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犁晚年的一些作品，我每每有一种感觉，即孙犁实在是一个“好色”之人。当然要立即解释：这里的“好色”无关乎淫乱，相反，倒可能是淫乱的对立面。君子“好色”而不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孙犁式的“好色”。清人朱锡绶在《幽梦续影》里说：“真好色者必不淫。”这句话能够更好地解释孙犁式的“好色”。孙犁式的“好色”，是意味着特别能够发现、欣赏女性身上各种各样的美，各种各样的美丽、美妙、美好。最能够用来比附孙犁式“好色”的，便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了。贾宝玉无疑是“好色”的，但贾宝玉却又是极其鄙视、憎恶皮肤滥淫的。懂得了贾宝玉式的“好色”，就不会误会我对孙犁乃“好色”之人的评说了。

孙犁是“五四”以后写女性写得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写女性写得最好的作家之一。写于抗战时期和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在孙犁的创作中占了很大比例。晚年复出后写下的东西除外，此前的创作，绝大部分都写的是抗战时期的事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毫无疑问，女性不是主体。但女性人物却绝对是孙犁作品中的主体。即便以抗战为背景，即使写的是打日本的故事，孙犁也总是执拗地以女性为主人公；即便写的是与侵略者的对峙、较量、拼杀，孙犁也往往不满足于表现女性的勇敢，而是常常出人意料地表现女性在残酷环境中的美丽。这只能说，女性的各种各样的美，特别能激发孙犁的审美兴奋。

以贾宝玉式的“好色”之眼观看女性，以贾宝玉式的“好色”之心感受女性，写的文字虽然无关乎淫乱，但却仍然关乎情色。不管怎样，一个人对异性身上各种各样的美的发现、欣赏，仍然是一种情色行为，而写下的文字，仍然是一种情色话语。

真正与“性”有关的话语，在孙犁作品中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在孙犁这种代际和经历的作家笔下，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表现，总是很罕有的。不少同样代际和经历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丝毫找不到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表现。相比之下，孙犁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表现，一直有，而且相对来说不算少。不过，孙犁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表现，又通常是含蓄的、是隐晦的，尤其写到正面人物和作品所刻意讴歌的人物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时，孙犁习惯于以比附、暗示的方式来表现，读者若不细心，还真容易忽略。

孙犁晚年的作品，即便是以“小说”名目出现，也可以认为是在写实。作品中总有一个“我”，这个“我”就不妨认作是孙犁。晚年孙犁在叙述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时的坦诚，总是让我敬佩不已。在多篇作品中，孙犁平静地、坦然地叙说了自己对年轻女性的喜爱、迷恋。只有内心干净到极点的人，才能如此若无其事地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思、欲念告诉天下人。

1978年除夕，孙犁写了散文《删去的文字》，文章写的是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时期，自己与二名外调人员接触的事。二名外调人员都是女性，都给孙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第二位外调人员，让孙犁念念不忘。接待外调人员，就是回答外调者关于某个你认识者的政治表现的讯问，问讯者代表的是组织，可以对你居高临下、严词厉色，所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这第二位外调者却让孙犁感到了愉悦和欢欣。孙犁写道：

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用死来逃避它。一天，我又接待一位外调的，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她只有十七八岁，不只面貌秀丽，而且声音动听。在一间小屋子里，就只我们两人，她对我很是和气。她调查的是方。我和她谈了很久，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物。

我也很怀念她。

这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女性，让孙犁产生了深深的爱恋。面貌秀丽、声音动听，当然是令孙犁动情的前提。但态度和蔼，没有像惯常的外调人员那样板着面孔、一脸严霜，也是令孙犁产生如此好感的重要原因。如此年轻的美丽女性，声音那样动听，又那样和颜悦色，让一个被讯问的政治贱民感到温暖，甚至产生感激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男子在这样的境遇里遇上这样一个女性，大概都不会完全无动于衷。但竟然开口问对方下午是否还来、表示还想见面，却是很特别的，一般人不会如此“失态”。1978年的时候，此事应该过去好些年了，孙犁仍然在“怀念她”，并且把此事写出来，这只能说，孙犁的确是特别“好色”的。当然，对这位以外调人员身份出现的十七八岁的女性，孙犁所好的，既是其美色，也是其悦色。

