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以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拉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序幕。这种基于工业化的传统发展范式，带来物质生产力的飞跃，提高了人均产出和收入，取得了以传统指标衡量的巨大经济成功。但是，这种以物质财富生产、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对高碳能源和材料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对物质资本的严重依赖，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全球气候变化风险、自然资本和生态恢复力的枯竭，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现代化悖论”。

传统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中国面临的挑战却更为特殊。第一，未来 40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到 2060年，中国经济规模预计将翻两番以上。即使中国力争实现净碳排放为零的承诺，能源消耗仍将继续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结构都必须出现较大增幅的改变。第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中，经济结构能源强度高，且化石能源超过 80%，与服务业占比约80%的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转型任务更加艰巨。第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存量较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以绿色方式实现增量增长，还必须对其巨大的存量进行绿色转型。第四，中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和特征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多样且发展不平衡，各群体收入差距较大。在未来几十年，传统动能无法继续推动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新的发展动能必须以可持续、有弹性和包容的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发展范式转变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需要机制设计、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撑。但是，目前的机制、金融和技术创新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必须根据碳中和新发展范式的内在要求进行相应的转变。同时，这种系统性转变还必须以公平转型为前提，让所有人群、地区、部门均能公平地分担/分享转型变革的成本和收益。本文分析了新发展范式转变对于重塑中国重要经济部门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包括能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农业和生活方式等，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金融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保障，如何为转型提供核算、金融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支撑体系。

本文提出中国2060碳中和战略的政策框架，并揭示发展范式转变如何体现在各个领域和部门，以及如何体现在宏观政策框架中。

中国的经济规模、技术优势和发展理念，决定了其必将成为全球碳中和的核心参与者和引领者，并推动建设共赢的国际治理体系。本文提出了推动构建全球碳中和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国际零碳金融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推动全球碳中和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绿色起飞等治理机制建设，并讨论了同世界实现绿色合作共赢的机遇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