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1日至7月3日，建筑工程部在青岛组织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简称“青岛会议”），这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于7月3日在这次座谈会上做总结报告的，是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他的讲话对于当时的城市规划工作具有思想解放的特殊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和1957年开展的两次增产节约运动对城市规划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前者促使规划工作者纷纷降低规划标准（如人口规模、道路宽度和绿地面积等）、修改城市规划方案，后者则批判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中存在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和求新过急等“四过”的突出问题，致使城市规划遭受否定性的沉重打击，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情绪低落，不知所措，思想观念受到很大的禁锢。1956年4月，国家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全国城市规划训练班上讲话时已指出对待城市规划工作的两种态度：“规划工作太难，不搞了”；“我搞不了，让别人搞吧”。1957年6月，已升任城市建设部部长的万里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厅（局）长座谈会上又谈到：“两位副总理的报告中把规划工作的错误方面总结了一下，规划工作者就感到吃了一棒”，“要不要规划？国务院作的是增产节约运动指示，不是城市规划工作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和两位副总理报告中都没有说不要规划。规划是门科学，是一项工作，根本取消不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我们难道不要？连这种企图或倾向也没有，更没有这种思想与说法。”由此不难理解，早在1956—1957年，实际规划工作中已经有“要不要搞城市规划”的争论，并且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于需要城市建设部部长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和“纠偏”。

在1958年青岛会议的报告中，刘秀峰指出了当时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思想倾向：“在批判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定额过于偏低；远景规划也不搞或很少搞了，不是强调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相结合，而是只强调从近期出发，只安排当前建设；甚至有些人束手束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了”。针对当时的形势，刘秀峰提出城市规划工作要“发挥主动精神，同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以便多、快、好、省地完成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任务”，“城市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城市”。关于规划标准，刘秀峰指出：“定额标准反映着一个时期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他提出了包括居住面积定额、城市生活用地综合指标、住宅层数和城市道路宽度等几项“带有伸缩性”的定额标准。针对近远期规划，刘秀峰指出：“近期和远景是对立的统一，近期规划结合远景考虑，就会增强我们的预见；正确的远景规划，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近期规划，为近期规划指出方向”，“过分强调远景是有问题的。但是远景规划必须要做，而且能做”，“远景规划定了以后，重点应当放在近期，要使近期规划服从当前需要，用以指导城市建设。”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解除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思想禁锢，具有积极意义。

那么，刘秀峰缘何会对城市规划工作者抱有如此之同情，提出上述主张呢？首先，青岛会议的召开，时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第二个五年计划启动，其本身就有总结“一五”时期城市规划经验、探索新时期规划工作方向的变革含义，这就要求规划工作者思路的调整和转变。其次，进入1958年，我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这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解放创造了难得的思想和舆论氛围。此外还有另一项因素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刘秀峰长期对城市规划工作情有独钟，而城市规划职能对建筑工程部和他本人而言具有“失而复得”的特殊含义。

刘秀峰（1908.11—1971.3.29），原名刘法常，河北完县人（图1），1923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保定市委第一支部书记、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完（县）满（城）县委书记等。1928年调顺直省委工作。1929年被捕入狱。1935年出狱后，任中共保定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平汉线省委组织部长、华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总指挥、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和民运部长，1940年调延安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

图1  刘秀峰（1908-1971）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刘秀峰就对城市工作产生很大兴趣，他曾先后任张家口和石家庄这两个华北地区最早获得解放的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为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接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1947年7—9月，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秀峰被指定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题发言，受到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高度评价。全国解放后在天津任职期间，刘秀峰在恢复发展城市生产、繁荣社会经济和领导城市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任华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期间，他对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更是高度重视，如于1954年5月20日至6月3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城市建设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城市规划展览，刘秀峰于6月3日作了会议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不仅对华北地区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还对稍后于1954年6月10—28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起到了助推作用。

正是在1954年6月前后，我国决定撤销各个行政大区的建制，并于1954年6月19日发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在此背景下，刘秀峰从华北行政大区调建筑工程部工作。1954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任命刘秀峰为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9月29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正式任命刘秀峰为建工部部长（图2）。

图2  刘秀峰部长（前排居中着浅色衣服者）视察即将动工的新工业基地（1950年代）

刘秀峰调建工部工作之初，正值我国城市规划事业进入快速推进的高潮时期，他对城市规划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54年8月，建工部城市建设局升格为城市建设总局，当月召开的建工部第四十一次部务会议决定设立城市设计院，次月成立筹备处工作委员会（图3），经过紧张筹备后于同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简称“中央城市设计院”或“城院”），这就是今天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

图3  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关于成立城市设计院筹备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及刘秀峰等部领导的批示（1954年9月）

注：报告正文中指出：“根据部长及党组指示，我局开始筹备成立城市设计院……”档案最左侧为宋裕和副部长批示：“我同意，请刘部长批示。九月十三日，宋裕和”，其右侧“刘部长”有圈阅笔迹，下方注“同意。秀峰。”

