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朱秋雨
发求助消息、寻制氧机、找新冠药，武汉、上海、香港、广州……全国，新冠三年，上千名志愿者屡次因他集结。2022年4月，日超1000人在他首创的救命文档，向外求助。他用信息打通多方，将人间温良送达最需要的人。汶川地震15年来，每一次火灾、地震、洪流，他总会响应，线上筑桥，救人水火。生命至上，郝南始终如一，路过人间，他让爱没有期限。
郝南很忙。
女儿“小耳朵”今年上二年级，她已经很清楚，爸爸“经常一晚上不睡觉”。
北京时间2月6日，近叙利亚边境的土耳其东南部两次发生7.8级地震，至今死亡人数逾4万。当天中午起床后，郝南发了条朋友圈：“近十年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超过汶川地震。”那一天，正是我们约好采访的时间。在苏州淅淅沥沥的雨季，郝南用背影对着我，眼睛盯着两个电脑屏幕，噼里啪啦地打字、通话、开会。
郝南已经进入灾区时间，连上洗手间都是快步地穿越客厅，啪，关门；咔嗒，迅速返回。
关注土耳其救灾、连续不睡觉的第二晚，郝南终于打开了一盒寿司，直接用手抓着吃。快速咀嚼的声音配上出油黏在一起的头发，让他很像电视剧里的“野人”。
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有人对他钦佩中带着一点不解，还有专访文章称他为“疯子”。资深公益人陈嘉俊感叹：“是什么让他经历了无数遍，都依然竭尽全力（救灾）？我真没法像他连续两天只睡三四小时。”
郝南
对公益圈而言，郝南或许是一个小众的存在。他从事的领域不算主流，专注于各类灾害发生时提供信息。他的机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卓明）也小众，成立13年，始终不超过2位全职成员。
但灾害一发生时，许多救援队队长、公益圈人士、志愿者，第一时间想找的仍是他。郑州水灾时一张救命文档火速被关注，在新冠三年，他和志愿者做了线上诊所、“找床位”在线文档、制氧机漂流计划等，每一项都得到热烈的响应。成百上千志愿者因为他的号召，而聚合起来，向陌生人伸出援手。
郝南好友、研究民间灾害响应的学者彭林形容：“如果郝南不做了，我担心救灾信息领域可能失去动力，甚至消失。”
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如今15年过去，郝南在救灾信息这一条道上越走越远。北大医学部毕业的他辞掉了北京的医生工作，专职做公益，已经是很多人眼里“孤勇者”般的存在。
但郝南坚称，这条路是他反复衡量，经过理性博弈蹚出的一条路。
外人不知道他的爱，也不知道他的野心。
极限应急
“你困了就应该去睡觉。”
“我怎么睡啊？没有人干活儿，活儿分不出去，我只能那么累。”
在郝南的两室一厅，关于要不要睡觉的分歧，在夫妻二人间展开。多数时刻，郝南声音大，更焦躁。
妻子徐诗凌了解他，说郝南心思已经飞到了土耳其地震现场。“他脑子有各种分叉。灾害所有细节，土耳其的地形、建筑的图像，都在上面。”
连续60小时没睡觉时，他也吃不下饭。徐诗凌点的馄饨，隔了一天他还没打开包装盖。感到饿的话，可乐和香蕉成为首选，因为“吃（其他）太饱，容易犯困”。
比起要用筷子的米饭、汤粉，徐诗凌后来干脆买寿司、生煎包，“他能用手抓着吃”。
自2014年全职做公益后，应对灾害占据了郝南一年超过1/3时间。缺觉状态有时持续两周、一个月、两个月。2022年春节前后，西安、吉林、香港到上海，陆续暴发疫情，他有6个月处于接近极限的状态。
这样工作的代价是，不在救灾状态的时候，“什么都干不了，只能放空、躺平”。
2月6日，土耳其7.8级地震，郝南在朋友圈宣布，启动了“二级国际响应”。这个级别与半年前四川泸定6.8级地震相当。
不同的是，国际救灾不仅关乎生命救援。救援队出国的语言、宗教、与国际各队伍的配合，都需要人脉和经验。地震发生后的三个晚上，郝南电话响个不停，来者大多询问上述事宜。
这种竭尽身体的状态，一定程度也是他“自找的”。
因为他的联系方式就摆在网页上，这个电话是真的，而且很轻易能被检索。救援队、公益伙伴、记者，想冲去救灾一线的志愿者，谁都能在这时候给他打电话。
只要是与土耳其地震有关的疑问，郝南都会接话回答。
除了应付外界，郝南还在维持自认为王牌且重要的项目——救灾简报。历次的操刀写手，是在放寒假的高校研究者徐诗凌。
救灾简报综合了公开信息和郝南的人脉，专门为去往土耳其前线的救援人员提供信息。
灾区最新交通、地形、风俗、救援队伍数量，对灾情形势的判断……每天更新的简报里，一目了然。
厄瓜多尔地震时，卓明制作的中国救援力量分布地图为救援提供了支持
