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还有2集就结束了，现在看到最高潮，结局到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是有真实历史背景的。

历史上的大明丝绢案，是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遇到的罪与罚。

电视剧中丝绢案的主角帅家默，历史原型叫帅嘉谟，也是发现了税制问题，帅嘉谟在明朝的歙县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军史，家中世代为军。

真实的大明丝绢案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我们从史料中的地点、时间以及人物来抽丝剥茧，探究“显微镜”照错了的大明丝绢案。

大明丝绢案发生的地点并不在剧中所说的浙江省金华府，主人公帅嘉谟也并不是金华县的人。大明丝绢案的另一种叫法是“晚明徽州丝绢案”，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徽州府的歙县，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附近。

事情涉及的县也不是金华府的八个县，而是徽州府的六个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

剧中写在金华府大概是因为戚薇这一角色的剧情需要，戚薇的火腿生意挂上金华的招牌也许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实际上明代开始，徽州的很多商人都在金华卖绩溪火腿，甚至一度金华府最有名的火腿店就是卖的徽州绩溪火腿。

事先说明地理差别，并不仅仅是地理上黄山与金华分属两省，相隔300公里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徽州丝绢案之所以会震惊朝廷，导致重大后果，与发生在徽州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徽州是万历年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推行“一条鞭法”新政的试点地区。

对于清丈土地、税赋均平等新政内容该以怎样的方式推行，如何化解阻力，张居正与新政支持者需要先在徽州做出成功的经验，然后再面向全国来分享。

所以作为试点地区，在推行新政时势必会率先遭到来自豪绅氏族以及保守派势力的反抗。在史料中，至万历九年新政开始全国推行，徽州除了税赋，在土地清丈方面也因新旧制度的变革，产生了许多的纠纷诉讼。

徽州的宗族观念非常之强，在距离丝绢案200多年前的1316年成书的《新安大族志》中，就开始对当地的宗族影响力和家族综合势力进行了排名。

这种排名不仅仅是在财力上，占地多少以及朝中有多少关系也是重要因素。在后来的一部《新安志》中，也以“名臣辈出”作为各宗族的骄傲。

徽州的豪门宦族要比其他荒僻的州县更加强大难缠，而丝绢案的背后，正是这些势力的兴风作浪，才让事态不断扩大，最终发展为晚明的重大事件。

也正是因为这些在徽州根植了上百年的宗族影响力，才能在事后让各大宗族毫发无伤。

大明丝绢案发生的时间是从隆庆四年（1570）帅嘉谟第一次上书开始，但是在帅嘉谟上书之前，关于徽州府人丁丝绢的问题已经在嘉靖元年（1522）和嘉靖十二年（1534）这十多年间被人多次提起过，但都并未得到重视。

甚至就在帅嘉谟上告前不久，徽州府在1566年版的府志中也言及了丝绢税的可怪之处。

直到1570年帅嘉谟上书当时的巡按御史衙门和应天巡抚衙门，这件事才成为争议的焦点，并导致了徽州五县的暴乱。

那么为什么帅嘉谟能在把前人留下的问题捅上天呢？

实际上这件事跟谁捅没关系，而是跟捅出的时间有关系。

根据《续修四库全书》中专门记录此案的《丝绢全书》记载，在帅嘉谟最初上报两衙时，这件事并未得到重视。不被重视的原因是这3300两对当时的歙县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

一方面是当时的徽商已经将生意做得遍及四方，比如前面提到的绩溪火腿生意。在1566年版《徽州府志》中将“以货殖为恒产”列为整个徽州的风俗之一，在当时许多徽州籍官员的笔下，更将徽州的富名写成是整个徽州府的特征。

这说明当时徽州的经济水平是比较平均的，徽州六个县共享富名之荣。因此在丝绢案最激烈时，其他五县在互相通信之间坦言，“单就银两数量而言，所争胜负之间确实出入无几”。

另一方面，根据史料记载，在当时歙县的全面税负中3300两只占3%左右，比如1552年朝廷临时摊派的“新增军马钱粮以防虏患”一项，仅此一项一年就征银11577两。

所以歙县的很多“缙绅先生”“三老豪杰”等等，在最初听到帅嘉谟的发现时也都反映冷淡，“以为不值得一究”。而这3300两再被其他五县分摊之后，多则500，少则200，就更不值得一究了。

