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文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企业家经济学或者说创新经济学之父，他提出经济是个动态的过程。在静态的时候，古典经济学认为利润率会趋于零。如果利润率趋于零，谁还会来追逐利润？熊彼特说，在动态过程中，在静态和静态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超额利润。创新者追逐的就是超额利润，追逐到了就获利，追逐不到就亏损，企业家拿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收益。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在考虑所有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剩下那一部分被称为“索洛剩余”，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普遍认为它反映的是生产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企业家追求的是“熊彼特剩余”

我提出一个新概念——“熊彼特剩余”（Schumpeterian Residual），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动态过程中留给某些有胆识、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人士去追逐的剩余。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没有考虑到企业家精神，那可能是1990年之前的事情。1990年以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诞生，其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熊彼特增长理论”，把预期超额利润，即“熊彼特剩余”考虑进去做了动态模型。

在宏观层面，我们并不关注某个企业家是赢还是输，而是关心整个企业家群体在一个国家经济中赢了多少、扮演了什么角色。在讨论企业家贡献时涉及“总量”“动态”“制度”三个关键词。

总量意味着这不是关于个体的问题。我们不关心谁会是中国的马斯克，而关心中国未来能否拥有创业创新的人才群体。

动态意味着不能看某个时点，而要看梯度上升，企业家特质也是分梯队的。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数量很大，但研发质量究竟如何？当年回归中国研制出原子弹的钱学森，被一位美国将军视为“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这就是一种对高特质的肯定。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要弘扬企业家精神，首先要尊重写在纸上的法律，同时要尊重没有写成文字的契约。企业家就是那个吃了豹子胆的人，其行为可能不符合社会规范，是否允许他去行动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

当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呼唤企业家精神归来，说明企业家精神正处于“休眠”状态。唤醒企业家精神，需要尊重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政府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要尊重不成文的契约精神，这点非常重要。

坚持尊重契约精神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功靠的是企业家群体。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就是不躺平，非常有活力。

现在提倡回归初心，重塑和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初心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走尊重契约精神的市场化道路，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企业家群体，更谈不上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开放就是学习国外，国外的东西有很多糟粕，但如果没见过国外的东西，怎么知道优劣之别？企业家精神的弘扬乃至基于企业家精神建立世界一流的企业，都离不开这个初心：要坚持尊重契约精神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对环境、社会和治理保持敏感

未来真正的企业家会出现在年轻人中间。根据大数定律，在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上，一定会有很多具有企业家特质潜力的人才。有潜力还要发挥出来，金子埋在土里一万年也发

不了光。年轻人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质潜力，就要多尝试，看自己是适合做学者、作家还是公务员，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要为年轻人创新创业创造好的条件，要让中国的年轻人即便去国外留学深造，也会将回到中国创新创业作为不二选择。整个社会要呼吁与时俱进培育企业家的氛围。忘掉那些移民国外的人，他们或许曾具有企业家特质，但选择躺平这个动作本身就反映出其已不再具备挑战现实的能力。

在当前时代，如果不提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是相当落伍的。社会想要鼓励和弘扬的企业家精神，应包含对环境的敏感、对社会的关怀、对治理的关注。ESG一定是未来企业家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敢冒险、敢作为，也要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有敏感度，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企业家精神。

最后，我们要倡导崇高的道德标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是否有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否有高的道德标准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更重要。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