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一中会也已经结束。但是学习大会报告并没有结束，里面有一些重要表述的变化，需要反复研读学习，以领悟其中的深意和对未来的影响。

前沿君将部分学习体会分享如下：

1，战略形势判断的变化

前沿君认为，大会报告第一个重要的判断变化就是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中央对于全球格局怎么看，会极大地影响国内政策的走向。

十九届的历次全会，对全球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这个调整频率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因为这几年的形势确实变化太快了。

从2018年的毛衣战以来，到2020年的疫情，再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直接面对的外部形势，还是全球局势，整体上都变得更加动荡。

我们以一张表和一张图来显示这些年判断的变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今年中央对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判断，其最早出现在2012年外交部副部长的文章中，到了2017年底开始明显增多，到了2018年开始进入最高层的视野，成为中方会见外宾引用的高频词。

前沿君在公号中也专门分析过这个词汇（见本公号文章《经济工作会议再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指什么》）。2018年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首次出现在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之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暗含的是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方的实力在上升。

在此之后，中央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又出现了两次补充性调整。疫情爆发之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表述——动荡变革期。这个“动荡变革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一个小判断，是对新判断。

今年1月份最高层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这个判断又有所修正，在“动荡变革期”前面加上了“新的”二字，此后“新的动荡变革期”成为会见外宾时所用的高频词。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咬文嚼字地来研究形势判断呢？因为虽然字少，但代表了中国对全球局势的基本判断，对国内政策会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或者说世界会处于和平的发展环境。在上世纪80年代，邓先生在会见外宾时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很多次的判断，到1987年，他会见外宾时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不要小看这句话，这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前提，如果判断有世界大战或中国面临战争的危险，那么整个国家的战略都会调整。过去搞“三线建设”，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战争，虽然这样做并不经济。

在对全球局势作出判断之后，才会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进行定性。在大会报告中，对全球环境的判断，目前仍然是延续今年年初提出的“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个表述：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看似好像对全球环境的判断没有发生变化，但这次变的却在后半部分，即对中国发展环境的判断。这次会议的表述出现了重大变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这是前所未有的表述。结合上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重要的变化：

第一，过去经常提的“战略机遇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战略机遇期”是过去长期的基本判断。比如五中全会有这样的表述：

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今年发布的最高层在五中全会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稿中，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20年。

在20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

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

他这里提到的“头20年”是指2002年十六大的表述：

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必须抓住”、“并且大有作为”这些判断站在现在20年后的今天来看，判断是相当准确。应当说那几年前后的大事也不少，比如使馆被炸，撞机事件。

但是随后发生的911改变了世界格局，美国致力于反kong战争，中国又加入世贸，中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五中全会对于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应当说经过了仔细斟酌。在五中全会专题研讨班上，最高层对这个判断也作了解释：

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现在的变化在于，没有否认我们仍然存在“新的战略机遇”，但是“战略机遇期”这个的总体判断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后面的表述——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那么，什么是当前的战略机遇？为什么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什么是可能的“黑天鹅”、“灰犀牛”，为什么说随时可能发生呢？这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不展开分析。

综上，从大会报告的表述来看，高层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是攸关全局的大事。下一步需要继续观察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以及未来外部环境会不会进一步恶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惊涛骇浪”是从去年年初以来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的表述，不宜过度解读。

2，增长的重要性变化

对整个战略形势的判断，会影响到国内工作优先顺序的判断。

在大会召开前，也有各种讨论，认为发展优先的战略会被取代。但大会报告中重申了这样的表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句话的出现应当说一定程度安抚了许多人的担忧，一些人认为，这样表述的出现，说明了我们没有放弃发展优先的战略，平息了争议。

另外一个可以增加印证之处是，这次大会报告重申了2035年的目标，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是十九大确定的大的战略方向，即未来分两步走，2035年和2050年长期的目标。但具体划定2035年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的五中全会，当时最高层对目标问题作出了说明：

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十四五规划中提到2035年目标是这样表述的：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官方智囊和市场的解读都是按照翻番的目标来测算，即大约年均需要4.7%的增速才可以达到。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翻番的目标到底还要不要？

这就有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认为仍然是要坚持的。一些官方智囊解读认为，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年均增速要达到4.7-4.8%之间。

但另外一种解读认为，在这几年疫情反复冲击之下 ，经济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速，未来要实现翻番的目标是有难度的。

他们注意到一个和五中全会表述的细微变化：五中全会的“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这个表述在这次大会中已经去掉了“经济总量”，剩下了后面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

也就是说，五中全会虽然没有设置特别死的翻番目标，但是定性上还是对经济总量提出了上台阶的要求，这次直接将“经济总量”上台阶的定性目标也删除了。

与此相关，这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一个表述“量的合理增长”。我们对这个词源进行了检索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量的合理增长”是和“质的稳步（有效）提升”对应出现的，在2019年和2020年“量的合理增长”排在前面，但到了2021年底，“质的稳步提升”排在前面，这次继续将质排在量前面，而且质的要求是“有效”提升，显得更为迫切。