因此在帅嘉谟第一次上书时，接到了两衙批复的徽州府，只象征性的要求六个县的县令自行召集“耆民”“里老”商议如何应付。

而就连这个商议之举，六个县之中也只有绩溪这一个县执行了，商议的结果自然是一口拒绝了帅嘉谟的要求。

就这样，帅嘉谟的第一上书在敷衍与轻视中不了了之了。

面对官府的敷衍了事与拖拉迟缓，等了一年也没等到结果的帅嘉谟决定进京告状。

没错，是进京告状而不是省城。但这一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户部仍同两衙一般，要求徽州府再次调查。

这时帅嘉谟发现五县的态度与先前有了不同，因为开始有人打他了。据帅嘉谟后来指正说，自己在从京城返乡的路上遇到了埋伏殴打，于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在外面躲了起来。

这一躲就是三年，这三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但是在万历二年（1575）年的春天，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的丝绢税再次被提了出来。

这一次是没有任何的上级批示，徽州府自己要求六个县对帅嘉谟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讨。而六个县也都开始一反常态地积极回应。

歙县自然是积极拥护，而其他五县也不出意外的竭力反对。并且这一次不仅帅嘉谟一个人，六个县的百姓都开始往衙门递状子，到了第二年的九月，开始逐渐有百姓自发组织进京告状。

从这时我们可以看出，在帅嘉谟第一次上书时，丝绢税一事与三十多年前一样的不受重视。

事隔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575年之后，整个徽州府从官员到百姓的态度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在没有史料记载的三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徽州府上下对丝绢税的反差这么大呢？

帅嘉谟想要做大官或者是他想要光宗耀祖，只能靠着练习数字，记住大量的文献，从而成为管钱财的官员，所以他才会去歙县的架阁库，去翻阅历史上的税粮账册，也会在练习税赋结构的时候，发现了歙县被多收了一项业务，但周围的五个县城都没有。

作为歙县人，帅嘉谟觉得很不公平，自己生活在底层，知道这样日子的不容易，所以才会在发现了这项秘密后，决定去探索这个秘密的真实性，当然也因此知道因为这个秘密，历史上有两个人被无缘无故的给杀害了，帅嘉谟觉得自己要小心行事。

在探索秘密，发掘真相的过程，帅嘉谟被陷害，被阻挠还因此遭人追杀，帅嘉谟不得不带着妻子孩子躲在了深山中，四年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幸好后来民间再度掀起了歙县税收问题的风，这一次问题终于被解决了。

答案就在于年号从隆庆变成了万历，在这三年当中朝廷当中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隆庆皇帝驾崩，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上了皇位。因为皇帝年龄太小，朝中大事实际上都由他的生母李太后定夺。

第二件则是内阁次辅张居正与东厂提督太监冯保联合，在陈太后、李太后以及年幼的万历皇帝支持下，发动“壬申政变”。将内阁首辅高拱驱逐，由张居正取而代之。

这两件朝廷大事的发生对丝绢案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一是张居正在当上首辅之后就开始着手推行他渴盼已久的新政改革“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均平”。

其二则是张居正在朝廷人事上对六部大臣的重新任免。其中就包括跟丝绢案牵扯最多的户部尚书，而案子重新审理的1575年，刚好户部尚书发生了变动。1575年南京户部尚书变成了殷正茂，次年也就是1576年，殷正茂又从南京改任北京户部尚书。

这个殷正茂有两重身份，一是与张居正同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进士，在古代很讲究同年进士通常在官场上都要彼此帮助，相互提携。事实上殷正茂也确实是张居正在朝中的得力支撑，在张居正的新政推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个殷正茂第二个身份，那就是徽州歙县人。

