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重庆

来源 | 《超越空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许多人几乎已经习惯地将“空心化”与中国农村画等号，进而认为空心化不可逆，而农村的唯一出路在于城镇化。在这样的判断与舆论之下，拥抱城镇化与唱衰农村大有相辅相成之势。

当然，中国农村的发展自有其轨迹，绝非任由舆论牵引。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部分远离大城市的县域常住人口不减反增，即为明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农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倡导“在历史中寻找中国”，我想，做农村研究，也需要抱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信念。“具体的区域”不是指同样免不了有些抽象的“南方”“ “北方”或者“东部”“中部” “西部”，而是能够寻找到地脉、人脉、文脉的地方社会及人群。我们要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构造、生计方式、外部约束等。试图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其实也是试图理解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追寻其内生的力量。

由于个人在时间及精力上的限制，加上田野调查的因缘际会，本书仅举三类农村区域调研作为“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尝试。为了形象及方便起见，我权且将此三类区域称为“隙地”、“狭地”、“边地”（简称“三地”），并以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泽市郓城县和东明县作为“隙地”的例子，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三分的福建沿海莆田市孙村作为“狭地”的例子，以西南边陲云南临沧市凤庆县和四川凉山州昭觉县作为“边地”的例子。

细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2010年至2020年全国区县常住人口变动地图（在地图上，绿色代表常住人口减少，红色代表常住人口增加）发现，虽然中国的人口分布大体上依然符合“胡焕庸线”所揭示的情形，但也有新的变化，即东北的常住人口明显减少，常住人口进一步往东南沿海省份集中。还有，在有关大型城市的周边，除了出现红色（新设立的区），往往紧挨着红色的就是深绿色（紧挨着新区的县），这说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在这份地图上发现了另外一些红色区域，那是一批远离大城市的县域，并且往往在数省交界地带。

我们知道，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空心化地区，但为什么其常住人口十年来不降反升？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于1928年写就的名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可以形成“隙地”，二者结合使得红色政权存在下来。这也是米格代尔所说的“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即发生革命的地方“似乎总是那些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区”（上文对毛泽东和米格代尔文献的引用，是从地理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上说明今天的“隙地”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原因）。

借用“隙地”的概念，今天位于数省交界处的、远离大型城市的、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大型城市虹吸效应的“隙地”。随着在县城实现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如果我们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进行深入的调研，相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辐射农村与城市虹吸农村之间的本质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

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地广人稀”，但其实还有“地狭人稠”。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大批农业县，是比较典型的“地狭人稠”。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全国耕地面积为19179亿亩；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数量为141 178万人。全国人地比例为全国人口数量除以全国耕地面积，得出的平均数为每公顷1104人。而在“地狭人稠”区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按理说，这种既是农业县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应该是铁板钉钉的空心化重灾区了。但对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一大批“地狭人稠”的农业县，恰恰是十年来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区域。

从浙东到闽南，“狭地”的农业县不仅缺耕地，还缺水。如果完全依靠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在地的人群。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农民的人群，虽然世代生息于“狭地”，但在他们的生计方式上，其实一直是兼业的形态。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非农就业，主要是从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农业并非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据我有限的观察，“狭地”的传统家庭规模似乎比其他地方大，其大家庭的比例也比其他地方高。也就是说，起码在改革开放前，其核心家庭的比例相对较少。如果要探究原因，大概可以从其生计方式即游走式手工业经营中寻找。

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离家在外的时间可长可短，这取决于其需要回家照顾家庭的迫切程度。如果离家而无后顾之忧，则尽可以在外远距离游走经营。一般情况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的活动半径越大，离家时间越长，经营效益就越好。而大家庭的分工协作、共居同爨正好可以有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游走式手工业经营的生计方式与大家庭结构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而大家庭结构无疑也降低了人口繁育的成本，促进了人丁兴旺。

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还造就了“狭地”社会的开放性。“狭地”村庄的地理边界从来就不是其社会边界。更重要的是，不仅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广结外向型社会网络，而且“狭地”的这批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本身就是一群可以随时开展外向型经济活动的稳定队伍（人力资源），这奠定了“狭地”的乡土韧性，即可以捕捉各种转瞬即逝的外部创业机遇。

“狭地”人群善用乡土社会网络创业，最终形成“同乡同业”的业态。我们如果检视浙、闽“狭地”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几乎都可以发现诸种“同乡同业”。“同乡同业”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离土不离乡，是对城乡关系中“边缘—中心”格局的再构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这是“狭地”农业县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奥秘。当然，由于资本开始介入部分资本密集型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也在发生变化。

陶渊明诗曰“心远地自偏”，这是强调心态的作用。骆宾王《秋日山行简梁大官》还有“地偏心易远”之叹，这是环境使然。由于地理、交通所限，以及存在语言、技能、经验、习俗等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融合问题， “边地”人群对加入外出务工热潮比较谨慎。因此，在“边地”，还有不少小农户在认真从事农业。本书关于小农户的研究，是基于在云南凤庆县和四川昭觉县的调研。

内发型发展是指当地人群在小地区范围内基于传统开拓出发展的途径，注重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在“边地”调研，能够强烈感受到小农户的勤劳。小农户大多选择小规模多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如茶树与核桃、魔芋套种。我们知道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不一，单一种植导致农闲时间过长，多种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除了多种种植，小农户还种养结合，饲养牛、羊、猪、鸡，这有助于他们将劳动时间从白天的田间延长到夜晚的畜栏，也可以将家庭的半劳力、弱劳力善加利用。在昭觉县龙沟乡龙沟村，我们还看到村民协作放养生猪的场景，往往是七八户人家将猪集中起来，每天由其中一户人家出一个半劳力轮流放养。

“边地”人民充分利用劳力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及种养结合的生计方式，其实也是基于地方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利于地产地销，通过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农户个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大体解决流通销问题；种养结合使小农户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场合可以用自养牛、羊、猪宴请亲友或者走礼，以维持及促进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对小农户来说，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农业龙头企业组织的单一种植，是因为那样的话不仅无自主性，市场风险大，而且还得花费大笔现金购买牛、羊、猪等，最后得不偿失。

“边地”小农户的内发型发展使得农业活动较深地嵌入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空心化。事实上，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昭觉县的常住人口也是不减反增，从2010年的240 040人增长到2020年的252 435人；凤庆县的常住人口仍然减少，从2010年的458 330人下降到2020年的385 420人。

以上“三地”之说只是为了强调“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重要性，本书在编排上并没有以“三地”为框架。本书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一是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研究小农户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赋能”，关注内发型发展及县域城乡流动；二是聚焦“同乡同业”现象，剖析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如何互嵌以及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三是阐述乡村空心化、阶层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机。这三类内容尽管有一定跨度，但都与空心化或反空心化相关。可以说，小农户赋能、“同乡同业”经济活动、县域城乡流动、内发型发展以及乡土重建，共同构成了超越空心化的力量与途径。

本书也是我思考反空心化、去空心化、破空心化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动向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是重大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我期待并且相信，随着新时代进步性社会制度的深入实施，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并非不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