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详细地记录了美国这个世界强国的衰落过程，并把美国的经济健康指标，如工业化程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等，与欧洲、俄罗斯、日本作了比较。他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由于全球金融、贸易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认为美国势力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学者。其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1998）、艾曼纽·托德（《美国秩序的崩溃》, 2002）、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2007）、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 2008）、彼得·高恩（《心脏地带的危机》, 2009）、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 2008）等都认为在美国势力衰落的同时，地区力量开始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崛起。在他们看来，美国的衰落反映了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经历了结构性改变。

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通过全球金融管理的互通网络传递到其他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此次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集中的历史过程和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性。

此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次级抵押贷款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究其原因，一是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二是它制造了对私有房产的价值幻觉，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得到巩固。

但现实是，次级抵押贷款不是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设计的，而是为资本家设计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创造巨额利润。次级抵押贷款刺激房价上涨，但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昙花一现、终成泡影。最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承担了投机风险的后果——他们失去了工作、退休基金缩水、工资降低，而造成体系破产的罪魁祸首——投机者和银行家——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巨额补贴。

为了根除大萧条的历史环境，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药方，设立了机构。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不时因内部原因而中断，并一直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如今已清晰可见。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当前的危机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来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效。更确切地说，世界政治经济暗流涌动，美国经济的根本性变化、资本集中导致的失衡和紧张、资源枯竭等问题都不断迫使美国修改条款，以保住体系监护人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该体系的正当性最为充分，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放弃金本位制。

随后马上进入到第二阶段，即“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再一次单方面修改了体系，将美元与石油价格挂钩，从而既保证了对美元的需求，又保持了美国货币的特权地位。也是在这个阶段，凯恩斯主义屈居于新自由主义之下，不再是全球资本的主导经济范式。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苏联解体之后。从此，世界经济全球化真正开始，资本的触角前所未有地延伸到欧亚大陆中部。2008危机标志着第三阶段的结束和不确定未来的开始。

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大萧条的回应

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这两个机构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是监管各国货币、维持金融稳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如今的世界银行）在设立之初的中心任务是战后重建，是将资本引入开发项目的主要渠道。

这两个机构是作为广泛合作的组织建立的，但在实践中，它们仍受控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美国占据着机构中的重要位置，并主导着对机构行使控制权的投票集团。

这两个机构虽然历经多次调整，但其基本性质和权力分配格局在6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改变。

战后，只有美国的经济实力毫发未损。基于这个现实，美国设计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掌握了控制权。美国在设立全球经济机构时也贯彻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即这些机构的性质应该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受中心权威的监管。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心权威。

尽管这个时期——从布雷顿森林会议一直到1971年——通常被称作“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但联盟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从未间断。而且，全球经济的迅速扩张不能仅仅归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战后经济扩张反映了战后重建的大背景——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之外，还有其他经济体、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的重建。也可以说，黄金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流向美国，战后，全球80%的黄金成了美国的黄金储备。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们在体系设计方式和控制权归属上分歧严重（毫无悬念，美国和其资本主义盟国将获得控制权）。苏联和其社会主义盟国的反对人人皆知，但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尤其是法国，对会议明显偏袒英美的倾向提出了抗议。

最终，苏联离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一个对等的社会主义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在正在形成的冷战政治联盟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对抗性的经济阵营。

一般而言，每个体系都会有一个霸主维持体系的稳定性，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国政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运行。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国致力于资本主义积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资本主义定位导致了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方式上。美国控制着这两个机构，因为美国支配着这两个机构的理事会（类似于公司的董事会）。美国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从中受益，在战后顺利地掌控了世界贸易和金融。

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中期，这种发展模式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内部顺利运行，必然地推动了美国的资本投资和工业出口，使美国工业生产和出口迅速扩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保美元的国际贸易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也满足了各国对货币稳定性的渴求。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国在战争中积累的经济实力延伸到了战后。

美元与黄金脱钩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促进战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削弱着美国的影响力，这可能表明，美国对短期利润的关切凌驾于其公开声称的对体系长期稳定性的关切之上。