1989年1月，孙犁写了《我留下了声音》，是晚年写下的一系列“芸斋小说”中的一篇。《我留下了声音》写的是与几位姑娘的接触，很典型地表现了孙犁异常强烈的“好色”之心。孙犁不喜见客、不好与人交往，是文学界众所周知的，甚至传说一言不合，孙犁就会停止与客人的谈话。在《我留下了声音》里，孙犁也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脾性。但如果来客是年轻美丽的女性，那孙犁的这种脾性就不发挥作用。如果既年轻美丽又欢声笑语，就令难得欢快一次的孙犁十分欢快了。这样的来客，孙犁是唯恐其来之不多、留之不久的。这样的来客，即便有些失礼，有些冒犯，只要不是蓄意为之，孙犁都不计较。《我留下了声音》就表现了孙犁的此种性情。《我留下了声音》写的是几年前的事。一个大冷天的清晨，两个姑娘到了天津多伦道大院，找到了孙犁的家。是北京的一个文学团体，派她们到全国为老作家录音的，也就是为年事已高的作家留下声音资料，带有明显的“抢救”性质。两个姑娘从济南到天津，坐了一夜的车，到了孙犁家时是早晨八点。严冬时节，这样一大早到家里，一般人都会有些厌烦的，孙犁就更是如此了。孙犁对留下声音一类的事情，是毫无兴趣，甚至有些畏惧的。那时通讯联络不方便，孙犁事先并不知道来人的目的，若知道，一开始就回绝了。现在既然来了，只得应付一下。她们刚进门时，孙犁无疑是有着姑且应付一下就请她们离去的打算的。天冷，她们都包裹得很严实，看不出真实容颜。然而，“宽去了头巾外衣之后，我发现这两位姑娘，虽然态度腼腆，实在秀美异常，容光照人，立刻使我那空荡、破旧、清冷的房间增加了不少温暖和光彩”。来的既然是这样两位姑娘，令蓬荜生温，使蓬荜生辉，孙犁的心态当然立即发生变化。他是十分欢迎她们的到来了。

两个姑娘中身材较高的一个，拿出一只小录音机，在孙犁对面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说：“留下你的声音！”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过于直白了。坦率地说，这个姑娘情商不高，不太懂得礼数，做这个工作并不太称职。换个人，或许就会赶她们走，至少会表现得不太高兴，从而态度冷漠。然而，孙犁并不在意：

虽然这一句话，对我很是陌生，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更容易有一种不祥的刺激性。但我看得很清楚，姑娘是一番诚意。她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她那俊俏的脸上，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她是在认真地完成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希望的是，要不失时机地把工作做好。她根本没有考虑，“留下”二字，代表的是什么。

看到她的举止和表情，我也完全忘记了，她们要求我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我高兴地和她说笑着，把声音留在那小小的盒子。

