，中国衰弱不振，旧小说该当首罪。于是，梁启超断然宣布：旧小说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
作者汤颐琐，字宝荣，吴县人。小说共30回，讲述主人公黄绣球受丈夫维新思想的影响，摆脱了旧时家庭妇女的生活处境，协助丈夫兴办学堂，开辟事业的经历。小说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小说》第15—24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小说社始印行足本。
很明显，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概抹杀不能视为公正的评价，对于生活与艺术、存在与意识的先后关系，他也弄颠倒了。同时参加《小说丛话》撰写的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9]，对此即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据此，他指出：“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10]梁启勋把小说看作社会现实的反映，无疑比其兄正确。然而梁启超夸大旧小说恶劣的社会作用，也有其值得注意的用心。尽力贬毁旧事物，正是为建立新事物清除地基。而以小说为突破口，把文学作为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正是这一历史批判顺理成章的发展。
梁启超之所以选中小说作为改良社会政治最锐利的武器，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具有“易感人”的伟大力量，“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为此，他专门分析了小说的四种感染力。一曰“熏”，即是熏陶，“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从而产生潜移默化、连锁反应式的普遍影响。二日“浸”，即是“入而与之俱化”，长久沉浸在作品所带来的情感氛围中不能自拔，达到与作品情境的交融。三曰“刺”，即“刺激之义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受到突然的震动。四曰“提”，即是情感的升华，“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读者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引发出模仿书中人物行动的强烈欲望。[11]
梁启超对小说移情作用的具体描述未必精确，却是发前人所未发，揭开了小说所以感人的奥秘，在当时便大受重视。有人作诗赞曰：“高论千言出胸臆，有如天马无羁勒。稗官小说能移情，不信但看四种力。”[12]而利用小说的艺术感化力，以收移易人心、改造社会之效，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经过他的鼓吹，这也成为不少新小说家自觉的创作追求。如《黄绣球》的评点者即标举：“论小说位置家之言曰：小说者，觉世之文也，宁繁无简；又小说有熏、浸、刺、提四诀。作者本此意以述之，期乎不背其说。”[13]
小说的“移情”作用，还须从读者方面进行考察。梁启超从若以赏心乐事为目的，悲惨小说为何反更受欢迎的现象入手，接触到这个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意义。他把读者的心理需要作为分析的前提，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又说：“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恰恰能弥补读者的这两种缺憾。“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即小说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由此便产生出“理想派小说”。小说又可以把人们未察觉、不明白或无法表达的情境“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即是说，小说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生活与再现生活的需要，由此便产生出“写实派小说”[14]。不管是“理想派”小说，还是“写实派”小说，都因能满足人们某种感情需求而具有“感染力”。
梁启超关于小说艺术感染力的论述已经触及艺术美感的发生、作用问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可这些论说终归还是从“利用”的角度出发，仍然属于小说社会影响的研究。不过梁启超出于政治原因推崇小说作者可以成为“文圣”[15]，这对于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还是切实起了作用。
梁启超的诗歌理论在政治活动时期和学术研究时期有前后不同的侧重点，因而比其小说理论研究深入、内容丰富。
梁启超前期诗论的代表作是《饮冰室诗话》[16]，《夏威夷游记》[17]中也有许多重要的意见。和他的小说理论相同，这些诗论也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最早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提出“歌诀书”与“说部书”都应作为启蒙教材，便已提倡编写“爱国歌”“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含有一定政治内容的歌谣。到1899年底写作《夏威夷游记》，首次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其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目
在《夏威夷游记》论及诗歌问题的一大段议论中，梁启超首先以全面批判的态度否定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认为其毫无新意，“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中国古代诗歌的陈陈相因，造成了创作与时代脱节。于是，梁启超认为：“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为此，他提出了另辟新境的新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这“三长”也是“诗界革命”的三项具体要求。所谓“新意境”“新语句”，据梁启超本人解释，即是“欧洲之意境、语句”，推崇它们“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从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的说法可以明显看出，西方文化是“诗界革命”之魂。梁启超不仅期望输入西方的政治思想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而且期望引进西方的文化精神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想，具有实践价值。
接着，梁启超又分别举出黄遵宪等人的创作，而以“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为评论标准，特别集中地检讨了戊戌以前他与夏曾佑、谭嗣同一起创作“新诗”的失败教训。“新诗”又名“新学之诗”，其特点一如梁启超后来所总结的：“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18]“新名词”主要指从外文翻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用语以及宗教词汇。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也指出，夏曾佑、谭嗣同的“新体”诗“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很明显，“新诗”是用诗歌的形式表现“新学”的内容，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但是，由于“新诗”使用了大量生疏甚至是生造的词语、典故，有的诗竟要“注至二百馀字，乃能解”，或“虽十日思不能索其解”，造成了“新诗”的晦涩难懂；再加上过多地使用“新语句”，破坏了“古风格”，使得“新诗”“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所以，“新诗”在创作上并不成功，影响也很小。尽管如此，这次尝试毕竟为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做了实践准备。
既然“新诗”的失败在于语言内容与形式、风格的不协调，“诗界革命”便有意识地加入“古风格”以为补救。并且，当时梁启超已发觉，“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因而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又将三项要求合并为“旧风格”与“新意境”两项。从尊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性与诗歌独特的创作规律看，梁启超的退步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在于旧体诗的形式是可以打破的，梁启超也未尝没有感到旧形式的束缚，作为变通的办法，他很赞成创作“新乐府”[19]，还只向前迈进了半步。当然，如果从内容的变化往往先于形式的改变来考虑，倒也不能苛求于梁启超。
总起来看，梁启超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很不满意，可供标举的“三长兼备”的诗句寥寥无几，“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自然与前此新学界偏重西方物质文明的倾向有关。梁启超责无旁贷地负起了补缺的责任，谦称：“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的确，诗歌中“新意境”“新语句”从物质到精神的转移，与新学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然而梁启超率先提出这个问题，仍然是独具只眼。单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性考虑，为了保留其独特韵味，也应着意于表现物质表层下潜在的西方思想精神。
经过缜密的考察与分析，梁启超看出中国诗歌发展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势必发生变革，从而得出了“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结论；并且指出，“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从他所摘引的黄遵宪等当代诗人的诗作中，梁启超已看到“革命军月晕楚润之征”。他见机而作，及时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正体现出不失时机、顺应潮流的主动精神。
随后，在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又继续阐发“诗界革命”论，明确提出：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他以进化论的文艺观为出发点，批评“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20]本着“薄古爱今”的精神，梁启超在《诗话》中热情评介了众多新诗人的新诗作，尤其推许黄遵宪的“新派诗”[21]，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创作典范。从这些具体的评点中，进一步阐发了“诗界革命”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此时，梁启超特别看重“新意境”与“旧风格”。他评谭嗣同“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评黄遵宪诗“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评陈三立“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