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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苏东坡传》10、“洛蜀党争”与造福一方

正在解读《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节目中部分内容还来自《康震讲苏东坡》、《熊逸说苏轼》以及朱刚教授的《苏轼十讲》。

前情回顾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

“三咏赤壁”体现了苏东坡的三重人生境界。

《赤壁怀古》人生如梦，自我宽慰；《前赤壁赋》豁达超脱，打开身心，用无限的自然宇宙充盈自己有限的生命；《后赤壁赋》看透了一切皆为虚相，悟到了所见之相皆为虚妄，然后超然于外，跳出画框看画，见自己、见天地、见人生。

1084年，苏轼获赦北归，路上去探望了自己昔日的政敌，文坛的好友王安石。王安石并非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小人，相反他一直非常欣赏苏东坡的才华。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苏轼对于新法和王安石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变法中不少举措确实利国利民，而对殚尽竭虑推进变法的王安石也由衷的心生敬佩。

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绝非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家国天下的公利，这次的会面真可谓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改变了日后朝堂之上，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

第二年的春天，正值壮年的宋神宗突然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亲政，“母改子政”全面否定了新法，启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史称“元祐更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短短17个月苏轼从被贬犯官一跃成为三品大员。虽然身为“元祐重臣”，但他并不赞成尽废新法，想要保留那些运行良好的法令，这就与司马光产生了政治分歧。在旧党人眼中，苏轼成为了新法和王安石的辩护人。

当年王安石在位的时候，他反对王安石，现在司马光在位他又反对司马光，这就是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司马光在与苏东坡的一次次争执中怒不可遏，一度想把他撵出京城，可就在这个时候，司马光因病去世。但这非但没有让危解除机，反而让苏轼处境得更加严峻，很快便爆发了“洛蜀党争”。

哭歌之辩

哲宗继位之后，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朝中一帮重臣，联名推荐当世大儒程颐担宋哲宗的老师，苏东坡当时兼经筵侍读，二人同为帝王师。

程颐和他哥哥程颢是理学的开山人，并称“二程”，名满天下。讲学30多年，门生遍布朝野。所谓的“程朱理学”，朱是将其发扬光大的继承人朱熹，程就是这兄弟二人。程颐以布衣一朝成为帝王师的这一年，程颢去世。

程颐这个人一看就是个老学究，不苟言笑，张口便是孔孟之道。作为老师，他对小皇帝的要求几近苛刻。说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小皇帝顺手折了一根柳条来玩，程颐严厉地批评说：“这样做无缘无故的摧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小皇帝被批了心里也很不高兴，把柳条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司马光知道后叹了口气说：“这就是为什么皇帝不愿意亲近儒生啊。”后来整个大宋王朝，都会因为宋哲宗对儒生的怨恨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苏轼对不近人情的程颐就更加的看不惯了，一直以来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奸人。

有一次朝廷举行仪式祭祀天地，安置神宗灵位，这在礼仪制度中算是吉礼。当时司马光刚刚过世，参加完朝廷的祭祀活动，百官准备赶去司马光家吊唁。

而主持司马光丧事的程颐阻拦大家不许去，因为孔老夫子曾说“子于是哭日，不歌。”刚刚参加了吉礼活动，再去参加丧礼，一会嘻嘻哈哈，一会哭哭啼啼，不合礼仪。

苏东坡则极力主张应该去，孔子说“哭则不歌”又没说“歌则不哭”。然后甩了一句：“此乃鏖糟坡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是制定汉朝规章礼仪的开国大儒，而鏖糟坡是一处肮脏不堪的沼泽地。言下之意就是讽刺程颐是从泥巴坑里爬出来的山寨叔孙通，是个冒牌的假学者。

此言一出，哄堂大笑。

当着百官的面，口无遮拦直接对程颐进行人身攻击，这算是相当过分了。程颐恼羞成怒，而朝中那些程颐的门生弟子对苏东坡当然是怒不可遏。这个深仇大恨就此结下，之后也引出了无穷的后患。

