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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学学术前沿收集编辑：
2023年3月25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开拓者，知识产权法学中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国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赴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75岁。
刘春田教授，男，1949年生，祖籍山东乐陵，中共党员，杰出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开拓者，知识产权法学中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国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春田教授赴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2023年3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75岁。刘春田教授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开拓者，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师从著名民法学家佟柔先生攻读研究生，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他在1985年开设了我国第一门系统的知识产权法课程，同年响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倡议，参与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顶层设计。1986年，他与郭寿康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知识产权教育与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2008年10月，该中心被授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金奖”。2009年，刘春田教授又在此中心基础上，主导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1986年，在原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高校专家目录制订工作会议上，刘春田教授作为法学学科组召集人，力倡建立知识产权法专业，使知识产权法得以成为法学新增二级学科。1987年，刘春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倡导设立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法专业毕业生。1986年，刘春田教授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以“知识产权”命名的教材，并于2000年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知识产权法核心课教材。2011年，刘春田教授受聘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重点建设教材《知识产权法学》第一首席专家。在刘春田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了我国知识产权法通用教材最齐备的体系，包括司法部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统编教材、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教育部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课程教材、“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等。刘春田教授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研究，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注重基本理论和体系化为特色的人大知识产权学派。他勤于思考、慎于着墨，但落笔无陈言、成行皆妙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命题，例如权利对象与权利客体的划分、知识产权对象的“形式说”、劳动与创造的区分等，其理论深度已经超越知识产权法学本身而走向哲学，对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春田教授师从著名民法学家佟柔先生，具备深厚的民法学功底，注重体系化思维、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在民法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知识产权，是其鲜明的学术特色之一。刘春田教授还主持编著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法学出版物，包括《中国知识产权评论》《中国知识产权文库》《中国知识产权判解研究》《世界知识产权法典译丛》《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报告》等。刘春田教授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建设者。他深度参与了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所有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的起草与修订，主持研究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专项课题，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上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其修改的有关法律问题》，并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供了法治方案。他是对中国知识产权决策、立法、司法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刘春田教授是知识产权法学国际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持着长期的深度合作，知识产权学院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与邻接权教席的主要依托机构和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版本图书馆所在地。