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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哲邻人部收集编辑：Nancy Hartsock
原作者：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
翻译：Another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59；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翻译总计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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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论权力：为女而生的理论？（1990）
但是提到女性的权力就立刻带来了何为“女性”的难题。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问题这些年在美国已是显学。我们需要发展属于我们的对差异的理解，这也是为女性发展权力理论的任务。差异的议题也提醒我们区分女性的许多要素也在将一些女性与男性连结起来——比如种族或文明差异。或许为女性准备的权力理论也会是其他团体的权力理论。为了增进我们对差异的理解，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环境，使迄今所有边缘群体都能为自己命名，为自己言说，并参与到交流术语的定义中，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能够构建一种对差异敏感的世界的理解。这样的理论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否发展一种普遍的理论，或者，我们是否应放弃寻找这样一种为聆听种类繁多的声音开创空间的理论？对于有色人种的男性与女性能下什么普遍判断？白人男性与女性呢？西方人和被他们殖民的人呢？比如，可以没有边界地谈论“女性”吗？这类问题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仅涉及关于世界本质的判断，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关于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理论主张什么的问题以及最终关于 "我们 "是谁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不同群体的基本政治行动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主张。“少数群体”生产的理论应该与“多数群体”的理论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吗？鉴于此前对理论的探索被当作多数群体论述受到质疑并被谴责为总体性的，我们是否需要对少数群体的提议提出类似的问题，或设定类似的标准？在我们努力寻找纳入边缘群体声音的方法时，可以期待那些反对诸如启蒙运动等总体性和普世主义理论的人提供有益的指导。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吸引编写了各种著作，从文学批评到社会科学，它们被统称为后现代。包括福柯、德里达、罗蒂和利奥塔等人物在内的作者，反对我们从启蒙运动式的欧洲哲学继承的普遍理性信念。他们拒绝声称涵盖所有人类历史的叙述：正如利奥塔所说，“让我们向总体开战。”作为替代，他们提出一种临时的、语境的、多元的和有限的社会批评。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加入了这些作家提出的现代性批评。她们支持那些关于什么是在文本中可知和不可知，可说和不可说或可读和不可读的主张。尽管这些理论与我所提出的计划看上去是一致的，但我将指出，这些理论将阻碍而不是帮助它的实现。尽管他们自己希望避免普遍主张，尽管他们公开反对这些主张，但一些普遍的预设又悄悄地回到了他们的作品中。因此，尽管后现代主义声称努力地避开了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现代主义的困境，但它至多做到了批评这些理论，而没能提供可替代的理论。对于我们这些想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以改变世界的人来说，后现代理论充其量只能提供很少的指导。（应该指出，我承认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致力于结束不公正。但这种承诺并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中实现。）我们这些不属于统治性种族、阶级或性别的人，不属于控制我们世界的一小撮人的人，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多样性中——被系统地排斥和边缘化？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系统变革？在最坏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理论会重演启蒙理论的历史影响，剥夺我们参与定义互动术语的权利。因此，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对任何边缘化群体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方法。……福柯只呼吁抵制和揭露权力关系的体系。此外，他往往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语焉不详。因此，他只主张人们对屈从的知识的“保留意见”或将它们“带入游戏”。具体而言，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与其说是成为根本性变革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与可以将这些运动转变为统治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也许这种对抵抗而非转变的强调是由于福柯深刻的悲观主义。在他看来，权力似乎在不断扩大和入侵。它甚至试图“吞并”已经发展起来的对抗话语。没有比福柯在回答一位采访者时的表述更清楚地说明了越过抵抗权力雷池的危险。一位采访者问，可能取代现行制度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即使想象另一个制度，也是在扩大我们对现行制度的参与。更凶险的是，他补充说，也许这就是苏联发生的事情，即斯大林主义或许就是社会变革努力的最有可能的结果。福柯对停留于抵抗权力的坚持，在他的另一个论点中，即人们必须避免声明为科学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特别是人们不应该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因为这样做会给它带来现代文化中科学权力的有害影响。