因为姑娘“俊俏的脸上，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孙犁便原谅了她的粗莽，甚至在心里为她百般辩护着，“留下”二字引发的不祥的联想，也毫不能冲淡孙犁此时心中的甜蜜。高兴地说笑，对于孙犁来说是稀罕的事情，忧郁是孙犁精神的底色和常态。然而，在这个北方的寒冷的早晨，面对这个姑娘的“举止和表情”，孙犁高兴地说笑着。孙犁接着写道：“这真是偶然的机遇。若干年后，如果真的有人，对我的声音有兴趣，把磁带一放，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非常乐观的人。”留下声音当然是为了给后人听。后来的人，如果依据这声音判断孙犁的性格，那肯定会犯错误。孙犁的日常性格，是忧伤的，是惆怅的，是寡言少语、谨言慎语的，而这天留下的却是欢声笑语。其原因，就因为面对着这样秀美俊俏的姑娘。所以，留下的声音表现的是孙犁罕有的精神状态而非日常的心理状况，但后来的人哪里容易知道这些？孙犁为自己的这种性情做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青春的魅力。这些年来，凡是姑娘们叫我做的事，我总是乐意去做，不叫她们失望。即使她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能很快原谅她们，同时容易引咎自责，先检讨自己。”前面说过，孙犁是十分坦诚的，能够坦然地说出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念和情思。坦诚的孙犁，在这里的“青春”前面应该加上“女性”二字。应该说，是“女性”的青春魅力，让本有些孤介的孙犁，乐于为她们做任何事。而如果她们有什么失礼逾矩之处，孙犁都能原谅，并且总是把责任算到自己头上。如果面对的是青年男性，虽然也有着青春勃发，孙犁显然不会感到什么魅力。而在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时没有在“青春”前面写上“女性”二字，并非孙犁还不够坦诚。孙犁是完全可以毫无愧赧地加上“女性”二字的，他之所以没有写上“女性”二字，是因为写出来纯属多此一举。

这事还没完。孙犁接着有些伤感地写道，自己接近死亡，或者说死里逃生，一生有过多次。在战争时期这是并不难遇到的事。“现在，当叫我留下些什么的时候，我竟忘记了这些不幸。我替她们做了很多事：找书籍，选原稿，在她们的笔记本上签名题字。”不用说，这都是姑娘们青春的魅力使然。目前为止，作品主要写的是那个身材较高的姑娘，而较矮的姑娘也并不逊色：

另一位较矮的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她给我照了好多相，然后两个人又轮流同我合影。这位姑娘更文静端庄。她在同我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然后又平平衣裳前襟时的姿势神态，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做事的时候，她们前后帮助我，左右照拂我，使我受宠若惊，忘记了疲乏。

时隔数年，一个老人还能把那个寒冷的早晨姑娘在家里时的种种细节记得这么清楚，只能说明分手之后，孙犁仍不时忆念她们、怀恋她们。分别的时候，孙犁叮嘱她们，照片洗出来后，一定寄来一份。这样的照片，给孙犁寄来一份，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她们应尽的义务。于公于私，她们都必须这么做。孙犁当然在等着她们寄来的照片。对于孙犁，这或许并非很小的事情。然而她们回去后，就杳无音信。这实在算得上有几分缺德。然而，孙犁仍然原谅了她们：“我也想得开：她们回到机关，把录音机、照相机一交，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到了这般年龄，她们的事情是很多的。”⑨这样的年轻女性，似乎任何过错都是可以原谅的。只要有着“青春的魅力”，便可抵消一切失误，甚至包括道德上的欠缺。过了一年多，两个姑娘单位的领导因为别的事情到了孙犁家，孙犁提起了两位姑娘来访的事，还特意问到了照片的事情，说明孙犁是一直挂念着那照片的。领导回去过问了此事，并寄来几张照片，附信说因为两位姑娘照得不好，资料室不愿冲洗，就扔在一边了。现在勉强选了几张，给孙犁寄来，并请孙犁原谅。资料室不愿意冲洗，两位姑娘也应该写封信解释一下，免得这位老人心里老有件事放不下。其实，如果稍稍懂得情理，自己花钱冲洗后给老人寄上，也不算什么大事。自己不愿意洗，把胶卷给老人寄来，让老人自己请人冲洗，也是可以的。总之，不能毫无音信。这些，是作为读者的我的想法，也是常人遇上此类事时都会有的埋怨，哪怕这种埋怨的心思只是一闪念。但孙犁却连这样的一闪念也没有。他对两位姑娘的失礼、失信毫不在意。他对两位姑娘的好感没有减少半分：

我对自己的近年照片，一向没有兴趣，她们照得也确实平平，看来是漫不经心的。但其中有一张，我和拿录音机的姑娘的合影，我觉得还是照得不错的，姑娘的眼神非常好。只是没有我和拿照相机的那位姑娘的合影。

