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彬
近日，“女子超市买250斤过期大米索赔被殴打”冲上热搜榜，也引发对于职业打假人功过对错的争议。
此前，重庆市的冯女士到一家超市购买了5袋50斤装的大米，花了625块钱，还没把大米拿出店外，销售人员就发现大米已过质保期，店员提出退换，但冯女士要求十倍赔偿，之后超市负责人挥舞铁锹击打冯女士，并且称其是职业打假人，以前也在超市索赔过。
无论如何，打人是违法的，更别说商家直接用铁锹伤人了。所以打人者应当处以严厉的处罚，冯女士也因此有权要求商家赔偿其所受到的人身伤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职业打假人的社会风评的确在直线下降，从早期王海那样的“打假侠客”，变成“恶龙”和“碰瓷者”，专挑小微店铺、作坊以及经营副业的农民下手，让这些经营者不胜其烦，也容易激化矛盾。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早期的“假一赔一”到现在的“假一赔三”，再到《食品安全法》的“假一赔十”，立法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为激励消费者维权，向问题商家较真，推动质量环境的提升。但是，近些年随着打假人的职业化，其打假手段、目的也与立法初衷出现偏差。一些打假人滥用技术规则，比如针对一些初级农副产品的包装、标签问题，也引发了社会争议。此前，重庆农妇网上卖自家做的扣肉，有人下单150份之后，又起诉其为是标签的“三无产品”，法院判农妇要赔偿5万元，在引发了社会热议之后案件启动了重审程序。而且职业打假者往往反复投诉、起诉，严重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滋扰了行政执法。比如，2018年上半年原上海工商管理局收到的职业打假类诉求高达61939件，占同期举报总量的30.6%，不得不推出职业举报人“黑名单”制度。职业打假的情况比较复杂，既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话问题商家就可能失去了“天敌”，要发挥好遏制制假售假、净化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听任职业打假滥用行政、执法资源，肆意骚扰商家。这需要给出更精准的执法、司法政策，分门别类，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引导职业打假者依法维权、为公益出力。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知假买假”行为性质认定类案裁判规则汇总》，对“知假买假”做了精准的厘定，划清了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边界：首先，职业打假人在购买时未产生错误认识，系出于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其次，明确了职业的打假构成犯罪的情形，如果索取的赔偿数额超过了合法权益范围或合理范围，或者索赔多次且数额较大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使用欺诈、胁迫等手段的，那么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当然，还是应当强调的是，职业打假人能出现，并衍生出一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假冒伪劣的存在提供了土壤。这也是为什么职业打假人也能收获不少支持，毕竟消费者还是期待能有更大的外在压力，倒逼商家提升商品质量。消费者的权利得有保障和商家期待的友善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法律和政策要平衡好其中的生态。消费者正当维权，法律要支持；利用商品的一些技术性瑕疵搞“碰瓷”，骚扰商家，法律要做出仔细甄别，不能被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