因此，福柯尽管宣称他的目标是对权力进行解释，以促成和促进抵抗和反对，但他却对被统治者的知识采取了他所谓的官方知识的立场，并通过坚持我们这些被边缘化的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加强了我们社会的统治关系……我们这些被普世化理论的跨领域声音边缘化的人需要有所作为，而不是像罗蒂那样忽视权力关系，或像福柯和利奥塔这样的人物所建议的那样抵制权力关系。我们需要改变它们，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在几个重要方面修正和重建过的理论（主要归功于马克思）。首先，我们不应该像福柯那样、用他关于个人是权力关系的效果的观念来替代和摆脱主体的观念或主体性，而应该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参与到建构我们自身的历史、政治和理论进程中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既可以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可以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的客体。我们的非存在是存在于"一"、"中心"的条件，也是作为一小部分人理所当然代表所有人说话的条件；我们为将自己构成主体所做的各种努力（通过争取殖民独立的斗争、种族和性解放等等的斗争）是为当前质疑普世主义主张创造先决条件的根本。但是，我相信，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将我一直在使用的虚假的"我们"溶入真正的多样性，并从这种具体的多样性中建立一个从边缘看世界的描述，一个可以暴露从顶端出发的观点的虚假性并转换边缘和中心的描述。重点是发展一种对世界的描述，这种描述不把我们的观点视为屈从的或破坏性的知识，而是作为一个不同世界的首要和建构性的部分. . . .第二，我们必须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表明知识是可能的——而不仅仅是对话或关于权力关系如何运作的论述。以对话为目标是好的；理解权力如何在压迫的社会中运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我们需要确信，关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一些系统性知识是可能的。那些（简单地）批评现代性的人，可以质疑我们是否曾经真正了解过这个世界（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至少"他们"没有了解过）。他们确实是对的，他们不曾超出自己希望和需要的样子来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不仅按照自己的形象而且按照他们的幻想的形象创造了他们的世界。为了创造一个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形象的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第三，我们需要一种权力理论，承认我们实际的日常活动包含了对世界的理解——也许是屈从的，但却是存在的。在这里，我要重申格拉姆斯的论点，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认识论。那么，对于 "少数派 "理论来说，重点在于 "读出 "我们各种实践中的认识论。我在其他地方论证了一种 "立场 "认识论——一种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有很大相似之处的对世界的描述。虽然我将修正我在那里论证的一些内容，但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决不能放弃这样的主张，即物质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地位）不仅构造了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而且为理解设定了界限，在统治体系中，统治者的可得的观点将是片面的，并将颠倒事物的真实秩序。第四，我们对权力的理解需要认识到创造替代方案的困难。统治阶级、种族和性别积极地构建了所有各方都被迫参与的物质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观点不能被当作简单的错误或误导忽视掉。于是，被压迫群体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理解而斗争，这些理解代表从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有待理论化的经验成就。第五，作为参与一方的观点，被压迫者的理解暴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人的，因此包含了对政治行动的呼吁。也就是说，对被压迫者来说，妇女权力理论不是一个导致远离参与的理论，而是一个呼吁改变和参与改变权力关系的理论。关键的步骤是，首先，将我们对生活的了解作为批判主流文化的基准；其次，创造替代方案。当各种“少数人”的经历被描述出来，当这些经历作为批判主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根据的重要性得到更好的认识时，我们将至少有工具开始构建一种对种族、性别和阶级敏感的世界的描述。用马克思的话说，重点是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重新描述我们自己或重新解释世界。
Excerpt from Liodu J. Nicholson, ed., Feminisrn/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由于立场理论和后现代认识论经常被混淆，贯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方法的一条共同主线是它们对后现代认识论中判断相对主义的批判。在《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讲述真理》（1996）和《文本大陆中的正午》（1993），多萝西·史密斯嘲笑了后现代相对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认为，如果知识要对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存在一种叙述能使另一种叙述无效化的实际可能性。在选文59，“福柯论权力：一种为了女性的理论？” ([1990] 1993)，南希·哈索克在区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与福柯的权力方法论时，指摘了后结构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视社会思想中的后现代转向为一种“危险的方法\路径”，因为任何边缘化[marginalized]群体都能采用接纳之(546)。她特别地批评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只关注对于权力的抵抗，而不是对于现存权力关系的变革转换。哈索克讨论了一种“为了女性的权力理论”（553）应如何引领一种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号召、以及引领一种关于改变现存权力关系所需手段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