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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刘怡微博
第一，发现侵权
我先后三次前往瑞士Krattigen采访耿宁，时间分别是2021年9月，2022年5月，2022年7月，发现倪梁康侵权一事就发生在最后一次访问的最后一天，7月10日。
耿宁的著作《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于1973年出版，也是耿宁教授40岁之前，在他转向研究中国哲学前，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重要的成就之一，因此，一部面向中国观众的纪录片，我提出能否请耿宁给出一个中文译名 ，方便介绍，耿宁当场表示他不确定中文要怎么翻译，他建议我咨询倪梁康，耿宁的理由是倪翻译过他很多的作品，对他的作品也非常了解。我于是Google了“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和“倪梁康”这两个关键词，搜索的结果就是商务印书馆于2018年出版的倪梁康主编的《胡塞尔文集》丛书中的三卷本《共主观性现象学》，而此书正是翻译自耿宁1973年出版的著作《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而这个结果，让耿宁非常震惊。
我随即在电话中追问倪梁康为何翻译出版耿宁的著作，却不告诉耿宁时，他当时给出的两点解释，一是出版社有些问题，他不便多说，二是此书著作权是胡塞尔的，胡塞尔已经死了八十多年，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而耿宁只是翻译，因此没有侵权的问题。这是倪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的理由，但他就是理直气壮的讲出来了。
第二，主编是做什么的？
倪梁康的三点回应第一点提到德文版《胡塞尔全集》主编是范·布雷达，而他本人是中译本《胡塞尔文集》的主编，这个“主编”被活用至此，真是让人叹服。那么，“主编范·布雷达”和“主编倪梁康”要如何类比？
2022年6月11日，我和摄影师Kevin Schnippkoweit一起到访位于比利时鲁汶的Husserl Archives Leuven（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采访了Julia Jansen教授，她也是Husserl Archives Leuven的现任馆长。她在访问中详细说明了胡塞尔档案馆的成立背景，及创始人范·布雷达神父（H.L.Van Breda）如何抢救胡塞尔生前遗留下的4万页速记手稿，并成立档案馆，开始主持出版《胡塞尔全集》这项浩大工程，从1950年至今，共出版了42卷本，每一位参与整理翻译出版的编辑都毋庸置疑的享有著作权，耿宁就是这样一位享有著作权的编辑。当天，对于已经出版的《胡塞尔全集》是否有翻译中文版计划的追问，馆长Julia Jansen教授表示，目前没有，也没有任何中国机构请求授权翻译。
值得玩味的就在这里了，在已经出版的42卷本德文版《胡塞尔全集》中，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封面署上“主编范·布雷达”，而中译本《胡塞尔文集》每一本书的封面都高挂“主编倪梁康”，所以，倪梁康提范·布雷达神父到底要表达什么？
第三，耿宁是否授权翻译
倪梁康在他的第二点回应中，说耿宁从一开始就知晓他的翻译计划，那么，耿宁是因为老了？忘了这件事情吗？倪梁康翻译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前后花费了四年，因为耿宁是懂中文的，这中间必然有关于翻译的具体细节的往来，这个情况没人比倪梁康更清楚，而翻译王炳文先生已经过世，有些细节无法证实，况且，要翻译《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这样一个三卷本，可以用“知晓过程”来表示耿宁认可翻译以及授权吗？
把授权这样严肃的事情导向“耿宁老了，有些事情忘记也是可能的”，那么，倪梁康主编的《胡塞尔文集》已经出版的17卷本中，有8卷本是倪梁康亲自翻译的，请问他是如何取得这些编辑的授权的，可否再回应一下。
第四，耿宁的健康
倪梁康告诉《钱江晚报》，说自己积极联系过耿宁，无法联系上。那么，他是怎么积极联系耿宁的呢？
倪梁康不检视自己再明白不过的侵权行为，开始质疑耿宁的精神出了问题，还有是否有“外部势力干扰”（这听起来好熟悉啊）。在2022年8月25日，他致信他和耿宁的共同朋友Eduard Marbach时，这样写到（见下图黄框所示）：
（请原谅，这种恶意满满的话，我们翻译不来，请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我们纪录片摄制组三次拍摄访问耿宁，积累了超过6T的素材，这些素材足以证实耿宁思維敏捷，精神状态良好。这一点，耿宁的私人医生Dr. Grob-Blum Philipp也完全可以证实。
倪梁康的这封信不仅刷新了Eduard Marbach对他的认识，也让耿宁对倪彻底失望。而在此前，耿宁一直跟律师说，只追究出版社的责任，他只要倪道歉。而且他认为，倪是一时糊涂，会认错道歉的。因为，从一开始，在耿宁的认知当中，就不是为自己在争取什么权益，而是这42卷本，11位编辑中只有他懂中文，其中有三位已经过世，中间还有耿宁的老师，他觉得他是在为所有付出心血的编辑们讨一个公道。另外，在内心里，他认为自己跟中国更亲近，他不希望这样事情是发生在他热爱的中国，他希望最后倪能道歉，让他感觉他半生的心血没有被辜负。但是，事情的发展没有朝向他想的那样，三天前，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不会再回应任何事情了，既然道德已经被突破，就只能交给法律了。
最后，那些见不了光的小心机
对于那些说“有隐情”的人，我想说的是，耿宁1978年转向研究中国哲学时，他是辞掉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和终身教职，全身心投入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的，他对倪的一路提携，倪自己也有各种著述，我不赘言。2012年耿宁从伯尔尼大学退休后，和妻子丁士萍住在图恩湖边的一个老旧农民村舍，深居简出，潜心学问，著书立说，家中对外的联络就是一部老式电话机，他每天像钟表一样规律的生活，生活要求非常简单。他跟外界最主要的连接就是每天傍晚六点钟收听收音机里的德语新闻。
这样一个纯粹的人，对自身有很高的道德期许，同样，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学生在道德上的沉沦，我想，如果有某些人期望的“隐情”，这就是。
另外，一个用四年时间翻译了《人生第一等事》的人，总有些内容还是能入心的吧？
倪梁康，道歉是你最后的救赎。
图中：商务印书馆承认侵权的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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