我把照片郑重地收藏起来。

孙犁念念不忘那天的照片，并不是要保留自己在那天的形象，以作纪念，而是想要得到两位姑娘的形象，以便永久收藏。既然是她们主动要与孙犁合影，就不应该“漫不经心”，但孙犁也丝毫没有不悦之意。拿录音机的姑娘留下了让人赏心悦目的眼神，这照片就值得珍惜了。没有与另一个姑娘的合影，却又让孙犁怅然。

这事还没完。写这篇作品的这一年的冬季，又是一个清晨，孙犁听到有女性的声音叫他，但却认不出，她自报姓名，“才知道是时常想到的，那位拿照相机的姑娘”。因为装束和发型都变了，已经做了母亲，所以孙犁一眼认不出。上一回，她们来，是要为孙犁留下声音；这一回，是要为孙犁留下影像，所以带了一班人来。录相，对于孙犁来说是大可畏惧的事情，但是，他还是配合着：“我从来没有录过相，我怕见那种光。来找的，我都以脑病拒绝了。但这一次，我不好拒绝，我要求她简单地照一下。”按理，这个姑娘上次一去就杳如黄鹤，失礼、失信，自己又怕录相，此前都拒绝了他人，这次也大可拒绝，但孙犁没有。孙犁不会拒绝一个“时常想到”的年轻女性。为了录相，孙犁换了新衣。录相结束，孙犁和他们全体，又合拍了照片。孙犁平淡地写道：

我要求她，回去以后，把这次的合影给我寄来。

她走了以后，就又没有了信息。我想：一定和上次一样，回去一交差，就算完事了。有了小孩，她就更忙了。

作品就这样结束了。坦率地说，作为读者，读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骂道：这个女人真不是东西！但孙犁真会为她找理由。孙犁式的“好色”，让孙犁对年轻美丽的女子有着如此的宽容。

由于对年轻美丽的女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便使得这样的女性特别能触发孙犁的文学情思，特别能让孙犁产生审美表现的冲动。这就是孙犁写女性（年轻美丽的女性）写得特别多并且写得特别好的原因。孙犁的许多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都以年轻美丽的女性为主人公。按理，写这样的作品，目的是要表现女性在抗战中的作用，只要充分表现了她们的勇敢、机智等对敌斗争中的品性便算是实现了创作意图，至于她们的外貌如何，是无关宏旨的。但孙犁却总是在表现她们的勇敢、机智的同时，还要刻意表现她们的美丽。有时候，对女性美丽的表现，不涉及“性”，不涉及任何欲念。但更多的时候，女性的美丽，还是与“性”，与男性的欲念有所牵连，只不过孙犁通常处理得很委婉、很间接、很朦胧。关于文学艺术与“性”的关系，关于怎样对色情进行审美表现，孙犁在写于1985年5月的《小说杂谈·小说与色情》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作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孙犁不排斥色情描写，甚至认为色情描写有时在作品中很重要。但色情描写能否称其为“艺术”，则取决于创作者的意图和修养。

1944年，孙犁写了一组总题为《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的作品。这个游击区挖了许多地洞，日本军队来了，抗日军民便躲进洞里，或者，晚上干脆就进洞睡觉，以防敌人夜间来袭。游击区是拉锯地区，时而由这边控制，时而又被那边扫荡。日本军队来了，能进洞便进洞，来不及进洞便拼命跑。所以，跑，是百姓的一种经常的生存状态。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活情绪》中，孙犁刻意表现了游击区的年轻女性，那些少女少妇们，在洞中和在奔跑时的情态的美丽。《人民的生活情绪》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少女的形象，后来则塑造了众多年轻女性的群雕。作品开头，一个少妇在一处地洞口喊一个叫彩绫的姑娘快起来、快出洞干活。这是姑娘的嫂子在叫喊：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这个叫彩绫的姑娘，晚上睡在地洞里，但地洞里是上下左右都是泥土的。为了保持头脚的干净，她把头脚都做了保护。当脱掉白毡帽、扔掉破棉鞋，彩绫原初的俊秀便显露出来，年轻女性的这样的美好，特别令孙犁动心。孙犁接着描绘了年轻女性奔跑时的群像：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像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这也是赛跑。但不是人与人赛跑，而是人与枪弹赛跑，人与死亡赛跑。这样的奔跑原本与美丽无关，然而，孙犁对她们奔跑群像的描绘，却分明让人感到一种异样的美丽。尤其是当敌人退去，她们整理衣服头发的动作，她们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又开始日常的劳作，都有一种动人心弦的美。这样的与死亡比赛的奔跑，不单单属于女人，男人们也这样奔跑。然而，在这样奔跑之中和奔跑之后表现出的比死亡更坚强的美，却只属于女人。但，女人们在这样奔跑之中和之后表现出的异样的美丽，却又只有孙犁这样的对女性的美好极其敏感的作家才能感受到、捕捉住，并且艺术地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样的描绘也视作是孙犁的情色话语。

