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俄乌冲突始于2022年2月24日，俄方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争进展远远滞后于俄方预期。俄乌双方甚至已经陷入了僵持、消耗和对峙。一方面，这是因为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外部军事支援能力大大超出了预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实际上出现了明显衰弱，已经难以支撑其常规军事力量。

战争过程中，俄方暴露出武器落后、后勤支持不足等问题，这与其世界第二军事大国的地位完全不符。俄罗斯陷入今日的困境，本质上还是与其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过去一年的俄乌冲突充分揭示了这些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需要充分借鉴其三个方面的得失教训：

由于国内动荡时间较长，同时与西方世界严重对立，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被迫偏向以“安全”为主要目标。因此，俄罗斯政府投入了更多的财政支出来维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不是经济发展。在俄罗斯的财政支出中，俄罗斯国防、国家安全投入占比较高，军力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在本轮俄乌冲突之前，在石油等初级产品收入的强劲支撑下，其外汇储备结余上升、财政状况也表现相当健康。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俄罗斯联邦财政部，WIND金融数据终端。说明，因为中国的执法数据没有单列，所以基于可比口径，中俄两国都采取了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的口径。

国防和安全支出比重过高，必然导致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投入不足。而且在能源寡头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其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呈现固化。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科技进步迟缓。从俄的总体财政预算开支结构来看：（1）俄国防支出占GDP比例偏高，甚至在有的年份超出了4%。以2021年为例，俄罗斯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的GDP占比约为中国同口径比例的3倍。（2）“国防”与“国家安全”两项支出过高。以2020年为例，“国防”与“国家安全”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大约达到了总预算的21.2%，远超“国民经济”的占比。横向比较来看，从同口径的国防与安全支出GDP占比来看，中国远远低于俄罗斯。

从财政支出占比、GDP占比来看，俄罗斯很重视军事建设，相应的占比远高于中国。但是从国防支出的绝对规模来看，由于其经济增长乏力，事实上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从2012年之后持续下降，国家安全反而被弱化。相反，尽管我国国防开支的财政占比、GDP占比都明显低于俄罗斯，但由于经济体量持续快速增长，“大河有水小河满”，国防支出也跟随GDP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当前我国国防支出远低于美国，这体现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同时我国的国防支出规模达到了俄罗斯的4倍，这也表明我国有更强的能力来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居安思危，强调安全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安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经济的强大是安全之本，强大的经济可以为国防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产能支撑。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正向循环关系，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们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一直以来，俄罗斯过度强调经济主权安全，对外国资本持有的立场和政策过于保守，对外资的法律保障也很不健全，民族主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影响较大。这影响了俄罗斯深度融入全球化和区域性一体化的进程。

具体而言：其一，俄罗斯过于强调产品的本土化，对国际经贸协定持保留态度。从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在全球20个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一直排名最后。其二，俄罗斯产业链集中于上游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同时制造业发展疲弱，对于全球制成品的市场份额影响微弱。根据笔者的研究，在主要经济体出口高脆弱性制造业产品的数目排名中，俄罗斯的排名为32位，仅与印度、斯洛伐克的排名接近。韩国与俄罗斯经济体量接近，但韩国的排名为第10位，远高于俄罗斯的地位。

由于制造业发展长期滞后，在当前美欧出口管制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刚性产品“缺口”，国内难以在短期实现“进口替代”。在此意义上，当前俄罗斯在进口环节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远大于出口环节，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安全，这方面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体现更为显著。

理论上讲，绝对的本土化可以带来静态的经济安全。但如果本土化抑制了竞争、创新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则会导致封闭和僵化，其经济安全只能是一种低水平、静态的安全状态。并且在本土化过程中，俄罗斯并未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而是掉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国民经济体系过于依赖上游采掘业，在此背景下其工业化的含金量、技术含量受到制约。

新能源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个新技术发展方向。俄罗斯的能源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在历史上形成了过于依赖传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日益固化的能源寡头利益集团。再加上俄罗斯地处高纬度地区，电动汽车天然缺乏应用场景。诸多因素导致俄罗斯在新能源领域发展远远滞后。

俄罗斯的数字技术发展也大幅落后于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由于原料出口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俄罗斯缺失高附加值产品、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制造能力，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在电子制造、医疗、信息通讯、高科技等领域严重依赖外国进口。民用经济在这些领域发展的滞后，反过来这也影响到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核安全等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本轮俄乌冲突中的电子战与信息战，充分暴露了俄罗斯在数字信息技术领域的脆弱性，重要作战信息被截获与解码，国家安全遭受重大挑战。从商用领域专利来看，根据世界专利组织（WIPO）的专利数据库，在34个分行业领域中，俄罗斯的一般专利数量、核心专利数量全部明显落后于中国。

事实上，俄罗斯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参与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一直以来国内改革阻力重重。2010年起俄罗斯政府就开始关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等问题，但是国家机关内部对财政资源的争夺、行政开支巨大、经济管理部门之间权责分配不清、经济管理法制化不完善、高技能人才短缺。如此种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体制改革计划推行缓慢。此外，作为科技发展主要推动力的“国家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也差强人意，科技成果从研发到落地的周期漫长。直到2019年底，米舒斯京担任总理后才把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到了首要地位。他宣布在2024年前将在数字经济国家项目上投入1.634万亿卢布，并成立了28人的政府数字经济委员会，同时责成55个部级单位着手进行数字化转型工作。但这项改革又再次受到疫情、战事的干扰，此后俄罗斯不得不将大部分财政资源用于防疫、民生与军事，创新发展、技术革新的工作再次被搁置。

俄罗斯发展模式的镜鉴，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现实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际风云变幻，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惠及全球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斗争精神、我们强调斗争精神，但斗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我们要以斗争促合作、以斗争求发展，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最终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

（原文首发于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