郝南后来告诉我，写简报的难度并不小。土耳其地震发生的第一夜，他盯着地图看了一整晚，研究震中10省的具体灾情。
他解释，城市的布局、大小、分布、人口、地理等因素，都会导致地震影响不均匀。除此之外，比对图层，查看余震的分布，也要花大功夫。
做完这番努力后，郝南很确信，自己能给出准确的救灾建议。
于是，在郝南家的那几天，有时会听到一个焦急的声音。
“对，我是郝南……现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土耳其的沙盘，我形容不出来。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只要能让我帮到你们就可以了。”
救人的东西
对灾害的天然反应，让郝南陷入忘我的境地。
在苏州待着的四天里，我就坐在他家的客厅等待，等他回头接受采访。而郝南似乎全然忘记了外来者。
徐诗凌有时也会对此感到不满。一到这个时候，家务、带孩子，全落在她的头上。
她同时还担心郝南的身体，总希望他别再继续做卓明。“这是会短命的工作。”
但她偏偏又是理解他的人，不然，她也不会爱上他。
她解释，郝南向来很自我。“这是他不得已的状态，他也没得选。”
郝南参加救援时，救援队收到的信
作为卓明联合创始人，徐诗凌和郝南的相识也是因为救灾。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还在北京做牙医的郝南请了假，与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一起，奔赴灾区救人。抵达成都时，他发现，过多志愿者堵住灾区的路。人们甚至不清楚前方灾区的需求。
郝南留在了成都，租下一间房，在互联网为前线救援人员提供信息。
但汶川救援的部分失效，还是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大地震中错失的救人机会，总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此后我一直想要恢复心情，想抚平那种愤怒、遗憾和悲伤。做的事情也是出于这个。”
于是，卓明在2010年成立。
4月，玉树大地震，郝南拉上北大校友，包括徐诗凌，剑指2008年没做好的灾害信息工作。地震第七天，几位志愿者讨论出创办“卓明”，名字取自电影《2012》的诺亚方舟。2013年雅安地震后，卓明尝试组织化，7位志愿者成为联合创始人。
2016年，卓明志愿者德清年会，一排右三为郝南
徐诗凌说，卓明创办的初衷是想尽快消失。“当时希望各大机构共同提高救灾信息上的能力，今后大家就不需要卓明了。”
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彭林2011年与郝南相识。他正写着地震灾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发现郝南在做国内救灾界绝无仅有的事，他把这定义为“危机众包”。利用互联网的灾害救助形式，彭林说，放在国际上都是新事物。
彼时，无论救灾还是危机众包，公益界都处于昂扬、积极的氛围。徐诗凌回忆：“各机构有比较大的工作空间，我们相信可以充分影响政府政策。”
2014年，郝南辞了牙医的工作，全职做公益。
牙医时期的郝南
他确信，信息不对称是民间救灾时鲜明的问题。“这么大的国家，在这种事上一点办法都没有。救人的东西，怎么能没有呢？”
这与他过往学医的理念相悖。做医生时，治病救人讲究专业化和标准化。可同样是救人，标准答案在救灾领域缺失，人们总手忙脚乱地面对灾害。
“我不相信，觉得世界上一定有这个方法。”
人类如果像罗曼·罗兰所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它，郝南要给出另一个答案：“当发现世界的荒唐，下一个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改变它？只有说可以，故事才能继续。”
一个人
一个重要但没解决的问题摆在面前，郝南坚信自己能走出那条路。
有救灾领域的前辈听说他辞职，脱口而出问他：“你疯了吗？”
郝南无奈地笑：“一个人做出正常社会应该做的事情，竟被认为是疯了。”
2015年，郝南给了自己心灵喘息的机会。他认为那是人生的翻篇，原谅了2008年地震没能有效救人的自己。“接下来，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我自己。”
他开始自费参加各种国际讲座和研习班。2016年，他跑到日本仙台，参加为时4天的国际行业峰会。已经30多岁，英文水平并不出众的他每天踩着自行车，奔波在各个讲座会场。他4天没睡觉，疯狂地吸收救灾知识。
