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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时，曾大喊“乌拉”的俄罗斯人终于少了一些乐观。

从2022年2月24日至今，俄乌前线已经打了300多天。尽管在大多数官方的口中，仍用“冲突”或是“特别军事行动”来定义这场对抗，但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如今的局势早已不可控制，并逐渐演变为一场被数方势力赌上国运的大决战。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是典型的“俄罗斯性格”：强硬、铁腕、做事绝不拖泥带水。

第二次车臣战争时，他曾亲自乘坐苏-27战斗机飞过战区，并下达了不接受任何谈判，对敌人彻底消灭的最高指示，同时撂下那句著名的狠话：

“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然而20年后，镜头前的普京却早已没了往昔的锐气。反复的战争动员和兵源征调，多次压力下的临阵换将，有意无意透露出和谈的意愿，种种迹象都表明普京已然无法完全掌控战争的发展方向。

打不赢，谈不拢，以一国之力抗衡明处暗处的所有对手，一旦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罗斯就注定不可能是赢家。

如果此时的普京能够好好坐下来反思战争因果，或者翻一翻邻国的历史档案，他会发现自己其实错过了一个最完美的学习榜样。1979年的邓小平，面临着和普京极为类似的战争处境，但这位智慧的长者，几乎只是凭着3句话就成功打赢了一场战争。

一、“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

“这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

为了维持中南半岛以及整个亚洲的稳定，一向在外交上友善亲切的邓罕见的发了火，正告越南如不停止行动，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如果说抗美援朝的底线是一条“三八线”，那么中方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底线就是湄公河。

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

这是邓当时的原话，从一开始我们就直截了当地把底线告知我们的对手，这就是“理”，也是国际上能够认可的“理”。越军不过湄公河，大家就心平气和坐下来讲理，如果执意突破这条底线，那解放军也师出有名。

此时的情形，与俄乌战争前普京面对局势何其相似。同样是曾经的兄弟邻国，同样是突然调转枪口投入另一个强大的集团，同样是面临敌人已经把大炮架到家门口的处境。当然，总的来说当时中国除了更为“占理”之外，其他面临的困难远比俄罗斯更加严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越南号称“第三军事强国”，在经历抗法抗美两次战争历练的同时，还得到了中苏大量的援助，本身实力就不俗。再加上当时苏越签订了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苏军大量陈兵北境，中国一旦出兵将会面临被南北夹击的严峻局面。

第二、在经历长达10年的考验后，军队战斗力恢复仍需检验，指挥系统冗杂，兵员未经训练，作战经验严重不足，武器老式陈旧，能不能直接拉出去打仗谁都没有把握。

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战争发动前，邓公就开始全面布局，他要的是不战则已，一战必胜，这样的战略思维恰恰又是普京所缺少的。

二、“你要我怎么做？”

1978年11月，邓乘坐一架波音707客机降落巴耶利巴机场，在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简单检阅过仪仗队后，便直奔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外交场上的邓公，一贯是沉稳锐利，处理问题一针见血，从不拖沓，但这次与李光耀的会谈中，他却整整讲两个小时，从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到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对亚洲国家造成的影响，再到中国的态度。

显然，邓对李光耀毫无保留，将自己思考全盘托出。这样的坦诚，一时间竟让李光耀有些错愕，不知如何回应。的确，站在新加坡当时的立场上讲，卷入到中苏越之间是并不明智的，但邓的话也一针见血，越南眼下将矛头对准柬埔寨，但最终的目标却是整个东南亚，新加坡不可能独善其身。

邓给了李光耀足够的时间思考他的话，而当李光耀委婉讲出东南亚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苏联的立场后，邓紧跟了一句：

“你要我怎么做？”

邓公说出这句话，是李光耀没有料到的，他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大国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他应该怎么做。

邓是非常智慧的，他出访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并不是强迫这些小国站队，而是要跟他们说“心里话”，表明中国的真实态度和立场，让东南亚诸国放下了戒备，保证不会在战争发起后因为不知情而被利用，从而全部跑去对立面。

紧接着在1979年1月底，邓出访美国。

当卡特总统得知邓的意图后，同样大为惊讶，他甚至连夜亲笔写好一张纸条，向邓建议不要这样做，原因则是眼下美国虽然坚持冷战策略，但也不想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然而和对李光耀的态度不同，这次邓并没有问卡特“你要我怎么做？”而是更加直白地告诉他，中方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只是通知你们，并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

指望美国在战争中施以援手，这是邓从来没有想过的，他此次出行同样只是为了得到保证：

第一、 美国不会站到苏联一边。

第二、 美国要牵制住苏联。

这两点最终都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卡特虽然不赞成对越战争，但他明白不让苏联涉足东南亚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所以很快他向苏联公开警告：不要卷入中越两国之间的战争，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进行干涉，都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事情直到此处，邓的第一步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通过不断的外交访问，让东南亚诸国放下了戒备，同时利用美国威胁着苏联不敢出兵，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掉了越南的所有盟友，使其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

这一点，恰恰是普京在俄乌战争前留下的最大隐患。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撑到今天，离不开北约各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其中英、美、法这些大国纵使一直是统一战线，坚定与俄为敌，但其余欧洲国家也不乏左右摇摆想要置身事外者，但随着战争的扩大，随着所谓“北溪二号”被炸毁这类的事件的发生，这些国家最终只能倒向了普京的对立面。