他曾经主导举办了“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中美知识产权学者对话”“中美知识产权高峰论坛”“亚太知识产权论坛”、中欧知识产权学界合作机制、“东亚知识产权论坛”“中印知识产权论坛”等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与国际对话机制，为提升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鉴于刘春田教授的卓著功勋，其获得了诸多荣誉嘉奖。他曾获评“2010年度全国知识产权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联合评选）、2013年度和2014年度“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知识产权人物”（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选）、“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者”奖（中国版权协会评选）、“知识产权教育杰出成就奖”（美国商会评选）。刘春田教授毕生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辛劳奔波。近期赴洛杉矶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学者对话”等系列学术活动期间，不幸突发疾病辞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蒋安杰，法治日报社编委、理论部主任，高级记者，无党派人士。198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至今36载；曾参与《法制日报·周末》创刊兼任副总编辑，兼任《法制资讯》总编辑时带领杂志社创新转型；2007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获得第17届长江韬奋奖。
来源：《法制日报》2009年12月10日发表
2009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飞利浦公司、美国约翰马歇尔法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新加坡知识产权学院、日本北海道大学等二百余家境内外单位纷纷发来贺信或赠送花篮。 按会议通知，本来成立仪式是在人大法学院明德楼举行，但由于与会嘉宾比原定人数增多，仪式后来改在如论讲堂，喜庆的上百个花篮摆满了走廊的两侧和大门口，使得知识产权学院的成立显得很有气派和声势。 一向以个性著称的刘春田老师，走马上任知识产权学院首任院长。据悉，23年前，大家都还不太明白知识产权为何物的年代，刘春田老师就为了他的知识产权法课程，与时任人大副教务长的纪宝成多次交锋。 刘春田“你不懂没关系，但我懂，你让我先开课”的那个执著劲儿，让经济学出身的纪宝成副教务长隐约感觉这个(知识产权)可能很重要，适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来中国召集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华中科技大、西安交大六所院校的相关人士开会，希望中国能尽快开设知识产权法这门课，于是人大决定先做这件事情。 这样也就有了后来，1985年，刘春田老师在中国第一个开设系统知识产权法课，并列入法学本科教学培养计划；1986年，在中国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制定工作会议上，作为法学学科组的召集人，刘春田老师积极倡议和努力，最后会议决定将知识产权法列为法学本科专业，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并于198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招生，正式创办新中国的知识产权专业。 也许正因为曾经的经历，23年后的今天，刘春田决定成立知识产权学院的想法得到人大法学院院长韩大元的支持后，在纪校长那里也是一拍即合，一切显得是那么水到渠成。 学院成立仪式上，刘春田老师在致辞时很幽默地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梦就是梦，怎么可能有梦想成真？但知识产权学院真的成立了。”说完他顿了顿，没了下文。 11月28日，记者来到明德楼采访，很自然就聊到当年招生时的事儿和那时的艰难。 刘春田对记者说，当时，他们想先培养教员，培养高校教师，等了大概七十多天，回了11封信，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郭寿康老师很着急，“70天，11封信，难办啊”！ 刘春田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便想了个办法，找了光明日报，第十律师事务所是光明日报的顾问律师事务所，佟柔老师是法律顾问，所以免费做了一个烟盒那么大的广告，写着“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知识产权第二学位学生”。不到一个月，二十多天，七百多人，生源质量特别好，全国设了六个考点，精选了45个学生为第一批。 刘春田老师告诉记者，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其总干事鲍格胥的倡导下，于1986年成立的。郭寿康教授是中国知识产权界的元老，可以使用六门外国语言工作，是学贯中西、蜚声国际的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从事知识产权的研究与法制建设，是新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2004年，郭寿康教授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版权与邻接权（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教席主持人，而这个教席是该组织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惟一职位。 说起他的小团队，刘老师更是侃侃而谈。“你认识我们1996年留校的李琛吗？当时有一次课，她作了发言，我听了很入神，语言非常干净，逻辑非常清晰，吐字很清楚，我问她是不是有发言稿，她说没有，发言很随意，我就跟她说，‘你安心上学，其他的别考虑，将来留校教书’。毕业时有老师问：‘怎么留这么一个小个子女孩，能压得住吗？’，我说：‘咱们留的是人才又不是身材。’李琛老师很安静，谁听她的课都特别享受。近几年，李琛已经连续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我们这支队伍，不像有的地方，谁也不买谁的账，我们关系非常融洽，团结很重要，我们中心不分彼此，非常重视人才，一个人的品位，决定一个人的人格，人品很重要。” 