郝南的女儿把郝南画成了一只八爪鱼
他记得在闭幕一次边会上，“国际上最牛的大佬都来了”。议程的最后环节是，在场的十多名参会者要轮流上场发言。
郝南最后一个发言。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阐述了创办卓明的理念，他想要建立一个完整描述灾害的信息模型，来做一些有效的预测，从而指导救灾。
台下的人面面相觑，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说法。
他说：“灾区应是一个有边界的系统。所有影响灾场的因素都是有关联的，且多数是线性关系。”
“掌握了其中的因子和互相的作用关系，就掌握了系统内所有因素的变化。当我们知道灾害和灾区初始状态，就能知道它的演变过程。”
这种表述堪称大胆和狂妄。国际专家也不敢说，只要掌握了灾区的变量和关联性，人就可以预测未来。
2015年尼泊尔地震，经历民间救援合作的高光后，国内公益环境发生变化。救灾领域开始走下坡路。
尼泊尔地震时，卓明利用Googlemap制作的村组灾情分布图
学者彭林和我阐述变化的发生。他在桌上画了个圆，说，如果把公益圈比作一个大圆，救灾领域的公益，如今变成其中一个靠边的小圆。郝南做的救灾信息服务，是更靠边的一个小圆，约只有米粒大小，已经是非常边缘的工作。
2018年，郝南开始缺钱。卓明曾经的经济支柱——“银杏计划”每年十万元的非定向资助没能延续。一家三口要靠妻子徐诗凌的大学教职支撑。
徐诗凌工资一个月五六千。但孩子在北京的幼儿园学费，每月已近七千。加上房贷，全家只能吃存款过日子。
直到2019年的一天，夫妻二人猛然发现，“下个月连饭都吃不起了”。
那一年，郝南80%收入是受邀担任培训讲师、做评审，“打零工”获得。
“年末我看了一下银行卡，一年有5万块钱的收入。挺满足的。”
这样的生活状态甚至让公益圈的人都大为吃惊。因为，卓明看上去不像一个缺钱的机构。直至此刻，卓明依然每一年照常响应大小灾害，从未缺席。
徐诗凌回忆，卓明创始人都步入中年，有了孩子和其他的人生安排。这些响应行动多数靠郝南的个人意志和松散的志愿者网络维持。
“实际上，也不用花什么钱。”
唯一且最直的路
郝南还沉浸在他构建的系统里，相信有一天他能找到答案。有的时候，他会想象自己是阿尔弗斯特·贝斯特的科幻小说《群星，我的归宿》的主角。在宇宙飞船抛弃他、黑暗包裹他时，格列佛·佛雷从一无所成的技工，变成了一台无情的复仇机器。
郝南“平民主义”的信念部分来自这部科幻小说。格列佛在最后，把多年积攒的维持世界的核心资源，像扔铅球一样抛向了人类世界。
郝南也想做这样的事。
2018年，受联合国工作经验的启发，他总结出了一套救灾领域的分析模型，命名叫HEINA。这是一套利用信息评估灾难、预测未来走势的模型。
他曾介绍，第一类叫H，即致灾因子信息，即灾害自然属性，第二类叫作承载体与环境……
他告诉我，有了这套模型，地震、洪水、台风、各类灾害将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走向和分类。他找到了穷极10年想要的答案。
央视频截图
“比如这次土耳其地震，我很早就想好了灾害未来几点可能的走向，救援队跨国遇到的问题。一二三四五，都在脑子里。”他说，每个问题对应一套解决办法。
外人很难验证郝南脑子里的分叉和模型的准确性。得出HEINA模型后，他立刻告诉了志愿者。徐诗凌写了下来，发表在卓明的公众号上。
这个模型，他自认为是卓明的核心能力，一种预判灾害和给出救灾建议的理论基础。但发表的公众号文章至今只有几百个阅读量，“没几个人能看懂”。
志愿者谢一景在2017年参加卓明的灾害响应。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真实地发现，行动比转发更有作用。“卓明强调一套信息核实办法，以及信息核实后资源该往哪里输送。你会发现，它这种方式能更切实帮助人。”
她形容郝南，比起个性的直接果敢，讲话反而有些弯弯绕绕。每次开志愿者培训或灾害响应会，他会一次性发表很多观点，让听者人抱怨他“长篇大论”。
合作多了，谢一景才发现，郝南的脑子装了太多东西，构成了他表达的障碍。他更擅长去做。
“他想让大家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讲完了再让你判断自己想不想做。”
从这点来看，谢一景说，郝南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激励每个人，抱着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的愿景做事。
郝南
