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在不断发展，但不总是在进化。目前，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国际社会的“演进”（Evolution）问题上，而较少探讨和思考国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衰退”（Degeneration）现象。英国学派的研究重心从古代国际体系和区域性国际社会开始，到早期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和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建立，再到如今连带主义者们提出的关于世界社会的构想，一直是一种明显的演进式的观点。英国学派虽然善于思考有关国际体系“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但是缺乏对历史上那些一度建立起较高国际秩序却再次退回无序状态甚至成为单一帝国情况的反思，即忽视了国际社会的衰退问题。对于英国学派这样一个一直以历史叙事和比较分析为傲的国际关系研究流派来说，如果未能完整地把握历史上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那将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所以，作为英国学派理论的研究者有必要对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进行关注和解读。

英国学派通过提出“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一概念，对历史上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梳理。同时，英国学派理论研究格外关注国际社会的“演进”现象，即如何从国家间无情争夺权力的现实主义场景（霍布斯社会），到国家间追求某种程度的共存、合作甚至融合的更加秩序化的场景（格劳秀斯社会），再到国家行为体不再成为体系内主导单位的场景（康德社会）。这三种场景分别对应着英国学派中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个核心概念。而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划分上，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内涵本质上是相互重合的，关键问题再也不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区别，而是在某个国际关系形态中体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比重如何，即国际体系的“社会性”（Sociality）程度差异。社会性程度越高就越接近国际社会，社会性程度越低则越接近于国际体系。而社会性的衡量标准则在于体系内的国家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是否受到共同国际规则的约束且维持共同制度的运作。所以，国际体系的演进现象就可以被抽象地概括为国际体系社会性水平增长的过程。

但是，在演进之外，历史上国际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衰退”的情况，即国际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其“社会性”水平并非增长而是减弱和消失的现象。如图1虚线部分所示，国际社会的衰退是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演进而存在的一种“逆向”的国际体系发展方式。历史上，一些国际体系明明已经树立并运作起了一定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实现了从国际体系向国际社会的演进。但是，他们却又由有序的国际社会状态退回到了无序的国际体系状态。同时，这种倒退不同于国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小幅秩序波动，而往往是从“格劳秀斯型””社会向“霍布斯型”社会和秉承丛林法则的无政府社会（a-social）的整体性衰退。有时甚至会突破国际体系的范畴，如体系内的各独立国家被某一成员吞并而最终形成单一的帝国形态，即国际体系本身走向了彻底的消亡。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古希腊城邦体系的覆灭（公元前500—前330年）、春秋战国体系被秦国统一（公元前656—前221年）以及古印度体系被孔雀帝国统一（公元前500—前200年）等。

目前，这种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已经被一些国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赵广成部分借鉴了英国学派的理论，着重讨论了国际关系的退化问题，并尝试打造了关于国际关系退化机制的分析框架。但是，赵广成所讨论的退化问题与本文所说的衰退现象有一定的出入。前者所分析的进化和退化主要是国家间冲突与合作关系的相互转化，讨论的重点在国家间关系的恶化与合作的失败。而衰退现象则特指国际体系发展形态由国际社会向国际体系的阶段性演变，重点在体系层面的整体变化。陈拯的“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一文则通过利用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首次明确将“自春秋至于战国”的历史时期定义为了国际社会的退化案例。同时，陈拯将“宗法制度”定义为春秋华夏国际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并认为宗法制度的瓦解是导致春秋华夏国际社会退化的关键。但是，“宗法制度”是不是英国学派所说的基础性制度，以及是不是春秋华夏国际社会唯一或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仍有待讨论。同时，本文认为宗法礼制的解体更接近于春秋华夏国际社会退化的表象而非原因，在国际制度失灵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导致了国际社会的退化。

总的来看，在论述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时，不少学者都选择了借鉴英国学派的既有理论。但是，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学派理论本身在解释国际社会衰退现象方面存在着空白。事实上，不少英国学派学者都注意到了历史上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衰退现象。例如，马丁·怀特（Martin White）在对国际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后就曾明确指出，历史上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结局往往是导致一个单一帝国的产生。而英国学派中最具反思和创新精神的亚当·沃森（Adam Watson）也在其1922年首次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nal Society）一书中，对苏美尔、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等十个古代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注意到了这些体系的最终消亡。但是，沃森并没有对这种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是将这一现象归类为国际体系演变的“自然”趋势，其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性扩张。虽然历史上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要明显多于国际社会的扩张和演进，但英国学派的有关学者却很少思考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和历史规律。

英国学派没能深入分析并就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建构相关理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英国学派学者对于演进的偏爱，使其未能客观地看待历史上国际社会演进和扩张以外的发展情况。二是英国学派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社会中霸权的存在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而霸权的挑战正是造成国际社会衰退的主要原因。为了确保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英国学派有意识地忽略和搁置了对于霸权问题的讨论。

（一）英国学派的演进偏见

就英国学派而言，不论是理论上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到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再到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进化式设计，还是案例选择上明显以欧洲国际社会的特殊性为中心，对于“演进”的偏爱一直是一条贯穿其研究的主线。首先，这是由于英国学派的理论构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建构主义的影响，使其延续了建构主义的进步思想。虽然英国学派学者为国际社会的产生设定了前提条件，并努力避免像建构主义那样赋予国际社会过多的“正面含义”（Positive Connotation）但是，英国学派内部还是普遍认为，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和对秩序的共同渴望，所以一个互动的国际体系必然具有社会性。由无序的国际体系走向有序的国际社会似乎已被英国学派视为一种必然规律，而这种理论上的先验假设，使得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演进的偏见。

