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新员工招聘的最后一轮，时任研究所副总经理的黄老师对我说“我们现在的策略已经很强了，但我们依然希望有人能够梳理背后的方法甚至整个研究所的体系。“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或许黄老师会这样“忽悠”每一个新人，但当时我确实感觉到了“使命感”。那个时候，二号线世纪大道站长期关闭，我每天下班需要步行15分钟到住所。那天晚上，我在东昌路站到住所的路上来回走了好多遍，心中奔腾着康德式“我为自然立法”的冲动。第二天，我去和领导表决心，并不只是为了一份工作。黄老师诡异地一笑，又一条“小鱼”上钩了。

此后的岁月静好！我大量翻查资料、通读申万报告库中的报告、向所内的前辈请教，做着类学院式的研究。当时研究所流传着一句话“在申万的平台上，如果三个月不出报告、一年不独走江湖、三年不出名，就基本算废了”。所以，像我这样三年少有报告、几乎没有路演的人肯定是“废掉了”。感谢研究所的宽容和大度，容许我这么一个闲人静静思考。

终于到了才情汹涌、不吐不快的时候，但是不是真的要把“它”写出来？当时研究所还专门为此开会讨论，一边主张内部使用、一边建议公布于众，双方争论不下，最后陈总大手一挥，“写！就当给整个中国证券业做点贡献”。自此，从2009年8月开始，一个月一篇深度报告，字斟句酌、每篇报告都汇集宏观、策略、行业和金融工程的合力。动用如此大的资源、一个月才一篇文章，在商业化的研究所显得如此奢侈。而我得以扬名，全赖领导的远见和无私。

2011年3月，各种机缘巧合把我推向前台，在我进入研究所五年后开始了处子秀。其实我的性格实在不适合聚光灯，公众演讲会紧张、生人在场会局促。果然，第一年就搞砸了，当年的新财富第六，成绩之差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随之而来就是各种诘责，难道所谓的体系真的只是盛世繁华的摆设？闲时无事，皓首穷经；临阵对敌，实无一策？那年年底，除了安抚团队，我向所内每个领域的首席讨教，大多还是支持、不应该为一时成败而推倒整个篇章。第二年我们就重回第一，我为此准备了声情并茂的发言稿，可惜当年的“新财富之夜”取消了发言环节。

2013年3月，我离开了申万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求索之旅。但是研究所一直在“体系建设”上笃行，策略部的同事陆续出了“再议驱动力—信号验证系统”、研究所也推出了“致敬，我们的市场”系列。每看到一篇，我都会阅读、点赞、转发，就像我从未离开过。

离开学校后，我在机构呆了十年，其中近70%的时间在申万。可以说，申万又将我的学校生活延续了七年。我很庆幸职业生涯的第一段在申万度过，如今别人介绍我还是冠以“申万前首席策略”之名，我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和烙印。值此三十周年之际，我谨祝这个几乎与证券市场同龄的研究所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