郝南也告诉我，HEINA模型只是分析灾害的一种方法。他的脑子里有很多分叉至今还无法对外表达。
“这可能就是我接下来20年要做的事——把内容可视化出来。”
许多人无法理解他的执着。2020年，一篇文章以“疯子”形容郝南，得到了公益圈人士甚至徐诗凌的共鸣。
我问他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我当然不同意。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理性分析、谨慎权衡和反复确认的选择。你管一个自认为理性的人叫疯子，我怎么可能认同？”
他说，现在这样，是摆在他眼前唯一且最直的路。
人生如蜡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郝南在1月22日就启动响应。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新冠在线诊所，向命悬一线的人们伸出了大手。
他给线上行动取名为“NCP生命支援”。
三年间，线上诊所问诊接待了上千人，以“NCP生命支援”之名的行动有5次：武汉、上海、香港、广州，以及疫情转向防重症、防死亡后的全国。
彭林发现，新冠疫情让线上信息协作成为民间参与公共危机的重要方式。他乐观地认为，“危机众包”变得比从前更主流。
NCP生命支援由一群医生及公益人发起，志愿为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提供身心健康支持公益服务
郝南却愈加感到力不从心。身体的反馈，让他在一年的很多时候感到难熬。2023年春节，他刚结束工作，和妻子女儿去了丽江。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白沙古镇，他得了肺水肿。
血氧饱和度很低，人喘不上气，这是身体长期处于极限的信号。
他的内心同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消耗和空虚。他曾和公益界朋友分享，这是一种“磨损感”，就像所有机器在使用半生后，不再能快速维持运转。
郝南的“中年危机”正在来临。
2022年末最后一次新冠响应时，在武汉发挥大作用的“制氧机漂流”、线上诊所等等，收到的效果甚微。很多时候，是群里的志愿者用这些资源帮助了家人，真正需要的普通人却鲜少向外界求助。
“我们诊所的医生都在线上，等着大家来看病——没人找我们。”
他把这归结为经历疫情后，人心的麻木和失能。“这种失能不是失去能力，而是失去能量。大家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环境的变化一度让郝南感到悲伤。
他会经常想到死亡，想自己死后能给世界留下什么。如果格列佛·佛雷满心愤懑，向世界丢的资源，对人类社会一点也不会产生涟漪呢？
郝南
他后来想通了“死亡的意义”，时隔一周打电话告诉我。
“你知道义齿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这是独属于前牙医的举例方式。
他说，制作牙齿基部的石膏模型以后，需要高温烧一层蜡；包埋后放到烤箱中，蜡经历高温淬炼就会融化，留下牙齿形状的空隙。再往其模具中直接注入融化的贵金属牙质料，经过冷却，一颗坚韧的假牙才会最终成形。
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层蜡，为了世界最终的形状被塑造。他相信更好的世界终会到来。
“人的一生，实际上也和无法知晓的未来紧密相关。”平民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总能给他力量。
2023年初，他在随机发表的新年感言上说：“有些东西，一定是对的。再怎么不确定，这些东西也不会变。它就是我们的灯塔、北极星和指南针，直到我们都灭亡。”
我问他，他坚信的美好世界是什么样的？
“人人都能获得尊严。既不沦落为冷漠的狱卒，也不异化为僵硬的酷吏。”郝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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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何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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