其次，英国学派的演进偏见也反映在其有选择性的案例分析上。英国学派学者非常重视历史叙事的使用，有很多优秀的长历史著作产出，并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数个古代区域国际社会给予了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学派在史料的利用上明显更多地只是选择了对自身理论建构有利的叙述，特别是欧洲国际社会这一案例明显受到了远超其他区域国际社会的重视。这种案例选择上对欧洲国际社会的偏爱，使得英国学派一直为人所诟病其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英国学派高度重视欧洲国际社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欧洲国际社会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形成后成功向全球扩展的国际社会，这符合英国学派的演进理论预期。但 这也意味着，历史上大多数的区域国际社会并没能向全球扩展，甚至很多都不再是国际社会。但对于这些偏离其演进预期的历史案例，英国学派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

最后，这种演进偏见不仅影响了英国学派如何看待历史，同时也在影响其如何看待未来。具体表现为，英国学派普遍将“世界社会”作为其对于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并将其视为国际体系发展的“终极形态”。不少英国学派学者的著作中都有认为世界社会最终将取代国际社会的表述。例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世界社会将是由个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人类普遍共同体，是超越国家层面的存在。而在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及其追随者看来，世界社会的范围不仅要大于国际社会，并且世界社会最终将超越并包含国际社会。新一代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也认为，由国家和跨国因素组成的国际社会属于“二阶社会”（the Second Order Societies），而世界社会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注重道德至上的全人类的社会。正是在对“世界社会”这一模糊未来愿景探求的过程中，英国学派内部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和使命色彩愈发浓厚。目前，英国学派学者普遍把如何超越国家体系和“狭隘”的民族身份作为了其理论阐述的核心，而逐渐远离了其所擅长的以寻找政治规律为目的的历史主义分析。

（二）难以制御的霸权挑战

英国学派长期忽视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霸权”的存在及其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与挑战。对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来说，“霸权”是一种例外情况，长期处于其研究相对边缘的位置。一方面，英国学派认为稳定的国际体系有赖于分散的权力结构，而当一个国家尝试主导整个体系时，这种稳定就会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霸权往往会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从而威胁作为维系国际社会基石的共同利益。同时，如果体系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那么霸权的存在就会导致均势这一首要制度的失灵。因此，经典英国学派一直将霸权视为国际秩序稳定的对立因素。虽然部分英国学派学者尝试将霸权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但是却始终没能克服霸权与国际社会之间不兼容的情况。而“一个或数个国家由于追求霸权而进行长期的战争”“霸权状态下体系内大国对小国的侵吞”以及“某个国家依靠霸权征伐整个体系并建立单一帝国”的种种霸权现象，则正是国际社会衰退的主要原因与表现。所以，拒绝讨论且无法解释霸权问题的英国学派自然也就难以深刻认识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亚当·沃森是首个尝试合理化霸权问题的英国学派学者。沃森将国际社会内部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主权国家（Independent  States）、霸权（Hegemony）、宗主国（Suzerain）、自治领（Dominion）、帝国（Empire）五种类型。他认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滑动于这五种结构类型所组成的“光谱”之中，而霸权是其中较为稳定和常态化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或是霸权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的崩溃。通过拓宽以往对国际社会的结构性认知，沃森将霸权和由霸权引发的秩序变化纳入了国际社会的适用范围之中。但是，沃森的观点只能够解释那些没有从霸权发展到帝国的国际社会。沃森认为，“绝对的主权国家和帝国都处于一种理论假设状态，国际社会结构的发展只会无限趋近帝国而不会真正成为帝国”。可事实上，沃森使用的古代印度社会和古代中国社会等案例却都由霸权结构最终成为了单一帝国结构。这就表明，国际社会的发展确实存在且能够到达像帝国形态这样的“终点”。而一个成为帝国的国际社会也就不再是国际社会，因为构成国际社会所需的复数国家与国际秩序都不再存在。所以，沃森对于霸权的合理化构想明显是存在缺陷的。

伊恩·克拉克（Ian Clark）通过对“正当性”（Legitimacy）和霸权的重新解读，提出了“英国学派视角下的霸权理论”，为英国学派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克拉克的理论尝试打破霸权与秩序的对立性，他认为霸权及其背后的暴力因素可以被视为一种维持秩序的最后手段，二者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为此，克拉克将霸权发展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认为霸权是由“大国管理”（Great Powers Management）制度派生而来的。同时，克拉克为霸权作为国际制度设定了前提条件，那就是霸权或者说拥有首要地位的国家需要对维持和管理国际秩序负有责任。通过这样的理论构筑，克拉克尝试将霸权转化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而非挑战，从而提供了霸权与国际社会相容的可能。但是，克拉克的霸权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那就是，霸权的存在并不总是在削减和抑制体系内的暴力与战争，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也并不总是在承担其社会责任。克拉克的霸权理论只能够解释历史上霸权的一种形态，即那些选择“自我克制”的霸权。例如，克拉克以1815至1914年的英帝国霸权与集体霸权下的欧洲协调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案例。但是，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主动发动扩张性战争、无视责任侵吞小国并对体系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霸权，如古希腊体系中的雅典和斯巴达，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楚国和秦国。所以，克拉克利用欧洲的个案以赋予霸权正当地位的理论显然是不完整的，霸权对于国际社会的威胁并没能完全得到解释。

由于既有的英国学派理论无法解释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打破以往的演进偏见并正视霸权的挑战，从而建构一种可以捕捉和解释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即阐释衰退现象的理论内涵、界定衰退在国际体系发展周期中的位置、确定判断国际社会衰退的标志，以及重点叙述造成国际社会衰退的可能原因。