苏东坡一贯如此，意气用事，用个人喜好褒贬他人，这在政治上是极不成熟的表现。能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容纳力，将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共同做事。此前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司马光都善于将不同个性、派别的人聚拢帐下，但苏东坡明显做不到这一点。

洛蜀党争

司马光去世之后，旧党群龙无首，迅速分裂成了三个学术兼政治派别。一派以程颐为首，程颐出生在河南洛阳，这一派就称“洛党”。一派以苏轼为首，他的籍贯是四川，就称之为“蜀党”。还有一派是以司马光提拔的谏官刘擎、刘世安为首的“朔党”。

苏东坡的一句嘲讽挖苦，就此拉开了“洛蜀党争”的大幕。

东坡对于元祐更化的态度是既不能像仁宗时期那样过于松懈怠慢，也不能像神宗时期那样过于紧张严苛，应该找寻一条中间道路。

洛党人就拿这几句话做文章说苏轼恶意诽谤仁宗与神宗皇帝，上奏弹劾。苏轼哪愿受这冤枉立马上奏抗辩。

其实仅凭洛党一派是不可能扳倒苏轼的，一来掌权的高太后对苏轼很有好感，二来当时苏轼、苏辙都在朝中担任要职，蜀党一众门生在朝中也很有权势。而程颐以一介布衣而成帝王师，在朝中根基很浅，不属于政治决策的核心圈，对熙宁变法与元祐更化并没有什么独立的见解，洛党一派的政治权势相对要小得多。

但是洛党点火之后，朔党也加入了进来围攻苏轼。为什么？因为当初苏轼与司马光因免疫法争得不可开交，借此机会，朔党也对苏轼群起而攻之，弹劾他的奏折就像雪片一样的飞进皇宫。指责他维护新法，可能是下一个王安石。

朔党参与到对苏轼的围攻，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合，其实本质上是权力之争。司马光去世宰相的位置空缺，而苏轼又深得高太后喜爱，朔党人当然不想宰相大权旁落他人。

眼看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火都烧到高太后头上了，有大臣当面指责高太后偏袒苏轼，太后厉声呵斥：“苏轼又不是我家亲戚，我偏袒他做什么？”盛怒之下扬言：“你们再争，就统统撵出朝廷。”

当苏东坡意识到，他与洛党关于“哭则不歌”的学术之辩，与朔党关于“免疫法”的政见分歧，已经变成了权力斗争的时候。一方面感觉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曾经遭受过囹圄和贬谪之苦的他，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于是他连上四道奏折，请求离朝外任。而高太后确实赏识苏轼，想把他留在身边。

有一天，高太后问苏轼：“你前年这个时候是什么官职？”当时苏轼刚从被贬地黄州获准北归，东坡不知太后何意，如实回答。

太后又问：“如今你官居何职？”

“翰林学士。”

“你如何能有今天的地位？”

苏轼回答：“都是您老人家的提携。”

太后微微一笑：“不关老身的事。”

“那一定是哲宗皇帝。”

“也和他没关系。”

苏轼有点不解“难道是大臣们的举荐？”太后摆了摆手。

苏轼大惊，连忙辩白：“臣虽无德无能，但绝没有为了做官而托关系走后门，攀附权贵。”

太后不紧不慢地说：“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你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神宗皇帝的遗愿。当年你被贬黄州，每有你的文章传入宫中，先帝都赞不绝口，只是还没来得及启用你，他就仙逝了……”

说到这里，苏轼和高太后两人是双双落泪。太后语重心长的说：“你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先帝的知遇之恩。”苏轼连连许诺，拜辞而出。

高太后的一番话确实用心良苦，而苏轼也想为朝廷做出一点贡献，怎奈“洛蜀党争”愈演愈烈，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他不得已再次请求外放任职。

拯救西湖

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杭州知州。上一次来杭州任副市长的时候他才34岁，18年后再回来任地方一把手已经是52岁的老人了。

18年前，他因为遭到新党的排挤，请求外放，先后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职，第一站就是杭州。18年后，他又因为“洛蜀党争”再次请求外放，第一站依旧是杭州，人生就是这般有趣。