刘春田老师很骄傲地告诉记者，目前，经过二十余年努力，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中影响最大、层次与结构最为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中心和工作基地，截至2008年，已有四百七十多人分别完成了博士后研究，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七百四十多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刘春田能在知识产权法的研究领域有今天，他说，自己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是自己的恩师佟柔，就因为有民法的底子，才使他当初斗胆开了知识产权法第一课。 1978年，在北京市物资局汽车修配厂工作的刘春田29岁，高考时报的是历史专业，后来录取通知上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法专业，绝密。专门研究现代中国法制史，当年主管教学的系主任张西坡老师的一双手决定了刘春田一生的路。 “张西坡老师找我谈话说，不要想着跳槽，我对你很信任，指任你作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四年党支部书记，后来研究生期间也是党支部书记，刘春田对记者说。 “我们那时学生比教师少，法理学是孙国华老师，宪法是许崇德老师，刑法是高铭暄老师，刑法分则是王作富老师，民诉是江伟老师，民法是佟柔老师，婚姻法是杨大文老师，都是顶尖老师，听什么课都很有兴趣，快到四年级，听到佟柔老师课了，我觉得格外有意思，最后毕业时考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报民法。上了学以后，才知王利明比我们先上了半年，他们上《资本论》，叫苦连天。” 学法律，学什么《资本论》呢？龙翼飞、甄占川、我们三个研究生，准备去找佟老师商量一下。 “课得好好听，有些课是基础，不学民法很难有出息”，佟老师是东北人，他当时这么说：“小子，将来你们在这个专业里，在民法这个领域，走多远，跳多高，《资本论》是基础”。 听了佟柔老师的一席话，三个人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本来是去请愿的，还好意思张嘴吗？结果别提了，心里那个不愿意啊。 刘春田很动感情地回忆说：“第一学期《资本论》考试，我们是抽签考试，二十多年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考题是：‘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的应用’，人家抽的是‘简述《资本论》第四章主要内容和资产化论’，我自己觉得说的头头是道。没料想考试的孟老师微微一笑：‘你说的是政治经济学，我们考的是《资本论》，我只能给你及格。’” “这对我是莫大的打击，我上大学，一直是全优生，连良都没得过。那年大年三十我受刺激没敢回家，后来我就到书店里买了六元五角一套的《资本论》，放寒假使劲读，准备重考一次，那真是认真。你猜最后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三个人熬成什么样？龙翼飞植物神经紊乱，甄占川考后就病倒了，总的说是我考前病倒，龙翼飞考中病倒，甄占川考完病倒。《资本论》就是砖头，我们学原著，那时候困的时候书压在身上就能睡着。” 往事如烟，刘老师告诉记者，真的从心底里感谢佟柔老师。如果不是当初对《资本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现在对民法问题的理解力不会有这么深。可以说，佟柔导师当年的一句话，成就了今天的刘春田，也成就了其他的学者。 “佟老师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佟老师有个外号叫‘小百科’，有一次我陪先生去科委谈事，没想到聊生物工程，佟老师一聊就两个多小时。而且佟老师钢笔字写得非常好，他常说教书是一辈子的学习，佟老师是影响我一辈子的人，我特敬佩佟老师。”刘春田如是说。 研究和创造，都是很艰辛的事儿。人世间，浮与沉，动与静，不同行当有不同的态度，做学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为学者应当善于沉与静，应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拨开浮尘。刘春田老师用极其景仰的语气提起陈寅恪。据说，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他自己讲过的不讲。 刘春田坦言：“这种要求是极其严苛的，我做不到。但陈寅恪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却如学术宝鉴，指引着我们这些后来者，使我们在做学问时不敢胡来。” “生活就是有取有舍，你做了这件事就做不了那件事。到处去讲、到处去露脸你就没时间看书了，你选择了什么就只能做什么。为什么叫读书人？读书人这个称谓不简单，教书者其实一辈子是个读者。”刘春田很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最想学的是京剧，当时很想报中国戏剧学院。我和我哥哥从小就喜欢京剧。还记得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我才十多岁，下着大雪，我和哥哥排队去买票听戏。我外祖父是票友，直到现在，家里还保留着我外祖父珍藏的余叔岩送的书谱。” 在刘春田看来，京剧不仅仅是戏剧，而且是一种文化。他说，有时候上课时，他也会来上一段京剧，高兴就唱，最喜欢马连良的戏，因为马连良有味道、有人格。 “你要是有文化有品味拉风箱都和别人不一样”，刘春田淡淡地说。 知识产权是什么？主要是创新。刘老师认为，中国正值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又遭遇了“网络时代”这样一个人类崭新生产方式的来临。中国当前的长处是“造”而不是“创”，与其他国家一样，知识产权立法必须从现实的本国国情出发，量体裁衣。刘春田老师说，中国必须创新，那就是知识产权，一环套一环，知识产权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缺了它不行，没有它更不行。
作者：蒋安杰，法治日报社编委、理论部主任，高级记者，无党派人士。198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至今36载；曾参与《法制日报·周末》创刊兼任副总编辑，兼任《法制资讯》总编辑时带领杂志社创新转型；2007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获得第17届长江韬奋奖。
来源：《法制日报》2007年8月12日发表。