特别善于发现和感受女性的美，还可以举一个晚年作品的例子。1992年8月，孙犁写了一组以《秋凉偶记》为总题的短文，其中第二篇是《再观藤萝》。《再观藤萝》说，自己所住楼下的小花园里，修建了一座藤萝架，但下面又有供人小憩的座位。藤萝种了多年，总爬不到架上去，因为一爬到座位上，便被人扒拉到地面上去了。藤萝不上架便不开花。所以，多年来一直未见过藤萝开花。去年冬天，有一位老人用绳子把一根藤条系到架上，今年春天便开出了一簇花，一簇独秀，却鲜艳异常。在这样的地方，孙犁也能发现藤萝花之外的美：

正当藤萝花开的时候，有几位年轻母亲，带孩子来这里坐。有一个女青年，听口音，看穿衣打扮，好像是谁家的保姆，也带着一个小孩，来架下玩耍。这位小保姆，个儿比较高，长得又健康俊俏，她站在架下，藤萝花正开在她的头上，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就好像谁给她插上去的。

在粗线条地描绘了这个小保姆的形象后，孙犁把笔触荡开去，批评了几句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姿态和心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服饰大变，心态也大变。只要穿上一件新潮衣裙，理上一个新潮发型，就是东施嫫母，也自我感觉良好，忽然变成了天仙。她们听着脚下高跟的响声，闻着脸上粉脂的香味，飘飘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孙犁特别善于发现和感受女性之美，但是，他崇尚的是自然的美而非人工装饰的美。而这位小保姆之所以打动了他，就因为她不借助任何人工修饰而显出一种天然的美丽：

这位农村来的女青年，站在这些人中间，显得超凡出众。她的美，是一种自然美，包括大自然的水土，也包括大自然的陶冶。她的美，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更没有描眉画眼的做假。她好像自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她站在这些大城市时髦妇女中间，丝毫没有“不如人家”的感觉。她谈笑从容，对答如流，使得这些青年主妇们，也不能轻视她的聪明美丽。她成了谈话的中心，鹤立鸡群。

这个小保姆，藤萝花一般美得自然，美得真实，美得清新，所以很令孙犁动情。至于这个小保姆在众多时髦妇女中的地位，就不能完全相信孙犁的感觉了。应该认为，孙犁因为欣赏、喜爱这个小保姆，便赋予了她美压群妇的魅力。在孙犁叙述这个小保姆置身众多大城市年轻主妇中的自我感觉和众多主妇们对小保姆的敬畏时，主观性肯定是很强的。真实情形应该不会如此，只不过孙犁认为应该如此，相信定是如此罢了。唯其如此，才让我们感到老年孙犁的“好色”之心仍然强劲地跳动着。

