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增订徐光启年谱》《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马相伯与近代中国思想》等，主编《徐光启全集》《近代思想家丛书•马相伯卷》等。获2001年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徐光启奖”、2019年度米兰大学“利玛窦奖”。王胜：李老师作为“老三届”的学者，能不能给我们致极学院00后的学生讲讲“老三届”的含义以及您的治学之道？因为孩子们可能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
李天纲：好的。“老三届”这个概念要追溯到50多年前，算是场下学生爷爷一辈的事了。我们当时有两个概念：“老三届”和“新三届”。其实我比“老三届”小一点。
“老三届”是指在1966年的文革发生以后，66、67、68届的高中和初中生，因为当时高考取消了，所以他们毕业之后就上山下乡，没读大学。我比他们小大概五六岁、七八岁。我66年的时候是8岁，大约小学两年级。伴随着文革开始，学校停课，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到了1973年、1974年，那时我已经初中了，所以我以及同龄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基本是没念过书的。
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是77、78、79级，就是1977年、1978年、1979年入学的，就是“新三届”。那个时候准许入学的尺度放得很宽，上到32岁，下到16岁，都能入学。所以班上年龄分化很大，有32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也有16岁的小弟弟小妹妹，整整相差一代。“新三届”和现在普遍的“应届生”概念就有很大的不同，在上大学之前，我们基本上靠自学为主。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
我不承认我没读书，尽管那个时候盛传“读书无用论”，但是我们喜欢读书。我在小学读了小学图书馆所有的书，在中学读了中学图书馆所有的书。学校了有书，还有各种体育器械，我们整天在学校，除了玩就是读书。
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读书方法很接近所谓“博雅教育”。没有特定学科，没有定式，也没有被逼迫，而是进行完全自发的阅读。
不能学习只是一个借口。过去的文化遗产都留存着，只要愿意去学习，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哪怕发生了战争，普通人都仍能够接触到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据说二战时期，波兰、乌克兰人就在地下开办大学，做教育，可以看出对知识有多么向往。
所以我的求学生涯告诉我的道理，就是只要想学习，再艰苦的环境都能学习。
▲1981年，即将参加高考的青年在天安门路灯下学习王胜：是的，我们也是这么想。求学不问出身年龄和环境，只要有志于学，都可以因材施教。我们招生并不拘泥于年龄，致极现有的学生最小的16岁，最大的23岁。我们认为只要合适，不同年龄的学生都可以招收。
王胜：那么广泛的阅读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所吸收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李天纲：我觉得在如今知识爆炸性发展的“元宇宙”时代，如果我要给女儿和外孙女提建议，我就会说：学习还是要认认真真地、仔仔细细地穷尽某一个细分领域的知识，在某个专业里接受完整的训练。▲全人教育最早的雏形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论中得以窥见历史上，人类的知识有几个爆炸点，比如文艺复兴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知识。那时候的人还可以掌握几乎所有的知识，比如所谓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达芬奇，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美术、数理化、生物学、工程制造……各种各样的学科语言，他都能尽数掌握。之后，19世纪工业革命科技大发展，各种各样的知识又发生了一波膨胀。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旧知识和新知识交错存在，但人的认知容量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矛盾。王胜：那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百科全书派之后，就很难再出现百科全书学者那样博学多才的人了。穷尽哪怕一块领域的知识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李天纲：专业化是大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也造成了现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很多人只专注于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学科。这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培养出的人步入社会之后，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会感到迷茫失措。因为社会现实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需要多元化的知识和技能来应对。王胜：就是专业化教学导致学生除了自己专业内的知识，对别的领域认知很浅，到社会上也很难找到量身定制的工作，于是便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会有一种巨大的迷茫感笼罩着他们。李天纲：对，这就是大学生面临的所谓“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或者工作一遇到调整便无法胜任。王胜：是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看以前对你的报道里写，你小时候父辈要求你学理工科，因为“比较实在”、“方便找工作”，是这样吗？你对这种学科有用性的观点有何评价？李天纲：其实我始终觉得被两股力量拉扯着：一股是文理科思维，一股是工科思维。