俄罗斯再强，拿下一个乌克兰也要耗费心血，更别提面对整个北约联盟。树敌太对，盟友乏力，俄罗斯已经很难赢得最终的胜利。一场战争的胜负，绝不止在枪炮之间，外交场上的斡旋往往更加关键。

不得不说，和邓的“此消彼长”的外交智慧比起来，普京光靠武力平推的战争思维还是稍显稚嫩。

三、“有限目的，有限时间，有限地区，有限规模”

普京在俄乌战争中犯下的第三个失误，就是优柔寡断，明明可以一击致命，却最终把战争拖入输不起，赢不了的死胡同。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是指望通过闪电战快速打垮乌克兰的有生力量，威慑欧美诸国，迫使其放弃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而这次行动最关键的两个点，一是要快，二是要彻底，偏偏普京一样都没做到。

因为怕仗打得太大，把乌克兰打烂了无法收场，俄军的闪电战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本来军队战斗力就有待考验，这下又投鼠忌器不敢动用杀伤性太强的武器，战争伊始就连吃败仗，不说打垮乌克兰，反而自己被几次反击打乱了阵脚，当北约反应过来加入战争，俄军再想加大投入就已经晚了。

与之对应的，是同样在战前面临“不能把仗打得太大”这个尴尬问题的邓公，却在对越反击战中选择了另一条和普京截然相反的思路。

整个对越反击战，解放军两路攻击集团，共为9个军29个步兵师，总兵力达到56万，在将近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这么大的规模，整场战争却只持续了28天，究其原因就在于邓的最高战略：

“有限目的，有限时间，有限地区，有限规模”

这其实和俄乌战争中俄军的战略是较为相似的，但差别就在于解放军实现了，而俄军没有实现，原因就在于两方一开始对这份战略的理解截然不同。首先看看解放军是如何执行这四项命令的：

有限目的：以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部队，歼灭越军一线边防部队，摧毁其军事设施，这两个目的非常明确，换句话讲就是打残敌人，打垮敌人，但不消灭敌人。

其实早在最开始研究作战构想时，还筹划了除东西两线之外的“第三路线”，即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昇少将指挥50军、54军，由普洱、西双版纳一线进入老挝，过境直接穿插至越北腹地，将整个越南“拦腰斩断”。

这一路一旦成功，就将对北部越军形成两面夹击，是典型的瓮中捉鳖打法。但邓考虑到一旦全歼北部越军，战果虽然空前，却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苏联，逼迫其采取措施。所以遵循“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的总原则，这一路线最终取消。

有限时间：考虑到苏军完成军事动员大约需要2周时间，对越反击战便以此为限，从2月17日发起总攻，到3月5日宣布撤军，刚好半个月的时间。速战速决，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就结束战斗，无疑是最聪明的作法。

有限地区：解放军东西两线大军深入越南境内40公里,越南首都河内已经完全暴露在炮火射程之内，而邓此时却决定不再南推，全线撤军。这说实话还是一个“理”字，扫清越北是教训和警示，但如果打进河内，难免国际上兴起舆论，这和美军过不过三八线，越南过不过湄公河是一个道理。

有限规模：整个越战期间，我空军部队一直处于一种出而不击的状态。航空兵13个师、3个独立团、10个大队各类飞机774架，起飞8500架次，但战绩却只是击伤和击落两架苏式米格—21P侦察机，并且严格来说，这还是地空导弹部队打下来的。空军和海军不做主动出击，只策应陆军作战，一是避免三军同出势必把仗打大，二是限制越军空军作战。

要知道当时的越军拥有300架苏式米格系列战斗机、70架F-5战斗机、450余架直升机，完全拥有应对大规模空战的硬实力，但因为忌惮空军参战对本土作战消耗太大，同时解放军空军也并未参战，所以越军最后宁愿战败，也没有出动空军。

“有限目的，有限时间，有限地区，有限规模”总结起来就是以强大的陆军集团短时间极大消耗越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不给苏联留出反应时间和出兵的理由。要做到这些点就必须保证绝对的兵力压制，作战思路绝对明确，官兵决心必须坚定。

整个计划完全符合实际发展，这是对自身实力和对对手实力的精确估计。而同样是在战争之初，俄军明明军力不足，却硬是来了一出“包围基辅”，结果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反而丢掉了闪电战的最佳时间。如果普京能够集中优势兵力，保证战争一开始就对乌克兰形成有效的、不可逆转的打击消耗，那么战争的走势可能截然不同。

邓公的“有限”是在自身实力足够的情况下，在不引起外交不利的情况下，让对手遭受最大的损耗。而普京的“有限”则想有所保留，又盲目确立了过多不切实际的作战目标，等到前线打不动了才想起来出动车臣部队、瓦格纳雇佣军，已经为时已晚。

说到底，虽然对越反击战发生在距今40年之前，但当时邓已经完全抓住了现代战争以及国际间利益的核心，用外交来辅助战争，用精确的战略来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普京则过分依赖所谓的“一路平推”，当年俄罗斯打车臣时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如今又是重蹈覆辙。

没有完全相似的两场战争，对越反击战和俄乌战争纵然有诸多的独特性，但战争的本质终究是一样的。留给普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能不能引导战争走向积极的一面，就看他能不能从实践和历史中找到那把真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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