1944年会议上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摩擦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反映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当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将西欧和日本从美国的投资和出口的目的国变成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对手时，冲突不断加剧。竞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以美元稳定性为基础的汇率。

实际上，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基础，外国政府可以按固定兑换率用美元兑换美国财政部的黄金。这种制度安排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需要积累美元，以保护本国货币的价值，同时便于与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进行贸易。这些需求保证了美元的价值。

因此，与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国相比，只要美国在工业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它就一定在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同样，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也为美国的贸易管理和财政管理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但条件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必须足够偿还美国的国际债务。

这种制度安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看作是静止的：当欧洲和日本采用更新的、更有效的生产体系进行工业重建时，美国丧失了工业竞争优势。这个体系的稳定性丧失了，美元开始随着竞争性市场的波动而波动。

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当越来越多的美元在美国之外循环、当其他国家将越来越多的美元投资到美国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个基本制度开始走向解体。

因为应收账款也是用美元结算和支付的，因此结算和支付条款一定有利于美国，美国债权人和银行从设立和管理债权债务账户中获得了巨额利益。

这些结构性优势又因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而倍增，因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政府、银行、个人都被鼓励用美元进行交易，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体系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起初，这种制度确实成功地把美国与国内金融管理的职责分离。但是美国银行中不断积累的利润最终导致了美国对这种利润积累的过分依赖，阻碍了美国对国内的投资，而投资是保持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当创造出的利润又被投机资本家控制，用于支出而不是利润再投资时，这个必要条件就无法得到满足。结果是，美国开始插手国内经济事务，同时又做出“美国的经济事务只与美国国内政治相关、与国际市场无关”的姿态。美国政府的做法误导了美国民众，使他们认为美国的债务及相关政策与全球政治经济无关。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美国一直沿袭着这种做法，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可以继续认真履行其布雷顿森林体系管理者的职责。

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力日渐削弱。体系内不公正的权利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美国过度利用了美元的储备货币优势，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定性的转折点到了。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其他国家央行里的美元越积越多时，人们对美国国家债务、国际贸易赤字和金融赤字的担忧开始增长。

曾几何时，其他国家央行甚至不再要求美国用黄金偿还美元债务，因为人们确信美国将采取行动保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利益。但当美元越积越多时，外国央行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策、美国的财政管理方式，特别是美国在前欧美殖民地的愈演愈烈的军事干预，实际上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对、持续下降，以及美国对合作性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责任感下降的表现。

1965年，这些国家的担忧最终得到了证实——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美国将实行“大炮加黄油”的经济策略，在外继续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在内推行“伟大社会”的经济扩张。当美国的国家债务和美国之外积累的美元迅猛增加时，这种政策的愚蠢之处显而易见。

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300亿美元，足够美国履行自己的义务；到196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令人恐慌的水平，几乎不够偿还美国对其他国家央行的负债。这时，形势急转直下，并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联系的终结。

有鉴于此，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在1965年要求美国财政部用黄金偿还其对法国的3亿美元债务，不再允许美国延期支付黄金。尽管美国同意了，但是显而易见，美国没有能力满足所有的此类要求，因为美国的黄金储备水平不断下降，在1970年下降为美国债务总额的55%，到1971年迅速下降到债务总额的22%。

美国黄金储备的急剧减少导致外国央行蜂拥而至，要求美国把债务兑换成黄金，最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公开宣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时代的终结。

尼克松的声明有力地昭示着美国的违约：美国没有履行其在国际支付上的责任；也没有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维持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尼克松此举不仅挽救了美元，使美国继续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挽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该体系的其他机构避免了彻底垮台的命运。

当然，美国也部分地丧失了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影响力，美元再度走弱，其他国家的央行开始增加并开发其他币种，以规避美元价值暴跌的风险。因此，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面临着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得不说服其他国家继续将贬值的美元作为购买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手段。

选编自〔美〕比伦特·格卡伊  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载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0年7月号）。收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