有时候，对女性美丽的表现，与男女之情有着似有若无的关系，却更令人回味。1941年，孙犁写了一组以《女人们》为总题的作品，第一篇是《红棉袄》。作品写“我”送十五岁的小战士顾林回原部队。顾林刚害了两个月的疟疾，身体十分虚弱。天已很冷，两人都只穿着单军服。“我”感到必须找到一个村庄，让顾林在一家人家休息一下，不然会挺不下去。终于找到一个总共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庄，敲开一家的门，出来的是一个姑娘。说明来意，姑娘把两人让进门。原来今天姑娘家中只她一人。母亲去外婆家了；哥哥是自卫队的班长，也没有回来。是晚上，一盏高座油灯点亮了，于是有了对姑娘形象的描绘：

姑娘有十六岁，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没有那灯光和灶下的柴禾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在这样的寒冷的山村的夜晚，“我”感到了这个姑娘的美丽。至于以为即使没有灯光和灶火，姑娘的眼睛也能把寒夜照亮，当然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感受，一种颇为夸张的说法。

“我”虽然感到今晚住在这里有些不妥，但顾林已经在只铺着一床破席子的炕上躺下了，上下牙磕碰得“得得”响，显然疟疾又发作了。顾林如此发起冷来，可两人并没有带着可以盖的东西。“我”看见炕角像是有一条棉被，就问正低头烧火的姑娘是否可以拿来盖一下。姑娘没听完“我”的话，跳上炕便把被子拿来盖在顾林身上，一边说家里本来有两床被子，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替顾林盖好被子，“姑娘对我慢慢地讲起话来。灶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像蔓延着火焰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山间夜晚，姑娘的红棉袄不只让人感到美丽，还给人温暖。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温暖就意味着美丽。炕上的顾林发出呻吟声，身体在不断缩拢着，越来越小。“我”摸摸盖着的被子，不但十分单薄，而且十分破烂，不顶什么事。于是，“我”脱下身上的单军服盖在顾林身上。饭煮好了。姑娘盛了一碗米汤放在炕沿上。看见顾林身上盖着的军服，姑娘说话了：

“那不抵事。”她又机灵地盯视着我。我只是对她干笑了一下，表示：这不抵事，怎样办呢？我看见她右手触着自己棉袄的偏在左边的纽扣，最下的一个，已经应手而开了。她后退了一步，对我说：

“盖上我这件棉袄好不好？”

没等我答话，她便转过身去断然地脱了下来，我看见她的脸飞红了一下，但马上平复了。她把棉袄递给我，自己退到角落里把内衣整理了一下，便又坐到灶前去了，末了还笑着讲：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

她身上只留下一件皱折的花条布的小衫。对这个举动，我来不及惊异，我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

“我”因姑娘脱下自己棉袄给顾林当被子而想起自己幼年生病时母亲或姐姐的作为，这联想自然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姑娘的动作与妈妈或姐姐还是有很大不同。妈妈或姐姐在脱下自己的衣服时决不会脸红；妈妈或姐姐在脱下自己的衣服后会直接替儿子或弟弟盖上，决不会假手他人，他人来盖，她们还会不放心。而这个姑娘在脱下自己的棉袄后之所以会脸红一下，也不好意思直接替顾林盖上，就因为这样的行为具有着明显的男女之情的暗示性，所以姑娘有着自然的羞涩。作品特意强调“把那满留着姑娘体温的棉袄”盖在顾林身上，也同样让人产生男女之情方面的联想。说《红棉袄》这样的作品写了男女爱情，那就言过其实了。只能说，孙犁在《红棉袄》里描绘了一个山村姑娘的美丽形象，而姑娘的美丽，却又“草色遥看近却无”地与男女情爱有着某种关联。

孙犁说过，色情是文学作品避免不了的，有时还是重要题材。色情描写能否成其为艺术，取决于描写者的心态和手法。而孙犁作品中，色情描写也是有的，甚至不算很少。先举几个晚年作品的例子吧。1988年7月，孙犁写了“芸斋小说”之一的《续弦》。《续弦》说，1971年4月间，“我”的老伴死去了，自己很寂寞，后来就想再找个老伴：

我最初属意机关食堂里的一位妇女。她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很白皙，脸上有些雀斑，胸前很丰满，我在食堂劳动时，对我态度和蔼。她是顶替死去了的丈夫，家也住在佟楼。晚上，我们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

