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重视性别的家庭角色，所以出现不符合传统期待的性别身份可能会被认为与家庭责任无法相容，而受到家庭成员的排斥或拒绝，从而进一步导致内化的羞耻感。面子（即避免让家庭蒙羞）和孝道（即孩子有责任尊重父母意愿）的文化信念为家庭系统提供了凝聚力（Hayashino & Chopra，2009）；因此，在家庭环境中提及性多元的身份可能并非一件易事。

生活在异国的亚裔跨性别青年可能会遇到与移民和文化适应相关的更复杂的情况。加拿大拥有多元文化和种族的人口，2017年至2019年，63.5%的加拿大新移民出生在亚洲（加拿大统计局，2021）。研究表明，移民父母的孩子会经历父母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居住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冲突（Lay & Nguyen，1998）。

针对跨代移民家庭中的出柜情况，学者Wang和Wong（2019） 指出，第一代移民（即出生在ta们的祖国）更依恋ta们的家乡文化，并在压力大的时候转向ta们本有的文化/种族社群，而第二代移民（即出生在移民后的国家）更多地依附于西方文化，这可能被ta们的父母视为否认或放弃ta们的本源文化（Wang & Wong，2019）。因此，文化适应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家庭成员对孩子性别认同的反应。

在这种微妙的身份交叉背景下，学习和适应社会污名化的身份是亚裔跨性别青年的一项必要发展任务（Grossman & D'Augelli，2006）。家庭通过营造爱与被爱的感觉来提供支持，这可以成为跨性别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资源（Sansfaçon 等人，2018）。但另一方面，亚裔跨性别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发展很可能在没有成人支持或无法获得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发生，或者ta们可能因为害怕被嘲笑或拒绝而不会与父母分享ta们正在形成的性别认同。鉴于未成年人通常在情感和经济上更加依赖ta人，并且往往拥有更少的外部和内部资源，这种孤立的影响更大。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亚裔加拿大跨性别青少年的出柜经历。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异质性和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群体。通过使用少数群体压力理论和交叉性理论，研究者试图去描述这个群体中的细微差别和共性，以为被抹去的身份发声，并推进对系统性社会压迫的了解（Moradi & Grzanka，2017；Parent et al., 2013）。

本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IPA）的定性方法来首先对研究对象的每个个体进行归纳分析，然后再进行更广泛的群体分析，以探索参与者的经历的本质在何处。研究最终招募到了8位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年龄范围15-26岁；平均年龄 19.6 岁），并对ta们进行了访谈，研究者通过数据确定了参与者与出柜相关经历的三个关键词：「保持家庭凝聚力」，「经历成人中心主义」，「建立社群联系」。

参与者表达了对自己出柜会如何影响家庭关系的担忧，并表示ta们为获得家人的积极回应而付出了努力。例如，N问他的父亲，「如果我想成为男孩，你还会爱我吗？」

除了ta们与父母的关系，一些参与者还担心出柜会影响父母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受影响，并试图维系家庭的代际和谐。Sheela表示，她没有在大家族中出柜，因为她不想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任何麻烦」。Adrian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这会对我父亲有何影响？」 当他在考虑出柜时，他首先会考虑这一点。

文化差异可能会帮助参与者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N 观察到他的家庭成员的行为是如何植根于文化规范的：「我的父母告诉我……对于中国家庭，我们并不会频繁说『我爱你』……我爱我的父母，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其实明白我离中国文化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我完全没有亲身体验过中国文化，不像我的父母。」

一些参与者将ta们对父母观点的考虑归因于亚洲文化规范，如Emily提到的那样：

「我认为（在亚洲文化中）孩子肯定有一种感觉，ta们必须承认父母所说的话，即使从长远来看，父母的建议或意见不会真的让ta们更快乐。我妈妈让我觉得我对于自己想成为一个女孩这件事还不太确定。」

Adrian描述了他在考虑自己的需求与父母的需求之间的困境，并将其同样归因于亚洲文化的期望：

「我认为这是我的亚洲部分，因为家庭真的很重要，并且有一种内疚感，就像......你把自己放在家人之前......但是我的西方部分会说，『好吧，我同样需要照顾好自己……』」

尽管青少年努力保持家庭的凝聚力和平衡感，但正如第二个主题所探讨的那样，ta们也在为自己的成人主义经历而苦苦挣扎。

成人中心主义的概念是指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生活拥有权力和特权（Flasher，1978；Lesko，1996，2010）。

