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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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开个头,简单谈谈我的这本书存在的问题和写作的一些想法。先讲问题。第一,书名的口气太大。这是福建一个朋友的批评。他说得对。要是现在,我倾向于用书里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与〈臭虫〉有关》。《臭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后来延伸到田汉和孟京辉,串联起两个国家三个不同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对现状的描写,对未来的想象,联系起来读很有意思。而“臭虫”这个被厌弃、被试图埋葬的象征物,它在不同时间中角色的转换,也值得思考。如果用它做书名,相信会比较有吸引力,让出版社少赔点儿钱。第二,书名虽然显示了体系性,实际上有点儿名实不副。缺乏整体性论述,大多是个案研究,各篇的分量不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有些重要问题也没有涉及,如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苏联文学影响和对这种影响的剥离的转换……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还是努力从个案、从局部现象发掘“更大的单位”;反过来,在选择个案的时候,也会考虑它们跟“更大的单位”是不是存在关联。“更大单位”这里指的是文类、主题、思潮等。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缺乏做这个课题的条件。即使是中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相关资料,我读的面都比较窄。特别是外语不好。学过两年俄语,大三时曾经抱着字典读了大半本原版的《别林斯基选集》,现在却连字母都读不出来。英语也不行。写作中对问题的理解、资料的查找,就遇到很多困难。举一个小例子,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于1961年的诗《娘子谷》开头有这么几行:“娘子谷没有纪念碑,/悬崖绝壁像一面简陋的墓碑。/我恐惧。/犹太民族多大年岁,/今天我也多大年岁。/这时我觉得——/我是犹大。/……”这是“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里张高泽先生的译文。可是后来我发现,肖斯塔科维奇根据这首长诗谱写的第13交响曲,歌词中“我是犹大”这一句却是“我是犹太人”。正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只好求助汪剑钊教授,他认为应是“犹大”,说诗人也自谴,对“娘子谷没有纪念碑”的现实也负有责任。不过这些天也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还应该是“犹太人”。如果我懂俄文,这个问题不难弄清楚。
原来计划中还有一些题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西方左翼对“人”的思考;对安东尼奥尼电影《中国》的批判;样板戏艺术的外来资源;作为“政治”和作为“艺术”的亚非文学运动……但因为理论、知识准备不足,也因为精力不济,就放弃了。从我的角度,目前写的这些也就够了。有批评家说得好,“够了就是够了,够了不是一切”。
接着谈对这本书的内容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也有这么几点。
一
角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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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首师大文学院做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讲座,结束后有比较文学研究生私下提醒我,我用的不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她说得对,我没有受过比较文学学科的训练。书里的一些文章,也可以勉强归入影响或接受研究的范围,但也不完全是。文章的内容和方法,体现在书名“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个短语中。我的重点是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处理外国文学资源,如何将它们“内化”。“内化”包括吸收、转化、争辩、抗拒、排斥等多种因素,是个动作性很强的词。就是说,我是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的建构作为观察这一关系的基点的。
角度、方法的另外一点是内部清理,这延续的是历史上那些“内部质疑者”的工作。这个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世纪产生很大影响,具有国际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学,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存在严重问题和缺失,甚至也可以说出现危机。另外,社会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虽然有一致的基本范畴,但内部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主张、派别发生过激烈冲突。它们都不能简单归结为“过去”。内部的多样、分歧,历史上曾以正统/异端、革命/反动、真正的/修正主义的来划分。今天的反思、清理,目的是廓清分歧的性质,释放过去曾被压抑、也拥有更多“真理”的部分。这不是通常理解的“平反”,不是重新判断输赢。事实上,这段历史没有胜利者。那些将教条、僵硬的主张当作“世界观”的曾经胜利者没有胜利,而拥有更多“真理”的质疑者,由于时过境迁,他们也不是胜利者。
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我们的内部清理,和历史的“内部质疑者”有很大不同。就后者说,他们当年的行为具有一种生命的“内在性”:他们身处其中的水晶球破裂了,面临着重新检查信仰和信心重建的挣扎。对我来说,清理是学术的层面,我们扮演的更多是旁观者角色。如果要说到责任,那也只是目睹同时代人为理想而受苦遭难而产生的“债务”,尽力为历史做一点儿留痕的工作。
二
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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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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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文艺争鸣”,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感谢公众号“文艺争鸣”和作者洪子诚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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