（一）国际社会衰退的内涵

如前所述，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本质上指的就是历史上国际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其“社会性”的衰弱和消失。具体表现为，国际社会没有得到维持或进一步的演进，而是突破了国际社会的结构类型，最终事实上发展成为了单一帝国或整体消亡。从理论内涵的层面来看，国际社会的衰退就像国际社会的演进“镜像”一般的存在。

英国学派的经典理论认为，当一个国际体系内部的国家认识到他们存在某种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在相互关系中受一些共同规则的约束，并且会合作参与到共同制度的运作中去时，这个国际体系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社会。换言之，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以及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就构成了国际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要素。所以，在英国学派看来，国际社会的演进伴随着体系内国家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的发现和重视，以及对共同制度的遵守和维护。那么相对来讲，国际社会的衰退就可以被定义为，“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不再被体系内的国家所重视，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不再被体系内的国家所遵守”的过程和现象。具体来看，如果说共同利益的形成是体系内各行为体由于长期互动而产生的私利的相互交织（Mutual Self-interest）。那么，体系内各行为体将各自的私利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则代表着国际社会的衰退。如果说通过对话与确立规则来处理彼此共同面对的问题促成了国际社会的演进。那么，体系内公共物品的匮乏、不公正的国际裁判和违背合作规则的竞争方式则会促成国际社会的衰退。

（二）国际社会衰退的界定

国际社会的衰退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演进而存在的，衰退和演进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发展的一体两面。从时间性上来说，衰退和演进同样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他们共同填补了国际体系处于某种相对静止状态以外的时空。以古代中国体系为例，亚当·沃森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定义为古代中国体系存在的历史时期。他认为，这是一个形成于周王朝而统一于秦帝国的封闭而成熟的国际体系，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度达到了较高的秩序水平。这种较高秩序水平表现为对战争的限制和对旧秩序的维护。可以看出，沃森以王朝和帝国这种相对静止的体系状态作为了古代中国体系发展的起止点。但是，一个在结果上没有停留在国际社会状态而是终结于帝国的国际体系又怎么能在整体上称之为“演进”的呢？事实上，沃森本人也在书中将古代中国体系划分为了两个阶段，并认为在第二个阶段即“战国”时期无节制的战争成为了最显著的体系特征。所以，始于王朝而终于帝国的古代中国体系实际上同时包含了“演进”和“衰退”这两个历史阶段：从周王朝出发，国际体系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秩序水平，即体系的演进阶段；而从春秋末期战国早期开始，国际秩序水平不断下降并最终消亡于秦帝国，即体系的衰退阶段。对古代中国体系的这种再划分同样适用于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朝贡体系。

总的来说，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实际存在于各种既有国际体系的时间周期之中，特别是那些秩序水平大幅下降或最终走向消亡的国际体系更是如此。根据不同国际体系不同的时间周期长度，演进和衰退的交替出现可以是单次的也可以是多次的。所以，对于衰退的界定本质上是对某个国际体系发展的进一步阶段化细分，其目的在于使以往隐藏在“演进”之下的部分能够真正得到关注。

（三）国际社会衰退的标志

本文认为，“国际制度的失灵”可以被当做是国际社会衰退的标志。一如国际社会建立时各行为体对共同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拥护，当国际社会衰退时，各行为体往往会抛弃和绕开既有的国际制度并转而采取收益更高但不利于体系合作的自助行为。国际制度作为调节国际秩序的重要机制，可以被看成是分析国际秩序水平高低和社会因素比重的“标尺”。

布尔认为，国际制度是一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是被设计用来调解无政府状态、解决合作与冲突问题的手段。国际规则与国际制度共同发挥着维系国际秩序的作用。但前者只是限制国家行为的一般指令性原则，例如国际法、国际道德准则和国际惯例，等等，而后者则是在国际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协调国家间矛盾的具体手段，例如均势、外交、大国管理和战争等。国际制度既可以是某种有形的组织或机构，也可以是广义上的习惯或法规。但总的来说，国际制度确保了体系内各个国家对他们共同利益的重视，并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行为具有了实质性和持久性。国际制度维系着国际社会的存在，同时国际制度也是国际社会存在的重要象征。

国际制度的这种象征意义对于“衰退”这一视角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国际制度是动态变化的，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或发展或衰落的生命周期。所以，我们可以将国际制度视为一个“标尺”，从而衡量国际社会是否出现了衰退。一方面，虽然英国学派内部对于究竟哪些制度是国际制度或者说国际制度明确的选择标准并没有达成共识，同一个学者也经常在不同时期将不同的制度划入国际制度的范畴。但是，英国学派学者普遍认为国际制度具有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和提高国际社会“社会性”的功能。那么，当国际制度不再发挥其功能或体系成员不再信任和利用国际制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存在和“社会性”水平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国际制度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关联性使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国际制度来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当国际社会的发展出现衰退的情况时，国际制度往往会出现失灵和不再被利用的现象。反之亦然，当国际制度无法发挥以往的功效或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绕开国际制度采取自助行为时，我们也就可以断言国际社会发生了衰退。

最后，能够作为国际社会衰退标志的国际制度应当是布赞所说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而非“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本文所涉及的古代希腊社会的均势制度，春秋战国社会的会盟制度（会盟制度是一项涉及会议、联盟和仲裁的复合制度，类似于“大国管理”），以及在两个古代国际社会都起作用的战争制度就都属于首要制度。相较于次要制度，首要制度更加基础和持久，他们不只是来自一时的人为设计，而往往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所以，首要制度的变化在反映国际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具有更强的典型性。以首要制度为分析对象也可以使对国际社会是否衰退和衰退程度的判断更加准确。

