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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城史虽不到800年，但历代修志者都很重视对上海风俗的记述和评论。其中，关于古代上海女性的只言片语，向世人展现了真实且丰富的别样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元代王冕的《江南妇》云：“江南妇，何辛苦。敝衣零落裙断腰，赤脚蓬头面如土。日间力田随夫郎，夜间缉麻不上床。”这与戏文里“你耕田来我织布”的传统认知有很大不同。《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妇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雍正分建南汇县志》说：“农家戽水，率令妇女从事。赤日炎风，无所畏避。”这说明“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劳动模式在古代上海地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主流。当时的妇女除了负责家务之外，还从事户外重体力劳动。此外，“纺织”“绩麻”“刺绣”等手工劳作，也是上海女性必备的技能。比如，“秋阳收尽枝头露，烘绽青囊翻白絮。田妇携筐采得归，浑家指作机中布”。农妇忙完田间采棉，回家还要纺纱织布，进而形成了“乡村妇女以织佐耕，城市闺闱以绣佐读”的生产模式。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于纺纱织线等传统女性职业，在古代上海并不单是妇女专属的工作。《嘉靖上海县志》记载：在宋末元初，“上海故为镇……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至乾隆时，男工也有从事顾绣的，“甚有男工藉此以为生活”。男女同工为近代大量纺织女工走出家门、走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女性劳动力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节节攀升。原因之一就是，“康熙中期，一匹标布值银二钱，农家妇女每日可织布一匹，扣除工本银九分，净余银一钱一分”。简单推算，一名女性劳动力以半月时间织就十五匹布，其收益相当于一亩稻田一熟的产量和收益。而清初一般农村短工每天的工食银只有五分，农家妇女一日织布所得竟高于短工工资的一倍。《上海风俗古迹考》总结：“一般农家，田里收获只能输赋偿租，未到年底，已无余资，故生活来自妇女纺织。”可见，女性很早就成了上海人家的“养家主力”。《雍正分建南汇县志》甚至记载，浦东地区常有游手好闲之徒靠妇女劳动而生活。《崇祯松江府志》感叹：“若花米踊价，匹妇洗手而坐，则男子亦窘矣。”除了靠纺织养家，上海女性还从事“背盐”的苦力。《雍正分建南汇县志》记载：“一二图皆妇女摊晒，耐饥寒，壮健能负盐行百余里。”《南汇县竹枝词》云：“盐场盐灶南迁去，健妇肩挑自海滨。”收入决定支出。上海女性通过劳作获取了一定的收入，让她们可以自主购买生活所需，发挥爱美天性。《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女子遂间彩穿花，戴于鬓鬟，以相夸尚。”《崇祯松江府志》说：“女子曳彩戴珍珥，以金珠、翡翠相夸尚。”可见，服装、化妆品是古代上海女性最主要的个人生活消费。还有用纺纱所得购买零食的：“堂开八月相公门，游女纷来远近村。积得纱钱余几个，买携红柿爱铜盆。”除了“衣”“食”等日常生活消费，古代上海女性也有较高的文化消费需求，如“郎寄家书别无笺，阿侬只要买谈笺”。女子要求丈夫为自己购买的“谈笺”，正是产自松江的名贵印花信纸。近年来上映的众多女性职场剧，表达了当代都市女性努力奋斗、崇尚自由的时代价值，引发了不少共鸣。古代上海女性的理想、偶像虽与当下有区别，但同样渴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雍正分建南汇县志》记载：“四月十二日，传为城隍白夫人诞日，沿海村妇入城拜祷，四方商贾聚集，四五日乃散。”城隍神是江南民间的重要保护神，城隍夫人诞辰被如此隆重对待，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当地女性的社会力量之大。另一位受到上海女性尊重的女神是“厕姑”，且对她的祭拜只允许女性参与。《练川图记》云：“夜阑，女子以酒果召厕姑卜事，略如扶箕之状。”《正德松江府志》记载：“上旬之暮，女子邀厕姑问吉凶，男子不得至。”这里的“厕姑”，又称“紫姑”。《显异录》云：“紫姑……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正月十五阴杀之于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俗呼为三姑，又云坑三姑娘。”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小妾，被奉为神仙来求卜问讯，传递出广大贫苦劳动妇女对渺小的自我价值的朦胧认同。此外，女子之间模仿男性社会关系的交友形式也成为一种风尚。《民国川沙县志》记载：“女朋志同道合，亲如伯仲，彼此交换盟帖，乃称谱兄谱弟，视若同胞。此在读书知文义者为之。”这种新风气，体现出知识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这种心理也表现在着装的变化以及对传统习俗的改弦更张上，如“衣裳楚楚又翻新，冠服年来学古人。市侩竞穿夫子履，女郎也带浩然巾”。《民国宝山县续志》进一步记载：“光宣之交，上海创设天足会，风行甚远。邑中虽未尝设会劝导，而十年以来女子无复裹足之害，盖痛苦之事人人乐免，其改革易于翦辫，良有以也。”可见，时人对新鲜事物的态度是欣然接受、乐从其流。此后的诗文艺术中，上海女性也逐渐从“浣纱女”“采桑女”“渔家女”“养蚕女”“织机女”等传统形象走向“女工”“女学生”“电影明星”等更加摩登、时尚的现代女性形象。
作者：王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