自幼随父母从老家山东乐陵来到北京，知天命之年还说自己是典型的山东人；受几代人熏陶，酷爱京剧，十岁时，为全家人能听上马连良的《朱砂井》，不惜“立雪”广和剧场，彻夜排队。在哥哥的诱导下还差点进了中国戏曲学校；在学术问题上，真诚地与人辩论，但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刘春田教授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线条硬朗、观点犀利的印象。这种印象，即便不眼见其人，一个熟稔的画师也能勾勒出其风骨神韵。 刘教授热情地与记者握手寒暄。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握手时很有力度。这是一副标准的山东大汉形象。刘教授告诉我们，山东人率真，为人直率、真诚，当然也比较喜欢较真儿；而北京呢，多元文化的融会，肥田沃土，养育长材大器，形成了北京人大度、豁达，兼容并包的品格。家庭的耳熏目染培育了他山东人的性情，而五十年的北京生活，则让他涵蕴了京腔京韵。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突然话锋一转说，世界各国的法律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在相互借鉴交融的同时又不失其本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有高潮，也有低谷。高潮时要懂得居安思危；低谷时也应坚守信念，不可随波逐流。有一段岁月，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在那段时光中，刘教授两次与大学失之交臂，提起那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们这代人，经过了太多的史无前例，不过他相信这些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966年，刘春田高中毕业。清华大学招生，素有“找生”的传统。他们利用校庆，把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接到清华园，参观学校、介绍专业，鼓励报考。他和不少同学一样，瞄上了各自钟爱的专业。6月，距高考只剩下一个月。若按惯例，不出意外，他们再有两个半月就进入大学。不料，十年“文革”开始，他第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1968年，刘春田赴山西晋北插队，开始了直面人生的漫长岁月。1970年，他到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专业是仪表自动控制。那年入学机制已由原来的推荐入学改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他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和他同考的是两个小学未毕业的学徒工。于是，涉世未深的刘春田信心满满，自认为是不二人选。但考前，有人告诉他：“你何必白费功夫，早就内定了！”刘春田颇不以为意，开玩笑地说，他们认字么，恐怕连教室也找不到！不料，那位小学生幸运地上了大学。造化弄人，刘春田再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时代可以轻易地改变人的命运，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天性。厄运有时可以将人彻底击溃。但年轻的刘春田天性达观，他认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认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把《论语》《孙子兵法》抄下来，朗读、体悟，还托人在太原图书馆借来《史记》《资治通鉴》等，整本整本地抄写，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练了字。此外，凡是能够借到的哲学和文学名著，也都一一涉猎。刘教授笑言，那时他们单位宿舍里就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别人下班后都搓麻将、打扑克，惟有他“霸占”着桌子和台灯，读书自乐。“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养成的读书与思考的习惯，让我的生活充实，只要有书看，便不觉苦，更谈不上寂寞，没有人可以荒废你，能荒废你的，只有你自己。上大学固然好，不上大学也不可自弃。对于我来讲，所谓十年“虚度”是形式上的，那时，我还是认真读了点书的。在工厂，无论领导、群众、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遇有难解或争议之事，往往找我寻求答案。能答则答，不会的就迫使你学，久而久之，我在工厂里有了个雅号"教授"，刘教授感慨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当另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恢复高考，国家又获得了一次生机。1978年，刘春田按照招生简章，依次从高至低填报了八所学校。而在当时，人民大学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前，位居招生简章的第一名，从此，他与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刘教授对他的人生总结是，曲折而简单。曲折是因十年动乱遭受数次挫折；简单则是因除了当过十年的农民和工人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自幼受家风熏陶，动荡时期又以读书为乐，刘春田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时，第一志愿是历史学。不料，鬼使神差地学了法律专业。多年后，他才知道，当时分管招生的系主任张希坡教授看档案时相中了他，把他偷偷地调到了法学专业。刘教授戏称是张希坡先生的上帝之手将他带入了法学之门。然而真正带他登堂入室、走到今天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佟柔先生。刘教授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说，当时授课的几乎皆为名师，如孙国华先生教法理学，许崇德先生教宪法学，高铭暄先生教刑法总论，王作富先生教刑法分则，江伟先生教民事诉讼法，佟柔先生教民法等等。诸多名师，各有千秋，但听来听去，惟对民法情有独钟。当时同学多认为民法太复杂，十几人报考研究生，只有刘春田一人选民法专业。从此入室佟柔教授门下。谈起佟柔教授，刘春田景仰之余，无限感念恩师。佟先生的敬业精神、学术造诣、治学态度和为人师表的杰出风范，至今仍铭刻在心中。1985年，刘春田毕业留校。没有讲课经验，佟老师就为他创造机会，派他给某省县委书记培训班讲课。刘春田担心能否胜任，佟老师鼓励他说：“我看你行，去了出一身汗就过关了。”刘春田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台，正值酷暑，加上紧张，三个电扇对着他吹，还大汗淋漓，全身都湿透了。一个上午过去了，刘春田恍然大悟：“原来课就是这么讲的啊！”刘教授说，佟老师是一位伟人，他的敬业精神，堪称典范，非常人所及。学术是他生命的全部，上下求索、参悟天道与追求人格的至正至善，是他一生的写照。佟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他把学术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他的学生乃至同行都衷心地尊敬他、爱戴他。佟柔先生的人格魅力不断激励着刘春田，这使他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民法学者。刘教授认为导师佟柔对自己的影响至深。