（四）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

国际社会的衰退同演进一样，是一种结构层面的变化。由于演进来自于体系内行为体之间私利的交织，那么，国际社会衰退这种结构变化的成因也应该来自于行为体层面。本文认为，体系内的大国由于受到霸权的诱惑，同体系内的其他大国就体系领导地位展开的“恶性竞争”（Vicious Competition），是导致国际社会衰退的主要原因。“恶性竞争”是冷鸿基通过借鉴经济学中“过度竞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制度内国家为争夺国际制度所承载的利益而竞争时，采取了客观上破坏制度或制度内各国长远利益”的一种竞争方式。冷鸿基利用“恶性竞争”分析了春秋时期大国对于霸主地位（即体系领导权）的竞争如何导致了国际合作制度的退化与瓦解，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但是，本文认为“恶性竞争”不仅会导致国际制度的退化，还会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的整体性衰退。一方面，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制度运行成本的上升，将改变国际社会成员对参与和维护现行国际制度的看法，进而导致本应发挥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和提高“社会性”功能的国际制度最终失灵，即国际制度的退化。另一方面，“恶性竞争”与制度的失灵还将导致国际社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而这会使各成员国对于“共同利益”的观念发生变化，并进而导致体系内各国的“自助行为”不断增加，逐渐超越“合作行为”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即国际社会的衰退。

首先，历史上的大国普遍难以抵御霸权的诱惑。一国随着实力的上升就自然地想要谋求霸权，而这是由霸权身份所带来的收益所导致的。霸权国家虽然要背负维护与稳定国际秩序的特殊责任，但同时霸权国家往往能够从推动和发展国际秩序中获得特殊的利益与资源，是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体系成员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利益的拓展，自然开始渴望争夺体系的主导权，从而建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格局。但是，体系中的领导权对于大国来说是一种不可分割与让渡的重要利益。所以，既得利益者不愿失去霸权而挑战者不愿放弃谋求霸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国就霸权地位展开竞争。受这种零和博弈的影响，大国间很难就竞争达成妥协，所以只能根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去争夺霸权，即进行恶性竞争。在国际政治中，恶性竞争行为通常表现为不遗余力的战争、对国际规则的漠视和对其他成员的剥削等。恶性竞争行为对于国际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不仅会破坏体系内的合作制度，还会导致国际制度的效率低下、国家间信任的丧失、体系成员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权力的自助意义上升等结果。同时，恶性竞争行为又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某大国采取了这种竞争方式，其他大国也会被迫卷入恶性竞争当中，最终只会损害所有的竞争者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长期收益。总的来说，大国间的恶性竞争会从现实层面破坏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霸权追求者会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共同利益或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之上。一旦作为国际社会存在基石的共同利益遭到破坏，国际社会自身也将变得难以维系。

其次，“恶性竞争”将极大地削弱国际制度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当大国间展开恶性竞争的时候，大国为了占据战略优势往往会不择手段，而这对体系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同时，由于霸权竞争常以“同盟vs同盟”的捆绑方式进行。同盟中的大国需要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但这也意味着大国被小国拖入计划外战争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霸权国在竞争时将不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以维系国际制度的运作，甚至会挟持国际制度以加大对小国的剥削。例如，在古代希腊和春秋战国的案例中都出现了霸权国利用国际制度剥削小国的现象。包括：要求盟国两面朝贡或命令其缴纳更多的贡金、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偏袒和包庇影响力更大的国家、极力降低小国的国际地位并建构其属国身份，以及改变制度规则使其能够更好地为自身利益服务等。通过把以促进合作为目的的国际制度变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强权制度，霸主实现了对国际制度的“私有化”，这使霸主既可以逃避维系制度的责任，又可以更多地从小国那里掠夺资源。国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参与国际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的利益最大化。正如基欧汉所说，“促进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所以，任何理性的国家都不会为了参与国际制度而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当国际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支持其运作的成本时，大小国家都将不再支持国际制度。不被接受和使用的国际制度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其功能，国际社会也就将失去防止其走向衰退的“安全网”。

最后，恶性竞争不仅会从现实层面破坏“共同利益”，同时还会影响各成员国对于“共同利益”的看法和观念。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会放大成员国对于威胁的感知，使他们不再追求共同利益或寄希望于分工协作，并不愿再通过对话和确立规则的方式处理彼此共同面对的问题。这种观念的转变会最终导致自助行为的不断增加并居于体系的主导地位。当大国长期违背国际规范进行恶性竞争时，他们就会在彼此之间将建构起“敌人”的身份。对于小国来说，不断受到大国的胁迫和侵犯也会让其非常担心自己会逐渐成为大国的附庸。例如位于晋楚竞争之中的郑国，“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由于对大国的恐惧和怨恨日益增加，郑国这样的中小国家只得喊出“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的自利口号。体系成员对于国际规则的漠视，使得体系中的信义精神难以确立。出于生存本能的驱动，各成员都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占据更大的权力优势，即采取自助的手段攫取领土和收益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最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维持现状，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乘四邻的间隙扩张领土。国家之间冲突频发，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信奉取代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唯利是图和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使得“共同利益”的观念难以在国家间维系。由于国际社会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国际矛盾难以调和以及合作观念难以确立，国际社会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性的衰退。

为了验证衰退现象分析框架的可行性与解释效力，本文选择了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前者是英国学派最多使用的经典历史案例，有较强的代表性。后者则较少被西方学者所重视，将其作为案例有助于淡化英国学派中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通过对这两个走向衰退的古代区域国际社会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印证和阐述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