这一趟外放，苏轼在杭州任职不到两年，之后又担任颍州、扬州和定州知州，任期都在半年左右，前前后后加起来有5年的时间。虽然不停地被调动，但他始终竭尽全力地为一方百姓多做一些实事。

其中最为称道的就是拯救西湖。

西湖是杭州美丽的眼睛，是当地百姓灌溉饮水的来源，更是保证运河通畅的重要水源。但是长期以来，西湖淤泥沉积，水草遮蔽湖面，阻碍水运，影响水质，隔断水源。继续这样下去，几十年后，西湖将不复存在。

在苏轼手上，完成了西湖整治改造的这一重大工程。他彻底清理西湖，然后将无处安放的淤泥水草集中起来筑起了一道横跨南北的长堤，后世称之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然是西湖最美的景观。

为了使淤泥不再沉积，水草不再滋生，他将岸边的湖面租给农户种植菱角。一来种植菱角必须要清除水中杂草，二来官府可以收取租金，三来又解决了一大批农户的生计，一举三得。

为了避免农户胡乱种植，苏轼在西湖中心修建了三座石塔，相望为界，围成一个水域，水域之内严禁种植。这三座石塔后来就成为了西湖著名景观“三潭映月”。

据说在西湖改造工程期间，杭州百姓感念苏轼，给他送了好多的猪肉。他让人把猪肉切成方块，按照他“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的独家秘方烹制好，带到西湖，分发给大家。这道菜名噪杭州，成为了当地名菜“东坡肉”。

施恩百姓

苏东坡在杭州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他审理了一位六旬老人偷税的案子。老人随身带着两个大包裹，里面全是上好的麻纱。包裹上写着一行字：“翰林学士苏轼寄给京城门下侍郎苏辙。”原来是老人盗用苏轼之名偷税，把这些麻纱带到京城贩卖。

苏轼一听大怒，一拍惊堂木，厉声问老人怎么回事儿。

老人知道堂上坐着的正是自己冒名的苏轼，大惊失色道出了实情。这位老人是福建的举人，准备进京赶考，苦于没有路费盘缠。身边的亲戚朋友想办法给他凑了200匹当地特产建阳纱，让他带到京城卖了当生活费。

但是带着货物从福建一路到开封，每过一个地界都要缴税，这样一来即便到了京城也所剩无几了。所以决定盗用苏轼和苏辙的名头逃税，一路走来果然畅通无阻，可怎想来到杭州苏轼时任杭州知州，就被抓了个正着。

面对这个可怜又可气的老人，东坡没有再拍惊堂木，而是直接把包裹上的旧封条撕了下来，自己提笔重新写了一张：“龙图阁学士苏某封寄京师翰林苏学士。”

然后笑着对老人说：“前辈，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会真的是苏知州交给苏学士的包裹了，就算是被带到皇帝面前也没关系了。”

然后东坡又写了一封信给苏辙，让弟弟关照这位可怜的老者。

老人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的辞别苏轼进京赶考，第二年还真就高中皇榜。后来这位老人路过杭州，苏轼还请他在自己家中小住了几日。

这个故事充满了温情，东坡网开一面，放走了一个偷税罪人，成就了一个新科进士。就像当年，恩师欧阳修宽容他编造典故一样，东坡也乐于宽容这位可怜的读书老者。作为一个执法官员当然不应如此，但他更是一个温厚、有趣的文人。

在他辗转主政4个州郡的这5年里，杭州西湖只是他众多政绩中的一项。他刚到杭州，就遭遇水涝灾害，反复向朝廷请求拨粮赈灾，甚至把自己用来修官舍的钱都拿来买米赈济灾民。他重视水利，除了西湖大工程之外，还疏通了钱塘江水道，设立水闸控制江潮。为照顾常年遭受流行疾病之苦的百姓，除了划拨公款之外，自己还捐献了黄金50两，创设安乐房看病济世。