我们往往把“理工科”合在一起说，其实理科和工科还不一样。理科和文科比较抽象、形而上，关心把现实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抽象化，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工科更加务实，重视客观物质世界的现实问题，以及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以文理科为主的学校和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其实在学风和传统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像复旦、北大都是文理科发达的学校，清华、同济则是工科发达的学校。我家一直都有工科传统。并且当时的主流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是说人掌握一门技术，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而工科带来的认知就是“学好技术就可以谋生”，本质是一种学科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但真的求知欲往往源于价值理性，而如果把知识变为谋生的手段，就会丧失求知的内驱力。我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的好奇心，源于文革中的各种社会讨论。批林、批孔、辩证法……所有人都在和你讲道理，但是讲道理的辩证法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在用诡辩的方法。但是就是这种讨论引起了我对文史哲问题的最初的求知欲。所以文理科和工科，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这两股力量不可分割，一直拉扯着我向前发展。
李天纲：我对博雅教育或者说全人教育的理解的加深，始于我在旧金山大学做访学的那段岁月。我看到了全人教育是如何被落实的。那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在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做参访学者。我的导师是研究所前所长马爱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耶稣会士，也是一个汉学家。让我惊叹的是，他不单单热爱中国文化，而且爱中国人。
王胜：这个点很有趣。“爱中国文化”和“爱中国人”之间有什么区别，能展开讲讲吗？李天纲：“爱中国人”其实是一种建立在深层次对同类的悲悯基础上的爱。他对中国人的爱源于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侵华战争的报道。马爱德1930年生，是纽约人。他自叙7岁的时候，那时正是图片新闻普及的时代，他在《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上看到上海的八·一三的炮火轰炸，那个画面非常震撼，令人心碎。比如在上海南站，一个看上去明显没有足岁的小婴儿在铁路的路轨上被抛弃，正在哭叫的图片报道。那种感情带来的震撼，他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说以后一定要去帮助这个民族，因为这个民族那么善良，那么聪明，那么能力，这样的感觉带给他责任感和使命感。王胜：马爱德对人的关注，可以从这段叙述中生动体现出来。李天纲：是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是对成为“全人”的训练。首先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好的人当然能被社会接受，而被社会接受之后也能去做好的事情。王胜：真是这样。所幸我们看到，有些国内高等学府还是很注重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的发展的，比如复旦大学就提倡“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你觉得博雅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有哪些？李天纲：我觉得在本科阶段，甚至高中阶段，博雅教育都是必须的。比如说我们复旦招生，就有过博雅杯“文史哲”大赛的选拔。我的想法是，学生和教育者一定是相互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标准。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也不是考分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就像复旦的学生，也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学校，既有“高考工厂”出来的，也有提倡素质教育的学校出来的。但是学生不管怎样都进来了。所以我觉得，社会应该鼓励多元的的选拔方式，设立多种多样选择的标准。单一的路线，不符合我们全人教育的理想。全人教育的基本的理念是：培养一个人，是按照人性来培养，而不是按照社会性来培养。这个理念我觉得很好，这种理念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其实一直是有根基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强调社会性的倾向。觉得像复旦、北大等学校，都应该有责任，继续探讨。王胜：是的。因为不同的大学的社会功能不一样，有些是综合型大学，有些是专业型大学，一流综合型大学，比如复旦、北大，又有这样的责任，在人文教育上做一些探索。李天纲：是的，复旦还算是在走这样的路，我们对整个教育，有一种担当，有一种责任感。比如我们通过“博雅杯”的奖项免试录取学生，形成文基班（文科基地班）。因为中文历史哲学，一个人能做好这些学科的研究，一定和他的基本素质、和他的兴趣有关。他的兴趣能不能支持他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走下去，甚至于走一辈子，是能不能产生成果的重要因素。今天看起来孩子考试行，但是往后10年、20年他不一定就可以。现实证明很多人脱离学校以后就没有动力再学习了。王胜：是的，在应试体系中，孩子即使考试刷题得了高分，也并不能说明他对学习有兴趣、对学问有热爱。李天纲：对，哪怕进了复旦，这样的学生，也会失去求知的内驱力。他对知识甚至会产生一种厌恶感。求知欲、好奇心都近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