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的瑶族调查下一步怎么搞，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商量商量。这两年已有三个同志去瑶山调查了几个月，我也跑了两趟。我们有了点新的看法，对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一点。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央民族学院搞民族研究工作，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老兵了。以前都是年轻力壮的，现在是中年或老年了。一转眼，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过去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30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昨天看了一下这本《中国少数民族》。外边很重视这本书，这么厚。有了这么一本，人家就能知道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怎么样，这是好的一面。在开始决定编写这本书时，我就说不管它好不好，我们要把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摆出来。好的大家肯定，不好的也不要紧，留着和今后的比较，今后更好了就是进步。一切事不能求全，不可能一步登天。实际上做了的工作摆出来看看有好处。
我这两年在搞社会学，其实可以说是搞汉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民族学在中国主要是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所以，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从学术分科上说可以合而为一的。因此我们也不妨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我们已肯定它，这书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这是了不起的，可是我们自己不要感到满足。在五套丛书开始的时候，我说要结束前面这一段，为后面开一条路，继往开来。五套丛书拿出来亮亮相，好的在里边，不足的也在这里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继续向前跑？这是我们当前的问题。
在民族研究的范围里边，我们要回头想一想，毛主席、周总理早年叫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下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实地调查。在座的同志们很多都参加了。那时要充分准备好了才下去，已经来不及了。说老实话，我们在社会调查研究这门学问上是很没有训练的。回想当年抗战年代，兵荒马乱，怎能安心学习？我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们也整天搞运动，比较优秀的学生搞地下革命活动。那时要读书，书也很少。解放后，我们为新中国带来了多少遗产呢？毛主席说过我们对中国社会认识得太少了，我们没有多少调查资料，资产阶级没有做，所以还得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是这样冒冒失失地上阵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搞调查的，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参加过，年纪轻的也许不知道。那时的精神的确不错，劲头很大，访问团到处跑。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不多。我们搞来了一大堆资料。《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有点成就的话，归根到底是五十年代很多同志一起打下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旧的好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不要脱离我们原来好的东西，就是要下乡，要接触少数民族，要实地调查。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当可以再进一步。大家想一想，怎么把它搞深一点。
我想大家不会反对我说：我们要恢复早年社会调查的这个传统。这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一向提倡的传统。毛主席伟大的贡献在哪里呢？还不是他把马列主义引进到中国来，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最新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熟悉中国农民的力量，他从小在农民里边生活。他能提高到理论进行阶级分析，处理中国农民问题，动员中国农民的力量，把三座大山推倒，这是过去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中国情况，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学的不是学人家的结论，结论是历史范畴里边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处理事情的方法。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要有点气魄。中国也要出马克思嘛。不能说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马克思。我们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毛泽东思想，我们却不能停止在毛泽东思想上。《决议》对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我们还要发展。怎么发展？不是靠空想，而是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变化。当前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大实验，特别在民族范围里边，这个实验多大呀。这里有着多少宝贵的东西，看我们自己去拿不拿。如果我们不拿的话，人家要指责我们：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后代人会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记录下来，不分析出来，还要叫我们来考据。我总是要说，大家应当想到这一点，到六十岁的人不能不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有二十年了，不要辜负这二十年。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进行调查。发号施令，那很容易，但是不行，这不是创立一个新局面的精神。我们必须要自己动手去实验，自己下去调查。我们下去调查什么呢？我们过去有个经验，我们的民族调查要适合具体的民族工作的要求。参加民族识别的同志们都知道。当时这个问题不能不搞，因为开人民代表大会要有各民族的代表出席。我们中国究竞有哪些民族，各个民族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当时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为了要培养翻译人员。人大开会要翻译，所以在中央民族学院办了语文系，开了很多语文班，当时我们是从具体工作需要出发来干的。这里面出了一些偏向，大家有很多意见。但并不是说在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上出了问题。这些原则还是对的。后来做得不对的，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用行政方法来对待研究工作。做完了就完事，写完报告就不再去研究了，就放下了。我们跟着行政需要在那儿跑，跑得很急很忙，但就是没有法子提高。这是领导研究工作的人要负的责任，在1957年之前，包括我自己在内。后来当然更厉害了。有人叫它炒冷饭，风吹来吹去地吹。今天不去说它了。
我们应当看到，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更复杂了，需要更多的知识。要搞区域自治，光凭几条纲要已经不够。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草地怎么办？森林怎么办？其他资源怎么办？牵涉的问题很多。目前正在开会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具体情况，这就要深入调查。
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似乎要进一步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