然而，刘秀峰主管城市规划工作的“好景不长”。在当年城市规划工作任务极为繁重的形势下，国家城市规划机构不断升格，建工部城市建设总局于1955年4月从建筑工程部分出，成为国务院直属的城市建设总局（1956年5月又升格为城市建设部），这使刘秀峰作为建工部部长主管城市规划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的8个多月时间。刘秀峰为之而倍感遗憾的心情，可以想象。直到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城市建设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部和建筑材料工程部合并组建新的建筑工程部。这样，早在1955年4月从建筑工程部分出的城市规划职能和人员，再次回到建筑工程部系统。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段机构调整，刘秀峰在1955—1957年并没有深陷规划修改和反“四过”运动的漩涡之中，1958年讨论城市规划工作时他的认识可以相对比较超脱。

那么，刘秀峰又是因何要在1958年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呢？这与毛主席的一次讲话有重要关联。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时谈道：“中国的古代房子，我看了几个城市，比如开封、北京，我很不高兴，我看看青岛、长春的建筑好。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要搬来。”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引起了刘秀峰的特别关注。在城市规划职能重新回归建工部后，刘秀峰立即与部城市建设局的同志座谈，就青岛和长春的城市规划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随后派出一个5人工作组，由城建局副局长高峰带队（图4），赴青岛实地调研。工作组初步调查了解了青岛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关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图5），回京后向刘秀峰作了详细汇报。刘秀峰听取汇报后，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城市规划座谈会。

图4 建工部城建局调研组在青岛的留影（1958年4月）

前排左起：青岛市陪同人员、什基别里曼（苏联专家）、萨里舍夫（苏联专家）、高峰、青岛市陪同人员。

后排左起：靳君达、赵士修。

图5  建工部城建局调研组成员赵士修先生在青岛拍摄的照片（1958年4月）

为了组织好城市规划座谈会，更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有关学术问题，刘秀峰指示中国建筑学会在会议开幕之前先行召开一次以青岛生活居住区的规划和建筑为主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中国建筑学会委托同济大学金经昌教授带领师生提前到青岛拍摄照片，准备有关资料。这次学术讨论会由梁思成（时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他们随后一并参加了青岛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其后，中国建筑学会对讨论会有关报告作进一步整理，由建筑工程出版社于1958年8月出版《青岛——中国建筑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一书（图6）。

图6  中国建筑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青岛》（建筑工程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

注：左图为封面，中图为梁思成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的首页，右图为目录。

1958年6月21日，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在青岛正式开幕。会议代表中，除了参加中国建筑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城市规划部门的领导和技术干部。开幕式对会议的目的和议程加以说明之后，会议代表采取分组讨论和大会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用10余天的时间对会议有关主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讨论。这样的会议组织方式，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在此基础上，刘秀峰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集与研究，7月3日，他用整整一天的时间作了总结讲话。青岛会议结束后，建工部政策研究室和城市设计院对刘秀峰部长的讲话以及会议有关材料作了进一步整理，于1959年6月编印出《全国城市规划座谈会文件选集》一书。

青岛会议的这种组织方式，给会议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取得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而用整整一天时间做报告，是刘秀峰的一贯作风。早在1949年7月27日，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刘秀峰在做施政纲领报告时，就讲了整整一天，记录稿长达2万多字。1953年6月华北城市建设座谈会期间，采取的也是分组讨论与大会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刘秀峰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总结报告。继1958年青岛会议之后，在刘秀峰的策划和亲自主持下，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又于1959年5月18日至6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刘秀峰于6月4日作了长篇总结报告（图7）；1960年4月23日至5月3日在桂林召开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简称“桂林会议”），刘秀峰于5月3日作了长篇总结报告。其中，刘秀峰1959年在上海的讲话经进一步整理，定名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该文曾被20多个国家的刊物转载，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普遍重视和浓厚兴趣。

图7  上海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期间的一张留影（1959年6月）

前排（坐姿者）左起：梁思成、杨廷宝、刘秀峰。

青岛城市规划座谈会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它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急速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的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座谈会的召开是在“大跃进”运动真正形成高潮（1958年夏末秋初）之前，1958年6月青岛会议召开之时，“大跃进”的有关思想尚在酝酿阶段，整个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思想还相对比较理性与克制。刘秀峰于1958年7月3日在青岛会议上所作总结报告，首先对“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深入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如何从全面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问题；二、关于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在大城市的周围建立卫星城市的问题；三、关于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城市的问题；四、关于城市规划标准、定额问题；五、在适用、经济的基础上注意美观的问题；六、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问题；七、关于旧城市利用和改造问题；八、关于县镇规划与建设问题；九、关于农村规划与建设问题；十、关于如何多快好省的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问题。