这样的描写，当然带些色情的意味，特别是“胸前很丰满”这样的表达，无疑与一个男子对女性的生理欲望有关。这番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谈不上很特别，只能说一般化。一般人以第一人称表达自己对某个女性的观察时，或许会回避“胸前很丰满”这样的词句，因为这实在把自己的生理欲望表达得很露骨。但孙犁这样写，我们却并不感到肮脏、邪恶，只感到异常的坦诚，这就关乎孙犁强调的“创作用心”了。

《无花果》也是写于同时期的“芸斋小说”之一。《无花果》说，1958年春天，“我”因为神经衰弱，到青岛休养，住在一幢三层小楼里。有一个山东蓬莱来的护理员，离家不久，还带着乡村姑娘的朴实与羞涩。花园里有几株无花果树，这姑娘把果实都摘下来，放在楼下一间小屋子里。“我”不爱吃水果，平时有水果总送给这位护理员姑娘。有一天，她捧着一把无花果来到“我”的房间，说是也请“我”吃水果。“我”以不爱吃水果为由推脱，她又说无花果能治百病，“我”仍然不吃。她便笑了起来，说无花果即使不能治病，也能开胃口，“你也别不给我面子，好歹吃一个”。下面是这样写的：

她说着从桌子上捡了一个熟透了的深紫色的无花果，给我递过来。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她又说：“要不，我们分吃一个吧。你先尝尝，我不是骗你，更不会害你。”

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

这种果子，面面的，有些甜味，有些涩味，又有些辣味。

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并引起老伴的怀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她把信放在家中抽屉里，不久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信抄了去，还派专人到青岛去调查，当然大失所望。

这事还没完，作品结尾写道：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我很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那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没有得到回信。这也是我的不明事理，痴心妄想。在那种时候，人家怎么会回信呢？算来，她现在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无花果很小，分吃似无必要。这位护理员姑娘要与“我”分吃一个无花果，并且亲自把另半个送入“我”的口中，已经让“我”感到某种感情的信息，而姑娘的“皓齿红唇，嫣然一笑”，则更让“我”有些心旌摇荡、想入非非了。多年后还给人写信，可见当初确实是动情了的。

类似《无花果》中男女分吃某种食物的细节，在孙犁早年的作品中也有过。1948年，孙犁写过一篇《浇园》，故事是受了重伤的连长李丹在香菊家里养伤，时间很久了，李丹也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一天，香菊在浇园，李丹帮着她。天色很晚了，两人抄小路回去。孙犁写道：

她背着辘轳，走在前面，经过一块棒子地，她拔了一棵，咬了咬，回头交给李丹，李丹问：

“甜不甜？”

香菊回过头去，说：“你尝尝呀，不甜就给你？”

李丹嚼着甜棒，香菊慢慢在前面走，头也不回，只是听着李丹的拐响，不把他落得远了。

天空里只有新出来的、弯弯下垂的月亮，和在它上面的那一颗大星，活像在那旷漠的疆场，有人刚刚弯弓射出了一粒弹丸。

作品就这样结束了。香菊的举动，似有意又似无意地传递着某种男女情意。情色话语，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比较多见。长工一类人物语言中，有时有很粗俗的情色话语，尤其是那种反面人物的嘴里，会说出很鄙恶的与性有关的语言。但小说在表现正面人物的男女情爱时，总是十分婉曲、诗意。小说中长工小伙子芒种和村里的姑娘春儿两情相悦，二人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内容之一。小说开始不久，便有这样的叙述：

芒种露天睡在场院里，地下铺着一领盖垛的席。天晴得很好，刮着小西北风，没有蚊虫，天河从头上斜过去，夜深人静，引导着四面八方的相思。

“引导着四面八方的相思”，说得十分美妙。在这样的夜晚，天底下无数男人在思念女人，也有无数女人在思念男人。而芒种正在思念春儿。小说以这样一番话，描述这样一种情境，开始对芒种与春儿爱情故事的叙说。小说接着写道：“这孩子，已经到了入睡以前要胡思乱想一阵的年龄。”思什么、想什么呢？当然是与爱情有关，与性有关了。没有具体目标，便漫无边际地思想；有了具体目标，思想便胶着在某一人身上。芒种已经有了春儿这个爱恋的人，入睡以前，肯定要思想一番春儿了。