（一）案例的选择依据

在进行具体讨论之前，本文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个观点，那就是古代中国国际体系与西方以及历史上其他的国际体系是具有可比性的。本文所说的古代中国国际体系特指公元前770年至前211年，由多极独立诸侯国构成的“春秋战国体系”。目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能否被称为独立主权国家，其组织形式又能否被称为国际体系在学界尚有争论。但是，国内已经有大量学者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特征与无政府状态。同时，英国学派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时也很早就将其定义为“国际体系”或“多国体系”（Multi-State System）不仅如此，英国学派对于春秋战国体系是否具有社会性，即其是否由国际体系演进为国际社会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述。赫德利·布尔就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存在国际体系，并且已经具备了国际社会的特征。怀特认为，古代中国要比古代希腊更接近于现代欧洲体系的早期形态。张勇进也认为，春秋时期的国家不只是在一个无政府和现实政治占绝对主导的体系中展开互动的，同时他们还确实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社会。所以，至少在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内，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历史时期是可以作为国际社会衰退的案例进行讨论的。

公元前500-前330年的古希腊城邦体系与公元前770年—前211年的古代中国春秋战国体系，是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案例。在古代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都一度建立起了较高秩序水平的国际社会，体系内的大国不仅具有较高的身份认同、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并拥有了较高的体系地位。但是，随着两个国际社会的发展，二者内部却都出现了大国就体系内的领导权展开恶性竞争的情况。最后，不论是坚定反霸的古代希腊社会还是依附霸权的春秋战国社会，二者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对于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发展的相似性，既有的英国学派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例如马丁·怀特就曾明确指出，“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古代希腊的思想家都面临着棘手的国际秩序困境”“这两个国际体系似乎注定要因内部的破坏性竞赛和/或外部临近大国的征服而被暴力破坏。”亚当·沃森则对于两个体系内部的大国间竞争进行了类比，他认为古代希腊体系和春秋战国体系中均存在两大联盟集团，中原联盟对应于反霸阶段的斯巴达联盟，而楚国联盟旨在支持其霸权野心，因而对应于雅典同盟。

但是，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在国家形态、地缘结构和政治体制上有所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国际社会发展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古代希腊社会的起点是“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这种在体系频谱上明显靠近独立国家一端的情况，与后来的欧洲体系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随着希腊体系的发展，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的实力大幅上升，形成了两强并霸的局面。对于古希腊社会来说，这是其多极独立的体系结构首次被霸权打破。最后，古希腊社会内部的霸权图谋不断消磨着其社会性，并最终使其终结于帝国的形态，被外部的马其顿王国所统治。这种发展结构赋予了古代希腊社会很强的独立倾向，各希腊城邦都十分反对霸权，并希望利用均势制度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春秋战国社会则与之有着明显的不同。春秋战国社会最初的起点就位于帝国一侧，体系内部的国家形成于周王朝的分封制度，这些国家在最初不仅奉周王朝为共主，将其分封视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同时各国也继承了尊卑有序的封建礼制思想。与古希腊的均势秩序不同，春秋战国社会内部的是一种等级化的秩序。所以，春秋战国社会并不像古希腊社会那样天生反对霸权的存在，而是在频谱中靠近帝国一侧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地带。另一方面，春秋战国社会是一个完全封闭发展的国际社会，最后将其推向帝国的主体来自体系内部而非外部。虽然古代希腊社会与春秋战国社会都出现了衰退的现象，但是二者衰退所发生的背景与过程是明显不同的。

（二）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

在英国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的古代希腊体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的诸多政治实践一直被认为是早期欧洲国际社会的典范。在共同文化方面，英国学派的怀特和沃森都注意到，古代希腊城邦体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希腊人有着大体共同的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以及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共同文化为国际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同时，共同文化的存在使得古希腊社会的成员在互动中产生了一种“文明化”的进程，即从普遍追求个人荣誉（Pursuit of Honour）到努力实现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的观念转换。这种自我约束的观念同样反映在了古希腊人对于国际交往的态度上。古希腊人认识到，城市与个人一样应努力以“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应为荣誉或复仇轻易诉诸战争，即体系成员之间有维护秩序的共同利益。这样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也促使古希腊成员着手打造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和谐。以战争为例，虽然城邦国家间不时爆发战争，但古代希腊体系并非一直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事实上，古希腊体系在解决成员间冲突时习惯以缔结协议的方式尽量避免彼此之间爆发战争，在古代城邦体系中这种协约多少带有现代国际公约的影子。柏拉图在其《法律篇》 （The Law）中也提到了城邦间是如何以法律来抑制无休止的战争的，表现出了很强的法律契约精神。除战争以外，古希腊体系还就城邦间经常会产生的政治关系纠纷、商业贸易争端等问题制定了各种国际规则。例如，古希腊设有外邦人侨居招待制度，规定各邦公民需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这类似于早期的使领馆制度。城邦之间相互派遣外交特使、邀请城邦代理人（Proxenoi）发表演讲和推动外交谈判。同时，有学者认为权力平衡和均势制度尽管并不完美但也都早已在古希腊世界中发挥了作用。所以正如布尔所说，“这一系列基于共同文化的规则和制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一个古代希腊国际社会。” 

