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106天
终于找到胡鑫宇了。
但遗憾的是，他的父母永远失去了他。
2023年1月29日，江西上饶警方通报，在一处树林中发现一具缢吊尸体，经DNA检验确定死者胡鑫宇。
这是一位15岁的男孩子。他的母亲已经54岁了，父亲也56岁了。
当《警情通报》发布后，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为什么他在失踪100天才找到？为什么他会失踪？关于失踪原因及搜索过程，网上都有太多传闻。
从失踪到死亡，有106天，究竟他们父母是什么样的情感过程？对于那些失踪但可能最后找都找不到的情况，家人又会陷入怎么样的生活？
不管在警情通报，还是在公共新闻，我们似乎不容易看到中年丧子的父母。
我分享的这篇研究，希望能够学会理解失踪者亲人的悲痛。
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地理学教授Hester Parr是失踪人口研究方面专家，长期和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合作。她也因失踪人口方面的政策研究，被苏格兰政府司法部授予特别奖章。
Parr教授最近就有份研究，通过对英国25 个有过失踪人员家庭的访谈调查，指出在寻找过程中，相关家属与亲人的情感转变。她请我们注意到一点：
对失踪者的亲人来说，“失踪”是一种如影随形的、模棱两可的“缺席感”。这种“失踪的缺席感”，不同于是“死亡”。死亡的缺席感是干脆的、物理的。但是失踪带来的缺席感，常常让亲人陷入不知如何定义失踪原因，也不知要怎么界定结果的纠葛中，也因此难以放弃寻找、却也不得不放弃寻找。
这是一种“影子悲伤”。失踪的孩子或亲人，好像还在，但又不在。
一、搜索前期：情感的损失感是如何被掩盖的
就是到处看、到处看。我们每天都去姐姐走丢的那个海滩。每天要走很多路。我们在海滩上，努力要找到姐姐，也想找到她的随身物品，像房间钥匙之类的东西。我还让我的丈夫爬上海边的岩石，到小裂缝里寻找。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停止。
—— 受访者：走丢了姐姐的妹妹
我进入了有组织的寻找模式。我联系了 Missing People这个公益组织，打印了一些海报，让我的朋友把它们分发贴到镇子上各个地方，然后我们开始寻找我们认为父亲可能去过的地方。我们也去了伦敦，还在那里住了两晚，基本上走遍了所有大车站之类的地方。但是，当一旦你到了伦敦，你又会觉得自己甚至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找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只是找个公园开始找，但之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找了。
—— 受访者：走丢了父亲的女儿
这是在家人失踪的时候，亲属寻找的典型情况，往往发生在寻找的前期阶段。
第一，从日常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到拓展的物理空间、甚至虚拟空间。一开始，大家都在特别关注日常出入的工作场所、学校等场所，但慢慢将空间扩大，甚至到大城市，也可能开始在虚拟空间组织起来，并且借助公益组织帮助。但是，随着自己进入更加陌生的物理空间，也更加难以掌握。
第二，对失踪人口的亲人来说，在物理空间做搜索工作是高强度的。这在前期搜索时尤其明显。不过，也由于这个阶段高强度的身体投入与疲惫感，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盖因为亲人缺席而造成的情感损失感。
四、当怎么找也找不到的时候：
重新想象物理空间
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无所谓。你永远不会停止寻找。这件事情永远都在你的脑海里。你总是在寻找。寻找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了。时间的推移，你必须一直想出新的寻找方法。确实，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受访者：女儿已失踪 20 年了的一位母亲
(胡鑫宇母亲）
正如米莎一样，在走失亲人的情况下，很难让人放弃寻找。但是，在物理空间里地毯式搜索，总是难以维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官方还是当事人，都不得不逐渐减少这样的搜索活动。也许大家本来是每天都在找，但后来慢慢每周、甚至每月再组织家人或朋友寻找一次。也因此，寻找活动会发生空间转移，可能移向互联网。
正如上面谈到的那位走失了妹妹的姐姐所说：
我可以像私家侦探一样，但是这样下来真的让我发疯了。你知道的，所以我不能这样。我必须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我还是必须去上班，我仍然需要作为一位母亲继续生活。我必须告诉我自己“停下来，放慢一点”
—— 受访者：走丢了妹妹的姐姐
尽管互联网空间仍然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是我更想重新探讨一下，随着失踪时间拉长，当失踪者的缺席成为社会事实，失踪者家属是如何想象这种“缺席但未死亡”、“缺席但未分裂”的的亲密关系。
在Parr的研究中，她发现失踪者家属往往会重新建构亲密关系，以致于物理空间对他们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以前只是地毯式搜索的方式来确定哪些车站、公园容易找到失踪亲属的空间，那么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带着想象感的物理空间。
在前一种情况/搜索前期，你是希望“找到”，但在后一种情况/搜索后期，你却开始希望“遇到”，因为你已经知道找不到了。
一方面，你可能重新想象你和他的亲密关系：一个爱你的亲人为什么会失踪？你可能认为你们还会在世界的某个陌生地方不期而遇。比如，下面这份田野材料特别有感触。
当我刚开始知道他失踪的时候，我是震惊的，也是恐惧，我甚至被吓坏了。但是。但是再往后，我有了不一样的希望感——当我去一些地方旅行的时候，甚至觉得会不会在那里和他不期而遇、突然找到他。
—— 受访者：丈夫失踪了20年左右的妻子
由于对“不期而遇”的物理空间想象，当事人可能更加难以接受失踪=死亡的可能结果，于是会重新想象亲密关系。还是上面的这位妻子，她说：
也许，你还会想象自己遇到失踪的他。但不是陌生的地方，而且你的日常生活的角落。失踪者的亲人开始对日常环境丧失了安全感。就算他们还是走在日常的街道，甚至这条街道就是你们共同走过的街道。但是现在，他们却总是保持警惕，期待与失踪的孩子或亲人遇上。
失踪人口研究常常发现，当孩子走失时，亲人很有可能也会陷入创伤之中。其表现之一，就是陷入日常的高警惕状态。也就是说，亲人就算走在街上，也感觉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人与景，也许觉得自己能够碰上。
在研究中，一位受访者甚至说，她经常晚上不敢出门，只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出门太久， 会不会自己的孩子又回来了但自己错过了。
一位走丢了母亲的女儿也说：
(胡鑫宇父母在寻找时的画面）
文献来源：
Parr, Hester, Olivia Stevenson, and Penny Woolnough. 2016. ‘Search/Ing for Missing People: Families Living with Ambiguous Absence’.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9:66–75
* 这是社会学理论大缸的第725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