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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声丨CDO来了!看浙江制造业如何玩转大数据

日期: 来源:浙江日报收集编辑:浙江日报

潮新闻 执笔 金春华 王艳琼

首席数据官(CDO)要做的就是将企业数据产生价值并最大化。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是制造业企业,不是互联网企业,有必要设首席数据官吗?”“企业首席数据官具体怎么设?要怎么选人配人?”“首席数据官,与首席信息官又有啥区别?”……

《浙江省企业首席数据官建设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建设指南》)发布一个月来,企业首席数据官这一新名词引发了各界热议。尤其随着最近省、市、县“半年成绩单”公布,数字经济相关指标表现亮眼,更让人对其兴趣倍增。

首席数据官(ChiefDataOfficer,简称CDO),按照《建设指南》的界定,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数据战略,协调各部门落实相关数据项目;整合企业内外数据,创新挖掘数据资产价值,用数据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制定企业数据标准和政策,强化数据合规、数据治理等。简言之,就是如何让企业的数据产生价值,并尽量最大化。

浙江力推这项制度有何深意?会遇到哪些难题?

CDO是个啥?

位于温州瓯海区的中国数安港园区,尽管叫产业园区,却更像是一个孵化基地,有各种实验室、展厅、创业广场……走在这里,你或许就能碰上一位刚上任不久的CDO。7月14日,全省产业数据价值化大会在温州召开,《建设指南》在会上正式对外发布。1个月不到,数安港内已有约10家企业设置了该岗位。

CDO的诞生,是一件“并不新鲜”的新鲜事儿。

“CDO制度已有二三十年历史,如知名的雅虎公司就在2004年设置了这样职位。随着数据资源不断增长、数据价值不断释放,这一岗位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微告诉潮新闻记者。

而在国内,随着数字经济的重要性逐年提升,企业设置CDO的氛围也日益浓厚。2021年以来,江苏、广东、山东等省相继发布企业首席数据官建设指南……这一年,浙江的杭州滨江区和绍兴等地也相继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的首席数据官制度。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不约而同提到了“数据20条”——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数据20条’的出台,鼓励各方不断挖掘释放数据价值,以数据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甚至重塑。数据正加速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也倒逼企业尽快调整管理制度等。”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郑小林说。

数据或者说数字化的重要性,早有企业尝到“头口汤”。

今年4月份,杭叉集团披露2022年年报。个别业内人士曾担忧,这一中国叉车研发制造头部企业会受疫情较大冲击。但事实上,去年杭叉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44.12亿元,同比减少仅0.53%,实现净利润9.88亿元,同比增长8.73%。

“这得益于企业早在开始数字化转型。”杭叉集团总经济师、浙江杭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海华说,尤其是2021年全面投入使用的“1+17+N”杭叉工业互联网平台,将300多家供应链企业、10万多名客户联在一起,用数字构建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关系到客户服务体验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新安股份流程与IT与管理部总经理郑捷告诉潮新闻记者,作为一家有着近60年历史的化工制造企业,2022年,新安股份启动新一轮数字化转型规划,聚焦智能制造、智慧供应链和数字化管理三大应用场景,全面推进业务模式数字化、业务运营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

《建设指南》的出台,为浙江数字经济新发展注入新的“催化剂”。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5%。但不少专家指出,这些增长很多来自于产业数字化领域,对数字产业化的重视程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产业数字化中,数字可能还是‘配角’。CDO要做的,就是让数字更好地产业化,让它成为‘主角’,把价值全面释放出来。”张微引用中国信通院一份报告说,国内有八成企业其实希望能用上其他企业的数据,但能将自己的数据提供给别人的还不到四成——很多企业还没真正尝到数据价值的“甜头”。

“在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省内多数企业没有设置首席数据官,但超八成的企业认为有必要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省经信厅云计算处处长庞为兴说,作为制造业大省、平台经济强省,浙江数据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数据融合价值驱动的应用场景广泛,很多企业在完成生产经营流程信息化后,面临数据驱动企业整体变革的迫切现实需求。

为此,2022年起,浙江全面启动了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工作。而企业首席数据官在浙江的应运而生,就是这项改革提升企业“用数”能力的重要一环。

CDO能干啥?

“现在不太用各种解释我是做什么的了,尤其最近一个月,来了解情况的多了起来,同行也多了起来。”在温州数安港,数据智能服务商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就设置了首席数据官,现担任这一职务的董霖感受颇深。

那一年,浙江印发了《关于建设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的实施意见》,计划在骨干企业试行首席信息官(CIO)制度。一年后,巨化、贝因美、精工集团、万事利等50余家大型企业的CIO共同发起成立了浙江省首席信息官协会。CIO逐渐为大众熟知,极大提升企业数字化、信息化等核心竞争力。

采访中,潮新闻记者遇到不少企业都建有较为完善的CIO制度,但并不特别清楚CDO相关制度的设置。明确CDO与CIO的职责分工,是现阶段推动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落地的重要一步。

“CIO更侧重信息技术的实现,业务范围更广也更偏前端。CDO注重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工作,促进数字业务发展,维护数据安全,侧重的是企业数字化‘后半篇文章’。”董霖告诉潮新闻记者。

今年是数字浙江建设20周年。在张微、郑小林等多位专家看来,CDO制度的建立,也是数字浙江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建设进一步细化、升级的过程。

《建设指南》提出,企业要赋予CDO对企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采访中,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对此表示赞同。

“经过多年信息化数字化工作,企业积累并且仍在不断产生、获取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就像埋在地下的矿产,需要挖掘、分类、清洗、上架等一系列后续处理,其后才能发挥更大价值。这就是数据治理等工作,属于CDO的职责之一,又涉及企业业务、流程、工厂、数据等方方面面,甚至将带来企业管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郑捷告诉潮新闻记者。

