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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學人Scholar收集编辑：叶安如
2023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就治理网络暴力提出三条意见，再度引起热议：一是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二是构建网暴技术识别模型，建立快速举报通道；三是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机制与监察执法体系，将涉及网暴行为的个人或机构列入黑名单，对其采取限流、禁言、关闭账号等处理措施。这是他第三次在两会上提出关于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建议。2021年，他曾建议加大网络诽谤的治理和惩罚力度。2022年，他又建议国家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近年来，“网络暴力”一词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在2023年初，有粉色头发女孩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郑灵华不堪网暴而选择自杀，还有开着拖拉机自驾游的网红管管受到“黑粉”持续半年的网暴而选择喝农药自尽……网络世界因一些网友无序的情绪宣泄，成为肆意攻击某些个人的“战场”。在刚刚过去的三年疫情中，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增加的趋势。医疗领域作为抗疫前线，更是常暴露在网友的“审判”之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网友难辨真假。有发贴造谣抹黑医生的，有煽动攻击医院的，这些行为都激化了医患矛盾，使得“网络医闹”屡次成为舆论热点。比如针对张文宏医生的，从喝牛奶比吃粥更有营养到“抄袭”风波，再到“新冠没那么吓人”、“学会与病毒共存”……在张文宏的微博评论区，网友的各类猜测与谩骂一次次将他淹没。在网络暴力的氛围中，谣言四起，有网络大V率先质疑其“学历”，把谣言当做“武器”，把网暴当成“正义”。对于谣言，尽管张文宏和医院及时出面回应，澄清传言并不属实，仍然堵不住键盘侠的嘴，还是有网友指责他愧对医生这个职业，把一些防疫疏漏和疫情问题归结于张文宏的个人责任。让这位曾经侃侃而谈的医生，变成了不大敢发声的普通市民。在今年的两会上，张文宏首次回应质疑。作为医生，他没有因为网暴而逃避自己的责任，然而当事人的积极面对，反而给“网暴者”找到了新的借口。其实，对张文宏等医生的网络医闹，不只是成为网友的“出气筒”那么简单，它还会对其他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极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医疗纠纷，那些“网络医闹”不经专业鉴定，就直接在网络上对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进行指责和攻击，不仅伤害了医护人员的名誉，加深了医患矛盾，甚至扰乱了整体的医疗秩序。“网络医闹”虽然对医生的伤害，不像暴力伤医那么直接，但仍会让很多医生感受到自身的职业尊严受到侵害，医护人员也会因此产生职业满意度下降、工作力下降、安全感降低等诸多感受。医患关系，看似只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其实背后的因素要复杂得多。一个国家的医疗体制、生死观、贫富、法律、社会信用等，都可能在医患关系中有所体现。一个温暖而充满信任感的社会，医患关系总是彼此关爱和理解式的。如果“网络医闹”过多，这种理解式的医患关系就无法在社会真正建立。医疗领域是备受民众关注的焦点，“网络医闹”不仅可能误导舆论走向，也会导致患者对医生失去基本的信任。除了立法，还可以如何防止网暴？
“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网络暴力是一把冷酷无情的无形之“剑”，消磨着社会的正义与信任；网络暴力还是一把消音的枪，充满恶意攻击的子弹，常常模糊了私域与公域的分野。无论是诽谤侮辱还是公开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都侵害了他人的人格权。有些网络暴力事件可能是网友单纯的情绪发泄，但有些网络暴力已演变为社会或商业领域的一种“武器”，某些竞争者通过操控网络舆情，误导民意，谋求不正当利益。某些网络暴力事件，背后是有灰色产生链的，存在着利益驱动，也有专业分工的，加上“法不责众”的群体效应，往往使事态愈演愈烈。要减少网络暴力的发生，通过法治方式进行治理肯定是主要途径。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中国能规制网络暴力的一些法规，散见于民事、刑事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表述又非常模糊，惩罚力度也很轻微。加上网暴案的证据，多是电子数据，执法实践中的取证也难，需要多部门的配合才能完成。此外，触犯侮辱、诽谤罪的网暴案，刑法规定有“告诉才处理”，而自诉案取证难、定罪标准高，由自诉转公诉又受到了很多限制。这些都给治理网络暴力带来了一些困难。针对这种治理困境，如李东生建议的，建立有关网络暴力的立法显然是应该走出的第一步。相关立法不仅可以对防治网络暴力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体系性规定，明确政府、平台及公民的权责，而且能解决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效衔接，对不同的网络暴力行为，根据危害程度确定相适应的法律责任，以打通与厘清不同法律责任间的关系与边界。在法律程序方面，也需优化与明确网暴案件的取证规定，以方便受害者对网暴违法犯罪中的取证工作。对有人格权侵害行为的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网暴对其权益的损害。对未成年人及医生等特定群体的职业，在立法中也应予以特殊保护，使得立法更有针对性。有了立法的基础，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才能形成对网络暴力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如平台可利用技术手段，识别有组织的网络水军言论，增加预警识别或应急处理机制；网民是网络舆论的主体，也是网络暴力治理重要的参与者，只有让更多的数字公民明白言论自由与网络暴力的法律边界，明白个人自由不能凌驾于人格尊严之上，个人名誉权在网上同样受法律保护，共同抵制网暴行为，才能减少网暴的发生。自媒体也可通过建立一些行业组织的方式，形成一种自治机制。网络平台需构建一种更为平等的管理架构，让一些自媒体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它们的观点能影响到网络公共管理的组织和制度。这种基于共同价值建立起来的网络社区秩序，才是真正的社区信用体系，更易得到自媒体和网民的信任与尊重。这也是网络的无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所决定的，只有协商与共治，才能在网络社区达成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发挥网络社会多元主体的自治力量。当所有网民，都意识到自己是网络社区治理的主体时，才会对大家共同拟定的规范有发自内心的认同。网络暴力既伤害他人，亦撕裂社会。我们必须意识到，“平庸之恶”的叠加破坏力巨大。舆论可能杀人的年代，理性是最珍贵的奢侈品。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任何人在行使权利时须心存敬畏，有所顾忌。否则，网络暴力极可能伤害包括施暴者在内的任何人。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暴戾恣睢的空间，只有通过立法对网络暴力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让网络暴力的“刀剑”收入法治之“鞘”，才有助于营造一个自由、公平、尊重与宽容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