但是，在歌颂古希腊社会均势制度的先进和制衡政策的灵活时，我们往往忽视了均势背后反复出现的霸权图谋和由制衡霸权而引发的无尽战争。古代希腊的情况正如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所言，他们（希腊人）使用相同的语言，原本应该通过传令人和使者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他们却总是用战争的手段解决纠纷。当我们讨论历史上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时，部分学者将其简单地归结于马其顿的崛起。虽然马其顿作为古希腊体系中的一个边缘国家，通过一方面对底比斯蚕食鲸吞，另一方面却给雅典特权“开绿灯”并放任斯巴达游离在联盟之外的手段取得了最终的霸主地位。但是，作为外来入侵者的马其顿只是为各邦国提供了另一种有效制度组织形式的模板，更多影响的是城邦体系崩溃后的走向。古希腊城邦体系崩溃的真正原因和起点来自于内部，主要城邦国家间因追逐霸权而形成的合作僵局，以及由对抗性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自衰性战争”（Debilitating War）的爆发才是最开始导致希腊人完全受制于马其顿的原因。

首先，作为“霸权制衡”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希腊体系内部一直存在着一种“霸权倾向”。一般认为，在古希腊社会每个城邦国家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国际体系在产生时就非常靠近沃森体系频谱中独立国家的一端。古希腊社会的成员痛恨任何形式的霸主或霸权，对任何想要把希腊统一成一个单一国家的想法坚决抵制。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大部分希腊城邦却又不得不接受某个霸主或霸权式盟主的控制。体系成员一方面和霸主进行妥协，另一方面又为了实现普遍的独立理念而进行各种尝试。这样一种内在矛盾的存在导致体系成员一边联合制衡任何霸权图谋，另一边又不放过任何获得霸权从而统治整个体系的机会。事实上，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等强大的城邦国家，先后都企图为整个地区制定法律并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霸权统治。这种在希腊核心地区建立霸权的图谋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至少包括：波斯的霸权图谋、雅典和斯巴达双头政治下的联合霸权、雅典企图建立帝国从而独霸体系、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建立霸权的尝试、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击败斯巴达后的霸权图谋，以及马其顿最终在希腊确立起的霸权统治。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古希腊社会的成员由于“霸权中毒”（Hegemonic Intoxication）而陷入了长期的恶性地缘政治竞争，并使他们认为这种冲突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解决。不仅如此，霸权之间以同盟的形式相互制衡和相互掣肘的行为，对体系成员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约有5000塔兰同（Talents）的经费可以调动，而来年则只剩下约2300塔兰同，到公元前427年年初雅典可用的经费就已不到1000塔兰同。在这样一种恶性的霸权竞争中，由于双方都不想放弃对霸权的角逐，所以实现制衡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战争摧毁对方的军事能力。就像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指出的那样，“最初制衡保护了希腊城邦国家的独立性，但从长期结果来看，制衡战略却破坏了城邦国家的独立性，产生了破坏区域力量平衡的反效果……区域平衡战略压倒了维持体系平衡战略的需要”。于是，在霸权的诱惑下，大国间的国际冲突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退。

其次，国际制度的“私有化”与失灵加速了古代希腊社会的衰退。由于强大的城邦国家无法就霸权地位进行妥协，使得依靠制度和规则约束战争行为的理念被逐渐抛弃，缔结国际合约也只能是战争过程中的“中场休息时间”。同时，出于分担和降低战争成本的需要，主导国强化了对同盟国的控制而减少了对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古希腊社会，雅典并非野蛮的侵略者，事实上他们是希腊城邦中最开化也最富裕的一员。然而随着雅典的不断强大，他们开始毫不迟疑地利用权力优势去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雅典在国际制度问题上的专横跋扈，遭到了体系内其他成员的恐惧和憎恨。公元前478年，雅典人组建了提洛同盟。最初，这一同盟是为了对抗波斯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进行扩张而建立起来的联盟，其中的各成员均享有平等的权利。雅典人同意同盟的决策应在集体基础上进行，并且将尊重所有成员国的自治。虽然联盟中各方所作的贡献大小不一，但雅典始终是同盟力量的主要提供者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取得了希腊同盟的领导权，一方面利用同盟国的贡赋打造了强大的海军，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海洋、扩大贸易和建立大量殖民地而受益匪浅。随着波斯直接威胁的减少和联盟内部实力的不均衡发展，雅典逐渐暴露了支配整个体系的野心，联盟也逐渐从一种权力联合转变为霸主的统治手段。雅典支配着联盟的军队和财政收入，例如将同盟金库从提洛迁移到雅典本土。同时，雅典不仅规定盟邦所需缴纳贡金的额度、管控成员间的商业往来还推行自己的度量衡使之成为整个同盟内部的标准。此外，雅典还在各个盟邦的城市驻军，并借此干涉各盟邦的内部事务。最后，雅典还把同盟大会的决策权放到了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垄断了发动战争的权力。至此，同盟所宣誓效忠的对象再也不是雅典及其盟邦了，而是为了雅典人民。但很快，雅典打造帝国体系的想法就受到了斯巴达和其他痛恨雅典的城邦的强烈反对。源于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强国对希腊地区控制权的争斗，体系内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波及了希腊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邦。自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4月，双方交战、签订合约、又交战、又签订合约、又违约再战，反反复复直到雅典被最终击败。由于其对古希腊体系秩序的巨大破坏，伯罗奔尼撒战争常被视为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作为古希腊文明逐渐终结的标志，古希腊社会从此正式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强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并开始对彼此之间的“战略空间”展开争夺，特别是对对手的盟友或“意欲皈依者”进行严厉的惩戒和残酷打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中后期，雅典难以维持对“提洛同盟”内众多盟国的控制并遭到了盟邦的反叛和背离，这使得雅典不得不以武力和暴力来控制盟邦并对其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掠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掌握了希腊海陆的霸权，却同样开始无视盟友的诉求。斯巴达不仅拒绝同在战争中损失严重的盟友分享胜利果实，还在盟邦驻军和安插亲信并对体系内稍有微言的小邦大动干戈。同盟不再是一项使小国安全得到保障的制度，反而成为了大国剥削小国的工具。至此，同盟制度彻底失去了其维持国际秩序的功能，而没有了国际制度的保护，古希腊社会也变得愈发难以维系最后，古希腊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侵吞使得共同利益的观念不复存在，而成员间的相互怀疑则使其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变得束手无策。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就霸权展开斗争的同时，古希腊社会中“文明”与“野蛮”间的象征界限就变得越发模糊了起来。历史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古代希腊社会内部成员间的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没有大屠杀记录的重装步兵间战斗的时代，进入了至少发生九次大规模攻城战（包括屠杀、劫掠和奴役百姓）的时代。例如，雅典在进攻米洛斯岛时就公然宣称将无视任何战争相关的传统文明约束。修昔底德也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空前残酷性，以及战争在道德上是如何迅速而出人意料地失控。古希腊内部的利益天平，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向意欲称霸的城邦及其执政精英的短期利益发生了急剧地倾斜。就像公元前490年希腊抗击波斯的侵略时所展示的那样，城邦体系的团结是能够抗击强大帝国的入侵的。但是，经常性的内部残杀极大地消耗了各城邦的资源和信任，希波战争时期产生的共同利益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被各城邦国各自的利益所取代。城邦间关系的恶化同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齐头并进。城邦的内乱和战争的残酷，使得国际规定和承诺的效果大幅下降。在城邦内，将个人声誉和个人利益置于城邦福祉和希腊法律之上的无良领导（Unscrupulous  Leaders）纷纷借机上台。希腊社会自我约束的标准不断降低，情感认同的范围不断缩小，“我们的利益”（整个希腊社会）相对于“我的利益”（城邦或统治阶层）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最终，随着霸权、制衡和战争三者杂技抛球式的恶性循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继分崩离析，希腊世界失去了联盟时期的强大实力，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共同利益的丧失致使各城邦失去了联盟时的团结稳固，由于不再能抗拒外族的强势入侵，各城邦很快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略甚至开始沦为殖民地或外国治下的属地。随着各城邦国家独立地位的纷纷丧失，古代希腊最终发生了由社会到体系再到彻底覆灭的衰退。