关于宏观的民族研究让我再多说几句。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发现这个地区有较多的圆头、身高平均在1.6米以下的B类型，B类型是现在我国南方沿海诸省的主要居民。从历史上看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早期的东亚沿海居民。现在华北居住主要的A类型，可能是后来从西部进入华北而把B类型挤开，一部分越海去朝鲜半岛、日本及其他岛屿；一部分就向南，迁到江、浙，甚至粤、桂。这是说，在那一股从淮河流域南下的移民之中，可能还有一种也许和古越人有关的人存在。再说，晋时淝水之战，谢安故作镇静，听到胜利的消息，心情激动，倒穿木屐。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试问，这种木屐文化现在哪里去了？日本人现在却还在穿木屐。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回到《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成绩我已肯定，如果要说它不足的地方，就是缺乏宏观的总结，也不够微型的调查，两头都差。今后我们就得两头一起抓，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
现在我想讲一讲“微型”的研究。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微型研究是过去社会人类学常用的方法。我们也做过这种研究，比如我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还不多，而且也不够“微”，也没有能体现“型”的特点。“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
微型研究主要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不能满足于发几张表格去填写的方法。他要如毛主席所说的，和被研究者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听他们发表的意见，拜他们为师。真正的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才知道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们才是研究社会者所依靠的对象，才是研究资料的来源。在殖民地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的不同，所以研究工作存在着很严重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矛盾才能解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益是一致的。社会调查是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人自觉的过程，就是帮助人自己能明白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道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真正微型的实地调查。要进行实地调查，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训练。我们要观察实际的活动，正确地把观察到的事物记录下来，要定性，又要定量，这些研究的资料必须提高到科学水平上。每一个数目字，每一件事情都要说明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我自己看见的，自己要负责任。如果是用人家所说的，要说明是谁说的。一切数目字都要有出处。文章必须自己写才能写得好，这也是一个作者的道德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滋长了一种坏风气，就是做领导研究工作的人利用这个地位，指派别人代笔。我们这个研究所，当时还叫研究室，有个师傅当了领导，就这样干过，要几个笔杆子替他写文章。有时候也有人在别人写的文章前加一个自己的名字。这种风气我认为是不好的。
我为了要推进民族研究，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今天把有关瑶族的一个“宏观”的设想提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你们接受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谁听了得到启发，向这方面攻关，得到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他，他也可以在文章中实事求是地提到他这种研究是受到谁的影响。在这样的风气之下，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出来了，责任性也出来了。也许可以说这是研究工作的责任制。我希望能逐步树立起这个风气。
现在让我讲一讲我们计划中的大瑶山调查的经过。
1978年夏天我去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到大瑶山走了一趟，产生了再丢瑶山调查的念头。既然我在1935年去调查过，不妨利用这个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初步考察了一下，想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一个是上面已说过的瑶族的形成问题，各个民族的形成可能有不同的过程。在这里很清楚，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人，大家认为自己是瑶放，而且组织成了一个共同体，互相合作，有了共同意识，可是它里面还容许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个实例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是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关闭到开放的过程。这是当前少数民族共同的经历。过去因为民族不平等，汉族压力太大，少数民族不得不以关闭为主，现在民族平等了，少数民族要发展，必须与先进的汉族合作。这个弯子怎么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各民族在这个从关闭到开放、从对抗到合作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应当找出各种模式。我想，瑶族这个民族有它的特点，可以作为一个类型来进行研究。
过去我们从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之处着眼，我们的工作也常常有一般化的倾向。可是这几十年的具体工作里面已经发现“一刀切”是会犯错误的，所以现在已注意要区别不同的类型。有的是林区，有的是牧区，有的经济上相当发展，有的却还是很落后。不区别对待，就不容易做好工作。但是怎么样分类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了。
瑶族这个类型有它的特点：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后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打散了，在山区里流动，进行游耕经济，依靠险要与外界阻断以自存，结果是闭塞和落后。这种民族自己没有文字，它的文化怎么发展？这就要具体分析。为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不应安于被照顾，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前车之鉴：美国和加拿大现在确是花不少钱把印第安人养了起来，可是越养问题越大，精神状态都失常了。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志气，民族也要有个志气。我们要提倡并创造条件使各少数民族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但是他们底子薄，需要先进民族的帮助，既要帮助又要自力更生，这又是个要研究的问题。
民族工作要根据各民族的特点进行。我们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就有责任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分类就是要掌握个性和共性。我们要从各民族的历史形成的具体条件、发展的前途来区别不同的少数民族。这种研究才能适应今后的民族工作，使得民族工作改变一刀切或放任自流，而逐步地做到因族制宜，按实际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我在上面提到的瑶族可以代表一种山区民族的类型。这个类型可能包括苗、瑶、畲等民簇。以这个类型来说，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又和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们可以说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在它们之间还有它们各自的个性，相互不同。这种分析是我所说的宏观和微型相结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及注释
〇 本文摘自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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