刘秀峰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促进了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城市规划科学研究探索，同时也为“大跃进”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方向，会后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工作显著加快。据建工部城市设计院的统计，1958年5—8月间，该院协助全国共128个地方（含城市）完成选厂任务1187项、初步规划27项、功能分区68项、现场安排31项（图8）。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60年4月底，“全国有15个省、区，39个相当于专区级的地区进行了区域规划，河北、安徽、山西、内蒙等省区已全面的做出了区域规划和初步的战略部署。有185个城市做了程度不同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1479个县镇做了粗线条规划，2600—2800个农村人民公社做了居民点规划。”

图8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欢送苏联专家萨里舍夫和什基别里曼回国时的留影（1959年5月9日）

前排：什基别里曼（左1）、萨里舍夫（左2）、刘秀峰（左3）、萨里舍夫夫人（左4）、什基别里曼夫人（左5）.

后排：鹿渠清（右4，时任中央城市设计院院长）、王进益（右2，翻译）、靳君达（右1，翻译）。

在青岛会议之后，建筑工程部于1960年4—5月在桂林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另一个重大事件。然而，不论青岛会议或桂林会议之后，建筑工程部向中央呈交的报告，均未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复。其原因何在？

两次会议的亲历者、原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司长赵士修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青岛会议召开时间较早，“大跃进”的劲头不够，而桂林会议召开时已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它的有些提法已经不合时宜。另查建工部党组于1960年9月10日向中央呈交的报告，结尾处提及“鉴于城市规划工作牵涉的面很广，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密切关系，由我部主管这项工作确有一定困难，根据富春同志的指示，我们已经把城市规划工作交由国家建委领导。这个报告，即同时做为我们两年来主管这项工作的交代。如有不妥，请中央指示。”1960年9月1日，建工部的城市规划局和城市设计院已改隶国家建委领导，建工部向中央报告桂林会议情况时已不再是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这份报告也就不需要中央再予以批复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后，1961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刘秀峰受中央有关领导委托，于1961年7—9月到沈阳主持城市工作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完成了10份调查报告和21份调查资料，这些调查报告汇集了参加此项工作的一大批干部的集体智慧，也反映了刘秀峰本人的真知灼见，在刘秀峰和焦若愚（时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沈阳市城市建设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城市工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城市建设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投资少、缺口大、比例不相适应。”1961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沈阳市从企业利润中提取5%作为城市建设资金（自1962年起试行），这项举措对于缓解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生活性设施滞后问题（又称“骨头”与“肉”比例失衡问题，“骨头”指生产性设施，“肉”指生活性设施）具有重大突破意义。

建筑史研究是刘秀峰任建工部部长时着力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1958年，刘秀峰决定在建工部建筑科学院设立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聘梁思成为主任，刘敦桢为副主任。同年10月16日，研究室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决定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十年》三部史书（后称“三史”），刘秀峰参加了这次会议，指出了编写建筑史书的重要意义。其中，《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在1959年11月、1960年7月、1960年9月、1961年4月和1961年10月分别完成五稿以后，呈送刘秀峰部长审阅。刘秀峰认真阅读后，认为书稿内容范围简单，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岁月中的发展脉络和特色，为了集思广益、提高编写水平，刘秀峰决定亲自参与领导，并于1962年10—11月亲自主持召开了16次座谈会，对建筑史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发表了重要讲话。根据刘秀峰的讲话精神，编写人员于1963年4月写出第六稿，到1963年8月和1964年7月又改出第七稿和第八稿，后在198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如建筑编辑家杨永生所指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假如没有刘秀峰大力抓建筑历史、建筑理论的研究工作，既不可能在40年前编就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也不可能通过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出一批专家。”

自1963年起，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期间，刘秀峰受到巨大的冲击，被批判为“部长不务正业，身边拢着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天钻故纸堆”，“把城市的问题归纳为缺、破、脏，是否定‘大跃进’的成就”，他所作的著名报告《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也被批判为“黑风格”和“黑报告”。1965年5月“四清”运动结束，刘秀峰受到撤职处分，被下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郑州第二砂轮厂任副厂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秀峰受到进一步的打击。1967年3月，刘秀峰因病重回北京就医。1971年3月29日，刘秀峰含冤逝世，终年62岁。

1980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为刘秀峰同志平反昭雪，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了追悼大会。此后，一批老领导和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缅怀文章，还正式出版了《建筑业的创业年代》和《刘秀峰风雨春秋》等纪念文集。刘秀峰的名誉得以恢复。

从1954年到1964年，刘秀峰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共10年时间，期间他还曾当选中共八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这10年，是新中国建筑业的创业年代，也是城市规划事业从高潮走向波动的一个转折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剧烈变化，刘秀峰主抓城市规划工作期间的一些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央部门的正部长，刘秀峰对城市规划工作高度重视，对城市规划事业抱有极大热情，对城市规划工作者倍加爱护和支持，对城市规划事业也做出了一定的重要贡献，我们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