以数据同步为例。新安股份作为一家大型“链主工厂”,对外要服务全国近万家企业级客户、10万以上的个体经销商,链接超1万名货运司机。这种全生态、全流程的数据同步,绝不是简单升级“流量包”就行。新安股份自主研发了标准化的前中后台系统,其中关键的中台通过“触发式”方法,可实现数据分钟级同步。全球客户签个合同下个订单,在杭州的工厂就能马上响应生产,并安排好物流运输。

“数字赋能,让公司的管理体系实现以业务为导向、以流程为承载、以工厂系统做落地、以数据应用反哺业务的流程变革,逐步构建现代企业治理体系。”郑捷说。

在杭叉集团,数据正在大显身手。该公司旗下的云智能叉车平台,服务10万多家客户;每台售出产品相关运行数据回流后,公司可根据用时等数据,有效分析出用户遭遇到使用故障还是发生其他问题,及时提供服务,并将积累的数据应用于后续产品升级、研发中。

“以前是叉车卖了基本就算完成任务,但现在产品卖出任务才开始。”任海华说,杭叉集团2016年专门收购了一家专业的软件公司,2018年成立浙江杭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又和日本奥卡姆拉株式会社合资成立浙江杭叉奥卡姆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有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精准的用户画像、应用场景设计,为客户“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方案,业务发展迅速。

CDO在当下还有一项新的挑战:确保数据的安全合规。

每日互动在智慧交通领域研发了一款“数智绿波”产品,并参与到政府部门绿波带建设中。董霖除了要组织开发产品,还要去协调企业、交通管理部门甚至一些第三方提供如道路、车辆等数据。他除了要确保多方数据通过融合发挥更大价值,更要确保数据的安全合规。

“毕竟这些数据不只来源于企业内部,安全等级更高、要求更严格,由CDO负责更为合适。”董霖直言。

7月14日,浙江省企业首席数据官联盟成立。图片来自浙江省经信厅官网

CDO怎么设?

“我们企业,其实数据官不止我一个。”采访中,董霖这句话引起潮新闻记者很大兴趣。他说,企业数据官其实还包括由多名专职成员组成的团队,连同法务、内控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形成联合工作组,共同承担着数据合规的各项工作。

这一岗位并不好干。

“设CDO之后,企业所做的数据要素市场化等战略要有足够的前瞻性,毕竟关系到企业数据这一特殊资产,前期开发投入成本相对比较高,还尽量不能影响原来的生产工程。”张微建议分行业、分领域、分阶段推进,从更容易被市场接受,也更能实现突破的行业先试,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现实中,潮新闻记者发现确实有企业对是否设立CDO还很慎重。

“数字化、信息化等战略方向,企业早已定下来并稳步实施。CDO要做的是数据挖掘、数据的资产化这些新阶段的工作,相当于开辟全新的领域,企业将慎重考虑。”任海华告诉潮新闻记者。

不过,他也介绍说,杭叉有一个信息化办公室负责相关战略的落地,且是管理部门中人数比较多的一个部门,加上软件开发团队、智慧物流公司中的相关产品研发人员,从事数据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有近百名,整体力量已经比较强,基础扎实,“理清楚了再设岗位或者定相关制度,转型也会比较快。”

有些企业尽管尚未设CDO,但相关工作已在探索中。

“CDO设置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现阶段公司还没设这样的岗位,但相关工作职能已经在既有的管理架构下全面开展。”郑捷告诉潮新闻记者。

新安股份成立了集团管理创新与数字化委员会,由董事长挂帅,融合了各个职能部门,成员中有企业的数据架构师、工厂IT总监、软件开发主管等。同时,企业在各个BU(业务单元)培育“数据文化”,每年推进不同的应用场景建设。今年在营销、供应链等业务领域,开发了衡量客户价值的RFM模型、产销平衡的主计划模型等,将营销端积累的客户数据进行有效盘活,传导至研发、生产甚至供应链生态。

针对企业架构设置,郑小林表示,CDO通过对企业的数据进行全方位全流程挖掘,可能给企业产生的收益价值会更大。但短期内如果其岗位设置和CIO是同级别,就容易出现“以数据为主”还是“以业务为主”的矛盾,CDO这一新岗位会给CIO等原来的工作体系带来挑战、引发冲突,这并不符合CDO设置的初衷。

他建议一开始可以将CDO放在原来的CIO架构中、受后者领导,等CDO领导的小组在公司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后再独立出来,这样比较稳妥。当然,有的企业本身数字化基础比较好,那可以直接将CDO设置于比较高的层级上。

综合来看,企业想要找到完全胜任的CDO,目前尚有一定难度。

在郑捷、任海华等多年担任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工作的负责人看来,CDO需要复合型人才,要懂业务,要懂软件开发,要懂客户需求……如化工行业,仅业务方面,一名员工可能要近十年时间培养,才算得上“入行”。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总经理孔俊还加上了几条:要懂安全、懂合规,“至少也是要大半个数据相关领域的法学专家。”

潮新闻记者获悉,目前国内高校中尚未有专门培育此类人才的专业。有些企业一般通过内部挑选有意向有一定计算机基础的员工,通过项目参与等形式进行培训。新安股份专门为此制定了一套人才培育方案。

已从事CDO多年的董霖,也在期盼系统的职业培训和技能培养。“数据官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持续学习提升,从数据治理到引领企业变革。”

“各地的人才认定中,希望也能有CDO的‘一席之地’,包括培训体系、激励举措等体制机制的完善。”郑小林进一步建议。培育CDO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能单独承担的。

而这,或许也是省级层面出台《建设指南》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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