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我曾经系统地梳理过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现在陆续发在《李雪勤文论》里，供各位参考。

5月份，浙江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怎样起草文稿（修订版）》，其中的第二部分即是“调研篇”，本文最后有该新书的封面。有兴趣的同志可查看。谢谢！）

刘少奇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和具体实践

      刘少奇同志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参与新中国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指导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进行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1．刘少奇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观点

      （1）调查研究是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刘少奇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毛主席的文章，提得非常尖锐：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的。”“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他提出，“我们做工作，解决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周密地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还要精细地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正确地把握它的规律，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做出来的决议和指示，才是正确的，工作也才会做好。这才是行动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口头上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总结1958年以来所受损失时深刻指出，“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

      （2）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刘少奇同志指出，“调查，要有目的地作调查。为什么要作调查研究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末，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问题，一个是我们党中央已经施行的政策，比如我们的粮食政策，比如人民公社中的各种政策，什么供给制、按劳分配、公共食堂等等。首先看这些政策到底正确不正确。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到底是否正确，去调查一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还不够，还要规定一些什么政策，还要提出一些什么政策，还要定出一些什么政策。第三，我们脑子里面连问题也没有，那末我们去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过程中提出问题。”“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

      （3）真正执行上级指示，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刘少奇同志指出，“执行中央的政策，不问具体情况怎样，一味盲目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怠工的方法。有许多干部事情办得不好，他说是执行上级指示，问题是你采取什么态度执行，这种‘上级观点’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不管是非，盲目执行，那不是真正执行上级指示。真正执行上级指示，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动脑筋摸清情况，而且可以发现中央的某些规定不对的地方，帮助中央纠正错误。”

      （4）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同志强调：“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前面说过的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办事。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2．刘少奇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实践

      （1）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做出重大决策。

      刘少奇同志调查研究的许多重要成果，成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1955年至1956年的部委汇报调研和1961年4月的宁乡调研。在党的八大筹备期间，他主持起草政治报告，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涉及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在这次调研中，他较早注意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学，中国的好东西则要提高和发扬”，“全国性与地方性相结合”，“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通过“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工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商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等。这些观点，为毛泽东同志形成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次调研，也启发毛泽东同志组织听取30多个部委的汇报，并概括提出“论十大关系”思想。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并代表中央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也成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性文献之一。1961年，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调研。4月到5月，刘少奇同志赴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了44天。4月13日，刘少奇同志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调查中，他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饲料保管室住了6天6夜，晚上就睡在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上，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食物残渣。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刘少奇同志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刘少奇同志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专程到农民家里做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经核实，大队的粮食产量，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这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他在宁乡调查时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通过调研，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了解了实际情况，随后召开1961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2月西楼会议、5月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坚决实施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方针和具体政策。

（2）调查研究的许多成果，具有理论前瞻性。

       刘少奇同志在社会主义认识、社会矛盾、经济建设、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观点，有很多在五六十年代得以初步尝试，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必须“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既然是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区别于共产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他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的论断，认为“应当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第二，关于社会矛盾。1949年，他在天津、开滦视察时，正确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述四面八方政策，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和私营资本政策，提出职员是资方的雇员，也是劳动者，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等观点。1951年，刘少奇同志读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文章后，写了一篇笔记，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分析了这类矛盾的性质及其与敌我矛盾的根本区别，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刘少奇同志在这方面的调研成果最为丰富，也非常有价值。他强调：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把经济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这个“社会主义的重要武器”；必须“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他还极富远见的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大城市要充分发挥作用，武装农村”等重要观点。他指出，“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他突破传统认识，认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提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要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按经济管理的原则”，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等精辟观点。

      第四，关于分配制度。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这是长期性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上产生的新的问题，“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第五，关于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他指出：“半农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既是一种劳动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又是一种学校制度，都是正规的。”“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

（3）以身示范改进作风，树立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1957年2月中旬，刘少奇同志要外出调查，他交待说：“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为了少给地方增加麻烦，我们自己带生活用品，吃、住、开会都准备在火车上。到地方上不要在生活上向人家提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给人家找麻烦的。”他还说：“要同铁道部说好，我们的车在铁路上运行时，不能影响其它客车、货车的正常运输；我们停车时要停在不常用的道岔子上。”18日，刘少奇同志率调查组乘火车离开北京。在从北京到保定的路上，他请调查组、身边工作人员和列车上的负责同志到餐车上开会，亲切地和每个人握手，对不熟悉的人还要问清姓名、籍贯。大家都坐好后，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在一起工作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各项工作。”因为握手时有个别同志叫他委员长，他就老话重提：“我有一点要求，请你们今后不要称呼我的官衔，我也不称呼你们的官衔，大家都称同志，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好！”从此，火车就成了他们彼此的家，成了流动的办公室。

      火车第一站停在当时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列车刚停稳，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人就赶来了，一上车林铁就开始汇报工作，他说：“由于去年遭受了严重的旱涝灾害，不少地区严重缺粮，请示中央给予支援。”刘少奇同志急切地问：“你们大约需要多少斤粮食？”林铁说：“我们反复算过，有5亿斤粮食就过得去了。”当天深夜，刘少奇同志给周恩来同志通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给河北省5亿斤粮食。周恩来同志完全同意，并说很快就会作出具体安排，予以落实。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同志来到河北省委大院，看望省委的同志，告诉他们中央很快就会如数调给河北5亿斤粮食，大家非常高兴，说这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8日，刘少奇同志的专列到达河南新乡。一到新乡，就听说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对此事，工作人员议论纷纷，不少同志气愤地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工人怎么能像对待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那样闹事呢？刘少奇同志是个勤于思慎于行的人，对重大问题从不轻易表态，他还像往常那样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特别是听了当地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汇报，并说已按“反革命事件”处理之后，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派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同新乡市委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后，他终于下了结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议论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工人不该罢工闹事？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即使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了，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官僚主义，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比如对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们采取稳妥而慎重的步骤，把该给大家讲清楚的都讲清楚，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性质等问题，同时要秉公办事，不分你我，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想这样做了，职工们一定会理解国家的难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调动的。可是我们的同志都没有这样做，把人家的收入减少了，福利待遇变差了，工种改变了，你还不给人家讲清楚，还采取强迫命令的高压手段，这样还不把矛盾激化了？”刘少奇同志虽然宣布要推翻这个事件的错误结论，但他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告诉大家：“原来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与定案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而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于是，他把参与处理此案的干部找来，针对这些干部怕背上犯错误的包袱，怕平反后不好工作的顾虑，他首先耐心地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又开导他们：“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定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了教训，将来我们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由于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开导，打消了这些干部的思想顾虑，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刘少奇同志每到一个省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都要给领导干部讲话。他讲的主要问题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确定以后，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国情的一个重大变化；二是多数干部还不会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误当敌我矛盾处理；三是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将失去人民的支持，那是很危险的；四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不闹事时，他们就高高在上，以为天下太平，群众一闹事，他们就惊慌失措，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压服群众。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激化矛盾。所以，要教育干部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同志4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4日陪同外宾到上海参观，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刘少奇70多天调查研究的总结。

      本公众号作者李雪勤，曾供职于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巡视组，现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经出版《新中国反腐败通鉴》《中国拒绝腐败》《民主与改革》《探索与辉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倡廉思想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