（三）春秋战国社会的衰退

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普遍均势，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体系频谱中靠近霸权的一侧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地带。齐、晋先后成为了体系中的霸主，晋国不仅一度是诸夏国家中绝对的霸权，而且在整个春秋国家间体系中也至少是体系的准单极。这一时期的霸主通过取代周王室而继续处于体系结构的最高层，利用自上而下的压力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秩序、家族内部的和睦并调节着体系内部的分歧。据史料记载，齐桓公主盟时期，诸侯国之间仅发生了五次战争。而在晋文公、襄公和赵盾执政时期，即晋国霸业最为稳固的公元前629年至公元前601年间，体系内大规模战争的数量亦不到五次，并且主要发生在中原国家和狄夷国家之间。同时，这一时期的霸主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有很高的道德水平。正如季文子所言，“大国制义以为盟主”。齐桓公是以信义服天下，晋文公的道义水平虽不及齐桓公，但是也表现出了遵守周礼和坚持传统的特征。春秋战国社会以推行善治的霸主为中心，各主要国家间形成了差等但有序的和谐政治局面。

在春秋体系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外交实践，还有一系列沿袭自周朝并在交往过程中被重新建构的外交规则（Diplomatic Rules），以及由这些规则催生出的专属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以会盟制度为例，徐连城认为，“‘盟’是春秋史中的特有现象，无论就其次数之多和就其内容的多样性来说，都为春秋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沃森在《国际社会的演进》中讨论中国的章节中也提到，会盟和霸主的出现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它以一种明确可见的方式推动春秋体系朝向霸权模式回头前行。在春秋时期的霸政体系下，会盟不同于国家间单纯的军事结盟或会面，而是维持体系规则的主要制度保障。会盟是以诸夏国家中霸权国家为主导的诸夏国家联合行动制度，是各国协调行动、解决争端、抵御外敌、制定规则、巩固周礼、确认体系领导国家地位和体现周天子权威的重要手段。会盟在当时代行了早期欧洲国际社会制度中大国管理和均势的作用，是一项综合性的国际制度。体系霸主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通过会盟制度实现了集体安全，这与古希腊以及之后的欧洲社会依靠均势追求集体安全有很大的不同。会盟主要依靠霸主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控制，通过偶尔的联合行动或举办国际盟会来协调矛盾的方式维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

春秋战国体系中的各行为体以 “周礼”为蓝本而不以 “周王室”为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构建起了有序而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但是，春秋时期国际社会的发展并未能永久地持续下去，事实上“春秋战国”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国际社会的衰退。春秋战国是一个巨变的过程，“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作国际社会衰退的有力证明。在齐桓晋文时，战争的起因包括惩罚附庸的背叛、对附庸的保护关系及抵御蛮夷的入侵等，本质上还是在维护整个封建体系的稳定。但在晋楚争霸时期“兼并”现象则日渐频繁，不仅体系内的战争频率迅速升高，诸夏国家灭国的数量也开始急剧增长。在公元前540年到公元前430年中，单被楚国灭亡的诸夏国家便有13个。公元前480年之后，中小型的国家基本灭亡殆尽，像陈、蔡、莒等这样较大的诸侯也开始被彻底消灭。例如公元前473年，春秋时期首次大国兼并大国的吴越之战就发生在这一时段。大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泛滥在之前的春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各大国携手走上了扩张道路，强国开始相互鲸吞蚕食，以为战国。在战国时期的国家间政治中，武力运用的普遍和军事冲突的频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至此，春秋时期确立的国际秩序彻底走向了衰败，国际社会也退回到了以战争为主导的霍布斯状态。