这次歙县上面有人了，整个徽州府都要重视起来，因为上面它十分的重视。

殷正茂刚一到北京上任，就立即将丝绢税一案上报给了皇上（实际上就是报给了张居正），然后朝廷责令应天巡抚、巡按及兵备道各衙门与徽州邻府协调，共同派员，先将徽州府各项钱粮“总算总除”，然后再照各县人丁数和底模数决定丝绢负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3300两的案子，惊动了几个衙门，数个州府共同盘账解决。之所以动这么大的阵仗，就是在于“赋役均平”乃是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的总体原则，这是新政的核心与底线。

张居正与殷正茂所组成的改革派正是要借助丝绢税来推进新政。同时，当地豪绅旺族还有朝廷的守旧势力，也要借助丝绢税来抵抗新政。

在丝绢税一案进行到此时，其他五县的反对不再围绕均摊一事，先是转为“黄册所载能否改动”的问题，五县士民质控歙县“以一豪权敢扰乱而诋毁祖宗成法”。

而后又发动百姓上告殷正茂以权谋私，朝廷中保守派的御史也以此纷纷上奏折弹劾殷正茂。其中就包括不久前刚刚上书弹劾张居正的余懋学，而这个余懋学正是徽州其他五县的婺源人。

在反对派弹劾与闹事的当口，朝廷对徽州府各项钱粮的“总算总除”了。

事实很打反对派的脸，歙县不仅比其他五县多负担了3300两的丝绢税，而且在其余各项上还总共多负担了2657两。

殷正茂认为这下无话可说了吧，于是由户部下令，这3300由原来的六县均摊改为你们五个县均摊，因为人家歙县已经多背2657两了。

有这样一个事实摆在面前，人情礼法都再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本该自己分摊的一毛两毛该交了吧。

但奇怪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丝绢案也在此时进入了高潮。

户部的决定送到婺源县时，代理婺源县知县的徽州府通判正准备前往北京呈送进贺表文，却被婺源县民数千人“一时愤激，簇拥县衙”，围着他要求上上司转申停止均摊。

接着又在道上拦住了前来接任知县的徽州府推官，呈上“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以歙人而行歙私”的批判殷正茂的文书。不仅“竖旗鸣金，聚集遮道”，还殴打和羞辱了跟着吏书和门役。

更在新任知县到达婺源县时，因有人挑拨说新知县就是来认缴税赋的，组织5000多人围攻县衙，对县衙的户房胥吏“拥捉丛打”。

而当地饱读诗书的秀才生员也受人鼓动，在一个叫程任卿的带领下占领了县衙旁边的紫阳书院，“造旗一面，插竖郊外，旗上有书歙宦某倚居户部，擅改祖制”，还组织了“临时议事局”，扬言如果实行税赋均平就要自筹费用，发动起义。

其中还不乏有人发动暴徒，对歙县商户在五县的店铺进行打砸，抢劫货物。还声称要焚毁殷正茂家里的房子，挖他家的祖坟。其中尤以余懋学所在的婺源县闹得最凶，参与领头闹事的生员也大多出自该县。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已经不再是帅嘉谟而变成了远在京中的户部尚书殷正茂。

无论是上书弹劾，还是百姓请命，暴徒行凶，这一阶段的所有针对目标主要是户部的殷正茂，而非他们身边的帅嘉谟。

这其中的原由，自然是因为户部乃是张居正实行新政的臂膀，因此躲在幕后煽动的人才会将大家的激愤，全都转移到京城之中。以弹劾殷正茂，来对张居正施压，从而对抗新政。

而比较至此事情发展到了高潮，已经由利益纠纷演变为了煽动民变。

朝廷一方面抓捕余懋学所在婺源县还有休宁县领头闹事的生员，勒令府道各衙门严查五县民变背后的煽动“豪右宦族”。

同时恩威并施，为了安抚其他五县，一并抓捕了被视为始作俑者的帅嘉谟，并将丝绢税五县均摊的方案修改为将歙县的2657两减免2000两，而其他五县分摊的3300量由朝廷承担。