虽然这不是新提法，但是作为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再次重申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这个方向，可见，质和量的这个关系定位，是要管未来若干年的。

量的重要性下降，质的重要性上升。如果结合对上海的“四个论英雄”来看，抓经济质量是未来主要方向。我们周报中进行了相关分析，此处省略。

而且，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也提到，“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对于投资的作用不是片面地稳增长，而是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这个提法也是再次得到重申。

同时，市场对于增长的关注在于相较于的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也检索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表述，这个表述早在2018年就出现，五中全会也出现了，这次大会同样也出现，但是并没有突出强调。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安全问题在这次大会报告中得到突出强调，相比十九大报告，这次报告新增的一个小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提到这样的表述“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如果一定要问发展更需要，还是安全更重要，就等于是根基重要，还是第一要务更重要，你们说呢？

对于与经济安全相关的政策主线分析，我们在周报中进行了分析，这里就不展开。

3，中国式现代化

这届大会最重要的主题词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其实是关系到在当前的战略形势下，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从来都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问题。与形势判断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到底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以及对未来的政策方向意味着什么，却并不容易。

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有些问题是很清晰的，有些问题却仍是有一些争议的。

先说这个概念本身，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名词，而是邓先生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概念。

1979年3月份，邓先生在会见外宾时说：

“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我们为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因为我们定的本世纪末要达到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的水平。

到了当年底，邓先生在会见日本外宾时进一步解释了四个现代化：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他给小康水平定了一个量化的目标，即上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邓先生提出的“小康”目标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的目标。但目标仍然是对标西方现代化的基本量化目标，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步走的思路，将GDP或人均GDP的目标定出来了。

那么，今年为什么又要提“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呢？这同样是在邓先生规划的三步走概念下的安排：

即，今年是“三步走”进入第三步的第一次党代会，所以对于实现小康之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么走，要指出一个道路，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说，过去很多年，我们都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代化标准，现在我们要树立一套中国特色的标准，自己评判自己。

这与部分西方社会近些年出现的严重问题有关，贫富分化、民粹主义等等。中国式现代化试图摒弃这些问题，走一条特色的道路。

这条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二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可是，在外部动荡、内部人口老龄化加速，再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求下，现在这个时期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其挑战性的事。

去年，因为共同富裕这个词汇过热，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担忧。于是，官方在解释这个词汇时，反复纠偏称，不是杀富济贫。（对共同富裕的深度分析，见本公号文章《学习讲话：一个重大方向变化》）

那么，今年大会的报告如何看待共同富裕问题？

首先是理解的问题。到底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共同富裕，过去一般的讨论是分蛋糕还是做大蛋糕的问题。

但是从昨天的官方解读来提到一个突出的特征：

我个人理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为本，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条件、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里衍生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资本吗？如果要实现共同富裕，靠约束资本可以实现吗？

这同样是一个攸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今年4月29日的集体学习也是专门研究资本的问题。近年来，对互联网、教育培训行业的一系列政策，应当说都具有约束资本的倾向。

改革开放数十年，在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上确实是一路跌跌撞撞，过去肯定做得不够好。

中国的当下确实既存在行政管制审批过多、资本不够自由的问题（所以反复提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鼓励民间投资等），但同时也存在资本扩张过快、公平关注不足的问题（比如dk公寓的模式），两者的问题都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问题都不少。

但政府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如何看这个问题，如果认为行政审批过多，那么就要继续改革，缩小政府权力。如果认为行政监管严重不足，那么就要继续扩张政府权力，加强对资本的管制。当然，这可能也不一定是二选一的问题，但在战略方向上需要清晰。

现在有一种解读认为，西方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到底是中性的，还是将资本作为批判对象？

对于共同富裕相关的政策，我们详细阅读了报告相关内容，有一些比较清晰的判断：

第一，强调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这是对运动式、口号式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纠偏。就好比2013年对城镇化热潮的纠偏，当年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对这项工作的纠偏。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得到更多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放在党代会报告的民生部分，从过去历届的对比来看，今年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到最前面，而且从就业问题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小点。

但同时，分配制度的重视也不能高估，因为如果十分重要可能会如安全问题一样，设置专门的小节。上届大会报告安全问题是放在民生部分，但这次大会单独设立了一个小节。这也说明，分配制度肯定不如安全问题更重要。

第三，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重大变化。我们以图来显示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农民而言，多年来都是鼓励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的，因为土地和房屋都不能交易，不像城市居民买房可以享受升值带来的财富增长。但现在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到底如何规范，如何规范钱生钱的问题？

另外，10月16日的简版中起初没有金融相关的内容，引起了很多讨论。对于金融在整个全局中的位置、金融和实体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周报中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累赘，要注意的是大会报告提了很多强国，但没有金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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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年末宏观政策讨论例行的活跃期，对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宏观政策如何定位，已经有不少的声音，未来一个月将会更多。这也是为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准备。同时，今年还有很多不同，宏观部门的负责人都面临更新。前沿君团队每周每天都在紧密追踪和前瞻研判经济战略、宏观金融政策等方面走向。如有需求，欢迎咨询了解，见《我们专注于政策趋势分析》、《我们正在过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