在春秋战国社会衰退的原因上，晋楚两国就体系霸权展开的竞争可以被视作是导致体系衰退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楚国在春秋初期国力就已经十分强大，虽然先后受到齐、晋的压制但其从未放弃北上求霸的计划。晋楚之间，时而晋强，时而楚盛，最终二者展开了以争夺盟国为目的的长期拉锯战，这使得体系内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两强并立的格局。楚国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国家是具有强大实力的制度挑战者。在谋求霸权和扩大权势的过程中，楚国推行兼并主义政策并轻视周王室，对体系规则更是毫不在意。晋国一开始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积极捍卫国际秩序，对楚国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抵制。但是，这不仅极大地消耗了晋国的财力，同时，作为霸主维护体系所能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挑战者无视体系规则所攫取的收益，这使晋国不得不面对“维护国际秩序还是争取自身利益”的矛盾困境。最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优势，晋国也不愿再履行国际义务。一方面开始选择性地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开始提高体系成员的贡赋并欺诈和吞并小国。大国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同挑战者实现“相互绥靖”，共同鱼肉小国。

同时，春秋社会的衰退在国际制度上的反映是非常直接的。随着晋楚竞争的展开，会盟维系国际秩序的作用便直线下降了。社会时期以盟主为核心以会盟为手段的共存精神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战国时期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与兼并战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会盟彻底变成了霸主控制自身势力范围并通过武力胁迫与勒索中小盟国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会盟完全抛弃了过去的友好气氛和家族情谊，成为了各行为体寻求自身利益的竞技场。在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等14个大小诸侯国在宋国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晋楚第二次“弭兵会盟”。在此次会议上，楚国提出了“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要求，即让晋国的从属国今后要去朝觐楚国，楚国的从属国也须去朝觐晋国。这一建议可以被看做晋楚两国间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协议，其实质是通过共享属国领导权和贡赋的方式平分了体系霸主的地位。这种制度设计和操作显然已经背离了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初衷，会盟制度开始被霸权国当做实现私利的政治工具。一如冷战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把持，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行为明显与联合国所奉行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但联合国在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中被美国自私的国家利益所劫持。在第二次弭兵会盟后，晋国开始频繁利用会盟制度要求小国向自己朝聘，在利益分配上采取“亲其共”的做法，视小国为自身属地并以武力胁迫其服从。由于霸权国“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大量原本支持会盟制度的国家反而得不到保护，这就使各国对会盟制度的冷落与轻视日益加剧。于是，体系内的“二等强国”纷纷不再视会盟为有效的国际制度，也不再服从霸主的决议。“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各体系成员逐渐抛弃了会盟制度，转而采用更为自助的手段攫取领土收益，“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随着国际制度的失灵，国际社会最终步入了战国时期残酷的兼并战争中。

最后，霸主间的竞争和国际制度的失灵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对于共同利益的看法。晋楚作为霸主所能给成员提供的“好处”是高度同质化的，即都是提供安全保障。成员若是接受霸主的领导就需要向霸主支付成本，同时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支付双倍的成本，即向晋、楚同时进贡。但事实上，其中一个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就足以满足体系成员的需求，小国没有长期同时保持对两个大国进贡的动力。不仅如此，霸主的不作为和背信弃义使得体系成员即使缴纳贡赋和履行职责也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保护。随着整体生存环境的恶化，开展国际合作的现实成本大幅上升而预期收益却急剧下降。国际社会时期体系成员凝聚在霸主 “尊王攘夷”旗帜下的合作行动一去不复返，社会衰退时期的各成员难就共同利益形成交集。这一时期出于生存本能的驱动，各成员都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占据更大的权力优势，这导致国家之间冲突频发，国际体系的“自助”特征明显。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维持现状，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乘四邻的间隙扩张领土。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信奉取代了传统的等级秩序，唯利是图和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使得诚信观念难以在国家间维系。至此，春秋战国体系的发展彻底偏离了其舒适地带，国际社会走向了衰退，最终在战国末期被单一帝国的形式所替代。

由于英国学派长期忽视了国际社会的衰退现象，本文尝试通过对英国学派既有理论的重构和增补来填充这一份空白。首先，本文探究了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缺乏解释的原因。为了摒弃以往的演进偏见并正视霸权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本文提出了一种可以分析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理论框架，包括明确国际社会衰退现象的理论内涵，界定衰退在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位置以及判断国际社会衰退与否和衰退程度的标志。特别是将大国对于霸权收益的渴求与其围绕霸权展开的恶性竞争，作为了导致国际社会走向衰退的原因。最后，利用古代希腊社会和春秋战国社会走向衰退的历史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虽然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仍需进一步检验，但这至少证明了演进不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唯一形态或常态。同时，体系内的霸权也并不总是具有正当性或承担其社会责任，霸权的存在同样可能是导致国际社会衰退的原因。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并主要立足于欧洲国际社会历史的英国学派理论，明显并没有掌握国际社会的发展全貌。“国际社会的衰退”这一命题，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和细化国际社会理论的历史周期并拓宽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范围。同时，将衰退纳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国际社会的衰退与当今去中心化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是否存在联系？世界社会又能否继续作为我们回答当今国际社会将“到哪去”这一问题时的唯一答案？国际社会衰退理论所反映的动态化和多元化的分析视角，或将为我们提供探讨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