最后，煽动乡民和生员闹事的豪绅因为朝廷有所顾忌而不了了之，余懋学也因为当时的徽州知府不愿成为张居正清除政敌的武器，没有被捕。

反倒是受余懋学鼓动站到台前闹事的大批生员被捕，有的甚至冤死狱中。有趣的一件事是，王阳扮演的状师程任卿和张若昀主演的帅嘉谟一同被判了斩刑。

也就是说丝绢税一案，只有棋手离场，没有棋子获胜，正反双方的主要参与者都被捕入狱了，而幕后之人始终没受波及。

但程任卿被判斩之后的经历却颇有意思，在被抓捕的众人当中，有些没关多久就放了，有些冤死狱中。还有同他一起被判斩刑的，在张居正死后就被免除死刑改为充军了。

但是程任卿这个“斩监候”却在牢中关了20年，而后被他的婺源同乡余懋学上奏求情改为充军，又因军功不仅归乡，而且被授予了官职。

而余懋学在为程任卿求情所写的《豁释丝绢大辟疏》中居然自己承认了，当时幕后主谋其实是他自己和汪文辉。

有意思的是这个自首不仅没给自己带来麻烦，还成功的给程任卿申请了减刑，这大概也与明神宗对张居正的复杂感情有关。

在死牢中的20年，程任卿并没有闲着，而是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事件中相关的上奏，文书书简整理收录成了《丝绢全书》，以此来为自己申冤。

首先我们看他被关20年的事情就很蹊跷，作为主谋在张居正在位时理应尽早行刑，而在张居正被清算后更应尽快减刑。

其他生员都是这般，要么冤死狱中，要么减刑充军。但程任卿这个主谋却有人既不想他死，又不想让他太早出狱。

另外他作为死囚，能在狱中查阅之前的朝廷奏折、文书、还有丝绢案中各人往来的书简。在死牢中对如此庞大的资料进行查阅与整理，以他个人的力量甚至徽州府的力量都是万万不可能办到。

我们从后期的史料中，也仅能看到余懋学这个名字如同鬼影穿梭其中，这期间其他的官员势力，宗室豪绅都隐没在了历史之中。答案也许就在程任卿这20年的牢狱生涯中。

事件的最后，无论对六县百姓，还是功败垂成的保守反对派，以及当地的“豪右宦族”都没有实际的损失。

而张居正和他的新政也得顺利的推行，可以说对三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棋手离席之后，厮杀过程中的棋子们却是一片狼藉。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案之中，帅嘉谟并非影视剧中所表现的是个算呆子。

虽然帅嘉谟确实喜欢算学，有记录说他是为了练习计算应用题，索取了全国的册籍。在全部阅览了户口和税粮部分之后，发现了可疑之处。

从史料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丝绢案一事不仅在1522年到1534年间曾被多次提及，在1566年出版的《徽州府志》中有刊印，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并无需多大的算术才能，此事对于一些乡间的耆老与读过府志的文人，都能略知一二，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由帅嘉谟捅出来。

万历《歙志》中说帅嘉谟是：少有心计，析入毫芒。精通巧历，少少猎史诸书，略知梗概。

说明他可能是个学霸，但绝对不是个呆子，而是相当精明实干的一个人。从1571年他带着妻儿躲藏在乡外生活，也能看得出并非不懂人情世故，而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在案件后来的审理中，也证明了这一点。绩溪县坊都里耆民唐文毅等人在联名上呈中说“讼师嘉谟假公挟私”此外，还有“卫棍”、“刁军”、“卫刁”帅嘉谟的字样。

同时，在帅嘉谟自己所写的文书中，说“刁奸程文昌等藐篾祖宗会典”，这种诬告对方的申辩方法，常见于讼师的写作方式。

因此虽然无法断定，帅嘉谟是否真的是绩溪县联名上呈中所说的专业讼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帅嘉谟与程任卿一样，至少都是以讼师作为主要职业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在案件中至关重要，分属两方的帅嘉谟与程任卿各自看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机，这才纷纷投入了政治的漩涡。

不管怎么说，帅嘉谟与程任卿都在自己的宿命中，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一个是在改变大明国运的新政变革中，以一人的势单力薄加速了改革的推进与执行。

不仅为歙县谋求了福利，同时为随后在浙江等地的推广提供了经验。而另一个则用自己的后半生记录下当时社会百态，在狱中所写的《丝绢全书》为后世研究晚明徽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既然和兄弟们去澳门出差，肯定拍了不少照片，今天先分享张，如果留言想看的，明天继续分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