“我思故我在”，当大哲笛卡尔下这个论断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把人作为一种考量世界的尺度，把人类知识的来源奠定在“我思”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理智当成了事物的立法者。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贡献思想则是证立自身价值的方式。在知识产权学界，刘春田的思想常常与众不同，他的观点，尤其引人关注。对此，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基本的理论问题，求新不是目的，而是源于对实践问题的困惑。没有人没有困惑，为了解惑，不得不反思传统的学说与理论，进而在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凡是认真思考的观点，即使与传统不合，也无所顾忌地提出，面对批评意见，他泰然自若。“实事求是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学术求真，科学的生命在于批判与革命。在学术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和表达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真的学术，无关个人恩怨与得失。岂能看人脸色，因他人毁誉臧否而轻言放弃。”刘教授这样说。当提到他的老朋友、已故学者郑成思教授的时候，刘教授凝重而坦然。他说，“郑老师是一位益友、良师。他是一位非常敬业、非常刻苦的学者，他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感念郑老师多年来的助益，同时坦承与郑老师的学术观点“每每不同”。“我们以诤友相识，长期合作，在诸多问题上相互辩难，争了二十多年。但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在他去世前，我们还在讨论问题，还就信息产权问题各抒己见。”当记者追问二人的论战有无结果时，刘教授的回答质朴而果决：“我们俩人对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执著，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观点是思索的结果，我相信这些观点终究会由实践作出回答，如果合于科学，总会被人接受。”刘教授分析说，他也反思过二人的分野，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各自知识结构的不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刘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几百年来因应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时俱进。工业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创”“造”兼备，后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化的提高，“创”“造”分离，把“创”留给了自己，把“造”则甩给了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正值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又遭遇了“网络时代”这样一个人类崭新生产方式的来临。中国当前的长处是“造”而不是“创”，我们面临的是工业化与网络化毕其功于一役的重大变局。与其他国家一样，知识产权立法必须从现实的本国国情出发，在充分考量国际条件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设计既符合现阶段诸方面实际情况，便于与国际交往，又利于未来发展的制度。这既非片面地强调国情，不顾国际大势，也非不顾国情，一味地强调全球化、一体化所能奏效。所以，事情难就难在这里。在谈到治学之路时，刘教授说，学术研究关键是要讲究方法。方法需要系统地学习掌握，要有秩序、有伦次，零敲碎打、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是形不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学术能力。“即使有满天星斗，照样是漆黑一夜，只要有一轮红日就足以照亮全球。在科学问题上，学者的任务是给人太阳的光辉，不是给人月亮和星星，更不是给人以行夜路的灯杆。一盏路灯只能照亮五十米。”当刘教授缓缓地说出这句话时，记者震撼于其间的哲理深度。他说，学术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思想的深度又取决于现代的教育水平。刘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是理性教育，不是感性教育。它所教诲于人的应当是一种思考的能力，一种学养和思想的维度与深度。刘教授说，近些年他间或对高等教育进行思考。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是我们的学生不行吗？他认为，在中国，世界一流的学生是现成的，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被推崇的所谓名师，不少人是故事讲得好，而不是传授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些人所做的，类似填补连阔如等传统艺人留下的空白。没有说书的，民众却需要有点知识含量的精神食粮。通过听故事，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讲故事不是坏事，但这不是高等教育。”刘教授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评价标准导向应当改变。古人早就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如果只是说书高手，零碎知识的贩卖者，那么中国的知识天空里所呈现的永远只是一些小星星。而我们的民族需要的是科学与艺术上的一轮红日。刘教授喜欢京剧，尤其推崇“马派”。他自认没资格做票友，爱好而已。空闲时，喜欢唱一段马连良的《淮河营》《借东风》。谈起马连良京剧的巧、俏、率，说到《淮河营》里面的蒯彻之善辩，刘教授讲得手舞足蹈、头头是道。他还喜欢旅游与体育。每次外出，有爬山涉水的机会，他从不放过；还是巴西队的铁杆球迷，痴迷于艺术足球，并因此而死看不上法国队；他崇拜英雄，盛赞米卢、马俊仁；也很喜欢篮球，1.83米的个头，年轻时球打得不错；看篮球就过于追求完美，自从乔丹退役后，对篮球也就没有了多少兴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塑造着他自己，而且也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涌流。当我们勇敢地担承责任时，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长存和更有意义。刘春田，在知识产权领域辛勤耕耘几十载，他能沉得下去，认真地为学为人，同时他也不甘沉默，自信地挥洒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