他刚到颍州，又遭遇严重雪灾，夜不能寐的思考救灾之法，后来从官仓中取出数千单粮食，从酒务局抽出数千称干柴，救助饥寒百姓。

总之，他是想尽一切办法造福一方百姓。

整治漕运

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是他主政扬州的时候整顿漕运。

扬州是漕运重镇，而漕运又是大宋的经济命脉。可当时的漕运制度已经破败不堪。

苏轼就把自己的改革意见上报朝廷，他的思路来自于当年唐代宗时期的教训。

话说当时经济大师刘宴负责漕运事务，在扬州造船运粮。每艘船要花掉1000贯钱，其实制造成本还不到500贯，因此就有人批评刘宴胡乱挥霍财政。刘宴认为：治大国不能用小道理，制度创新需要做长远考虑，留足余量。多出来500贯是运营费用，造船厂工作人员的收益好了，官家的事情才能做得好。

按照刘宴的制度，修建了10所造船厂，每个船厂设置一个负责人，此后50多年间，漕运工作都运转良好，而这些负责人也确实都富裕了起来。

后来，吴尧卿接手了漕运事务，一改此前制度，严格核算成本，实际花了多少钱，就批多少钱。可没几年的功夫，这些造船厂就破败了，漕运也出现了问题。

这件事情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就是造船厂贪污腐化，刘宴充当了保护伞，放任这些人中饱私囊，吴尧卿打击贪腐，当然做的对。

但是从结果来看的话又完全不是这样了。漕运在刘宴手上的时候，每年运粮40万石，用船400艘，一艘船5年报废，每年要造船80艘。每艘船有500贯是默许给造船厂工作人员的不当得利。吴尧卿打击贪腐，确实每年为朝廷节省了4万贯钱，但是这些钱和船厂破败，漕运不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所以，苏轼的改革思路与刘宴一样：“治大国不可纠结小道理。”

北宋的漕运有类似的问题，当时漕运的工作人员收入很低，于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创收，在船上夹带贩运一些私货牟利。从制度上来说这是公器私用，当然是走私。但是熙宁变法之前，朝廷制度宽松也就默许了。

变法之后对这类行为开展了专项严打，任命稽查官严查私货，查到了就让当事人补缴税款。

可是严打持续了几年下来，扬州每年查收补交的税款仅仅也只有1600贯，却搞得漕运工作人员入不敷出，妻离子散，漕运自然也就搞不好了，直接的损耗都有30万石粮食。1600贯钱和30万石的运力损失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

算完了账之后，苏轼建议朝廷停止严打，撤销稽查官，直接免税。

似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官就是要为民请命，能免税就免税，能减税就减税。但苏轼是明白人，他知道免税就等于在朝廷身上割肉，所以他的免税提议是算账算出来的，让朝廷看到免税之后收益是增加的。在保证朝廷利益的前提之下，顺带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维系了国家的稳定。这样的提议才是当权者喜闻乐见的。

苏轼既不会把皇帝当做圣人，更不会把政府当做正义的化身，也从不把底层人民当成善男信女。大家都是人，都有人的欲望与毛病，所以想要解决问题，就实事求是从现状出发，把账算算清楚，胜过将“爱民如子”这样的大道理讲无数遍。

我们回顾一下苏轼的从政经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只要在中央，就必然陷入政治斗争；每当他陷入政治斗争，他都会主动申请外放地方；每当他去到地方，立刻就能超越狭隘的党派之争，抛开政治偏见，完全以老百姓的利益为自己政见的出发点，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

立刻从一个对国家君主负责的大臣，变成一个活泼潇洒，融入当地生活与百姓的地方官，而他自己也焕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光辉。

其实在这5年的地方官任期当中，高太后几次都将苏轼调回身边担任中央高官，可他每次回去都会遭遇攻击。当时弟弟苏辙也已经做到副宰相，在中央举足轻重，但苏辙为人谨慎，不会遭遇口舌之非。而苏轼只要一进京城就是非不断，莫须有的罪名纷至沓来，致使他每一次都不得不被迫离开。

而就在苏轼开始准备奔赴定州担任知州的时候，中央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再度改变了苏轼的命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年近花甲的苏东坡又要承受什么样的人生巨变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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