芒种望着天上的银河，由牛郎织女的事，自然想到自己与春儿的事。要娶春儿，总要置得起一身新人的嫁妆，总要雇得起一乘娶亲的花轿，总要有几亩自己的地和一个自己的家。想着想着，到半夜了。芒种应该睡着了。小说写道：

半夜了，天空滴着露水。在田野里，它滴在拔节生长的高粱棵上，在土墙周围，它滴在发红裂缝的枣儿上，在宽大的场院里，它滴在年轻力壮的芒种身上和躺在他身边的大青石碌碡上。

这固然是在写一种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在芒种胡思乱想着自己与春儿的事情后，写上这样一段，如果理解成男女性爱的暗示、隐喻，会十分离谱吗？

紧接着，孙犁写道：

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儿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

这一番美妙至极的叙述，仅仅看作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当然也可以。但是，在叙述了芒种思念春儿后，在叙述了春儿的睡态后，写上这么一段，它与芒种和春儿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吗？把这理解成对性爱的间接表现，可以吗？汪曾祺就是这么理解的。在论及林斤澜小说中隐晦的性爱表现时，汪曾祺说：“写性，有几种方法。一种是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往丑里写。一种办法是避开正面描写，用隐喻，目的是引起读者对于性行为诗意的、美的联想。孙犁写的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瓠子花上，就用的是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林斤澜所用的办法，是把性象征化起来。他写得好像全然与性无关，但是读起来又会引起读者隐隐约约的生理感受。”我是完全认同汪曾祺对孙犁此番叙述的解读的。这就是一种情色话语，只不过诗意盎然。

不久，芒种向地主田大瞎子辞了长工，报名参军了。他背着枪来向春儿告别。孙犁是这样写的：

芒种想着，走到春儿家里来。篱笆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又把它关好。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咕咕地叫着，把远处的一只芦花肥母鸡招了来，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

有一个红红的脸，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就不见了，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他推门进去，到了里间，看见她正低着头，面对着窗台做活哩。

我以为，这里公鸡招引母鸡的叙说，与前面蝈蝈追逐葫芦花的描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性行为的隐喻，因此也可算是一种情色话语。

《风云初记》中，地主的长工老温与村东头寡妇相好，但也难得见一次面。一天晚上，老温在打麦场听完说书，天下起了雨，路上与这个寡妇相遇。夜已经很深了。孙犁写道：

雨点虽然细小，下得可紧。它滴落得很有力，打在干燥轻松的泥土上，泥土马上就把它吸收了。在眼下，收获了一季的土地，是需要多少雨水啊。春苗们挺直着腰，仰着头，把中间的一张新叶，拧成一个喇叭承接着。突然降落的温暖的雨水，使它们的心胸张开，使它们的身体润湿了。

老温和这个女人，在这样深的夜晚，这样紧密的雨里走着。他们走得很慢，风雨天对他们竟成了难得的时机。走到河滩里，看到那只被日本的炮弹打破，现在修理好了的摆渡船，那女人靠着它坐下来。她说：“我累极了，歇一歇再走。”

这场雨，细而密。温暖的雨，多情的雨，滋润着干燥的土地，溉泽着焦渴的春苗。让老温和相好的女人在这样的雨中相逢，应该还有着别的意思吧，如果把细雨对土地的滋润、细雨对春苗的溉泽，看作一种性的暗示、隐喻，不算太牵强吧。

孙犁同样代际和经历的作家，直接地、露骨地写性，一般没有可能，客观条件也不允许。而隐晦地、曲折地写性，则需要敏感的心思和细腻的表现，也很不容易做到。所以，在同样代际和经历的作家中，即便在情色的表现方面，孙犁也是十分另类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