参与者讲述了当ta们试图向重要的成年人出柜时，ta们的意见被公然贬低或挑战的经历。Daniel记得他母亲说过的话，「我的家里不会有同性恋者」，这句话一直困扰着他。

他讲述了他的母亲如何确信自己比他知道的更多：

「她的思想已经封闭了……她深信自己因为读了教科书和各种资料而知道的比我多。我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听到我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出柜……她可能会说，『你还太年轻，你不懂』」。

Julio表示，当他向ta们出柜时，他的父母「一直在进行反驳」，随后试图阻拦他要变性的决定。Angelo回忆说，他的老师未经他的允许就向他的父母透露了他的身份。Angelo说他的老师向他的父母「告密」，「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Angelo进一步表示，当他向他的老师出柜时，他得到的回应是，「这永远不会发生！」。根据Angelo的说法，他的老师指责「他编造了一些东西」，并说，「我没有说谎……我能看到，我能感觉到，他们感觉不到我的痛苦」。

Jujio说他的父母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向他们出柜时，他说他的父母「并没有真正关心这件事」。一些参与者描述ta们父母的态度为「否认」，生活照常进行，没有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Sheela回忆说，她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需要暂时隐藏这件事」，并表示只要她「不试图向母亲提起性别问题，她的母亲就很好」。同样，Emily把她母亲的反应描述为，「不谈论它，也不考虑它」。

Sheela将此称为「亚洲人的隐忍」：

「亚洲父母典型的反应不是拒绝，更多的是视而不见，ta们并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所以这真的会让你失去动力，让你认为，『哦，也许真的是我错了』或者『也许这不是我真正的感受……』」。

Daniel认为这种沉默正是他交叉身份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中国孩子与父母交谈的方式很不一样……而且跨性别孩子与父母的互动方式也有所不同……我觉得我与父母交谈的次数少于白人跨性别孩子与父母交谈的次数，或者一个亚洲顺性别孩子和ta们的父母交谈的次数。」

参与者积极寻求与社群的联系，以应对出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参与者使用线上和线下平台组建了自己的社区。ta们寻找其ta跨性别者的故事并加入在线跨性别社区，寻找联系的机会。Adrian谈到在线访问其ta跨性别者的故事是他的「唯一资源」。N同样谈到了他与其ta跨性别者建立起的在线联系，这些联系帮助他度过了过渡期：

「我在网上搜索并看到其ta跨性别者分享ta们的经历，我当时想『ta说的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促使我坚定了自己应该继续进行过渡的想法。」

尽管有这些线上的机会，但参与者同样注意到了交叉少数群体身份的现实，包括难以找到相似背景的其ta人。Emily在访谈中提到了她的经历：

「我在的支持小组主要由来自不同学校的白人构成的，ta们的兴趣也大不相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无法很好地与ta们保持联系……。」

参与者透露，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中收到的一些建议「可能不适用于」ta们的亚裔背景。Sheela指出，她的问题「不会与该群体中的其ta人相关」，而与亚裔身份背景相关的问题「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参与者受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以及避免家庭蒙羞、尊重父母的意愿以及坚持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等理念影响，不断经历着异性恋正统主义和顺性别主义。参与者报告说，有时ta们默许了父母否认的态度，然后将父母的态度塑造成是「有益的」（例如「她希望我快乐」），以维护异性恋顺性别规范的文化价值观，例如维护家庭和睦、尊重父母意愿等等。

参与者通过社会联系创建自己的社群来回应这些排斥。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例如，有研究指出性多元群体组建了自己的家庭（Pollock & Eyre，2012），重新声明ta们的酷儿身份（Duong，2012），并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变革推动者（Craig 等人，2008）。互联网为参与者的联系和宣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在线空间成为了跨性别青少年的重要信息来源和重要表达空间（Jenzen & Karl，2014）。

参与者身份背景的交叉导致的隐形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数字网络同样存在某些跨性别内容得到更多关注，例如白人欧美跨性别数字资料通常会获得更多浏览量和曝光率。即使现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了某些身份和声音，但少数者的叙述仍然不为人知。

亚裔加拿大跨性别青少年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群体，ta们面临着在个人主义、异性恋规范、白人主导的社会中以少数族裔身份生活的挑战。研究者在结尾倡导道，个人干预不可能真正有效，除非对更大的交叉环境做出反应。要考虑到青少年生活中的远端和近端压力，并认识到，这样做是在朝创造一个对更多人都更加公正的世界的方向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