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一段时间阅读90后诗人的作品，我才意识到，他们早已进入成人世界，令人不安的是，在他们对个人情境的描述中，新生命的能量和希望原则似乎正逐渐耗尽。他们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既定秩序或失序的世界，自我认知也充满了惶惑，退化为安吾描述的“薪水和诗交替出现，他每秒都在变暗”的“摇晃的人”——

安吾为一代人提供了一种形象：“摇晃的人”，他是自我意识的形象，也是生活世界的表象。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是，90后诗人普遍喜欢使用政治与历史修辞，但几乎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主题。概念的挪用，即概念从一个领域转移至另一个领域，似乎就变成了隐喻，诸如“凛凛的铠甲，美得像一场政变”，“我在有些时候全部听从一种声音/声音的统帅，声音的军机处”（李尤台）；“背光处，枯木和虫草在策划一场革命/空气输送来重叠的影子/在更远的十月，风暴还未开始/已被镇压在爬满青苔的米粒上”（施瑞涛）；“你妖娆的游击战术比处女座的纹身师还要讲究美学”（马克吐舟）；“举计划经济的青旗，多快好省/专产永动机？”（秦三澍）；“某些时刻，别的/人民竟能搬动淹没他们的海”（张小榛）等等，强制性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历史冲突，投射到诗歌的修辞结构之中。这是90后诗人的一个修辞策略：不是在主题、题材，而是在修辞结构中，传递出某种与之对应的体验结构。后者拥有无限丰富的表意功能和表意符号，让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人类心灵的历史结构”，也呈现出悖论式的心智自由。

90后诗歌修辞中的政治词汇，并不处理任何确定的政治主题，也很少涉及具体社会事件，或许因为在他们的体验里，政治属于生活政治、学院政治或婚姻政治，从而使得出现在个人情境中的政治修辞彰显出某种共同情境，安吾诗中的“薪水”“奖品”“领导”，表征着他必须遵从的秩序；而“修过的天使”之类形象跟职场中的“诗”一样，构成了自我认知的“摇晃”，传递出一种内在分裂感。

90后诗人写作的另一个现象也颇为值得关注，就诗歌而言，除组诗外，每一首基本上都是孤立的作品，但他们喜欢通过命名将作品系列化，将每一首诗都放置在同一个语境并逐渐扩张语境，使之成为一个更宽广的语义网络，暗示了一种认知上的抱负。如彭杰以“区”命名的系列，李海鹏以“新”命名的系列，吴盐《卡尔维诺西湖札记》系列等。安吾的诗也有一个关于“人”的系列，他的《不稳定的人》接续着“摇晃的人”这一自我认知主题，“不稳定”是生活图景的投射：“左边是县府，右边有商铺，/有人原地陀螺转，有人脑筋急转弯”，90后面对的生活景观已处在权力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不稳定的人”是与之对称之物，“你一边/纯洁一边分裂，孤独中沉溺于薪水,/抱团时又逢两面派。”安吾描述的内在自我并不是自恋型的孤立存在，外部客体已经沉积为内在主体的属性，有如万有引力并不是孤立地处在某个地方的巨型物体，而是呈现为身体的自然属性。在安吾诗中，“不稳定的人”坦承着他“对尘世的全部杂念”——

无论内心生活渴望着何种本真境界，诗中所涉及的社会场域，市场经济之外运转着的特色经济学，都像是对“一个修过的天使”的反讽。年终奖、公积金等“事业单位”或体制内的经济学，早已进入内心情态，它让诗人在“诉状”与“福利”的羁绊中沦入“疲惫”状态，诗人与那个职场中不稳定的人区分甚微，“但请保持你天性之中/那些微小、虚弱、不合时宜的成分”。

就这样，“摇晃的人”“不稳定的人”逐渐固化为“陈旧的人”。好像是一个进化-退化谱系，每一代人都从“纯真的人”或做本真的人的愿望出发，却因为虚假观念和体制惰性而逐渐沦为《陈旧的人》，新生命在丧失更新自我的能力，遑论改造世界，“我添衣，喝白酒，用热水泡脚……我的父亲，/到如今，你的话已能对我起点儿作用，/如你所言，冲天英雄气换不来编制。”安吾的诗有许多属于特色社会修辞，欲望也带有社会特色，虽然诗人不免反讽地说道：“齿未落，/发未秃，一息尚存，还有鼻子还有脸”,但日常生活的微观悲剧已足以泯灭那些纯真的理念。

一个外部世界在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内部客体，“它精准地，将贫困和局限倾泻在我们身上”，虽然他仍然能够意识到，“在我老化的食指和中指间，有一个/点燃的天使，没有宗教可以接纳她”，灵性之光趋于黯淡。而且贫穷和天使，亦不再具有政治能量和宗教意义，只是世俗生活和尚未熄灭的个人灵性之间的紧张，是一个诗人的双重性写照，“我紧张、易怒，穿发皱的/衬衫，低声自问：‘为什么，我是那个/不敢去死的人？’我不敢否定自己，/不敢拥有变化的能力”。（安吾《惜别拉琪诺》）惰性体制以及贫穷和局限内化为一代代人的惰性，“陈旧的人”自然不可能改变世界。

年轻生命自我感知的陈旧感，出现在许多诗人的话语里，在马贵那里，这一感受带着西部地理学的外貌：“随着祁连山脉像风干的/牛肋巴一样，从地平线渐次隆起，……/我年近三十，身心布满斑斑锈迹。”（《远离西部》）麦先森描述的自我形象是“一根漆黑的孤木/在四面是海的床上泡着/风暴。饥饿。瘟疫 唯有一块同样漆黑的石头/让我放下腐烂的锚”（《港湾》）。风干，锈迹斑斑，腐烂，生活世界的陈旧特征投射到年轻一代的自我感知上，“新雨初下，而我走上旧途。”（何骋《新雨诗》）。陈腐的世界与孤独的主体，有如中国现代诗歌不断重演的原始场景。

青年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愈发衰老的世界，它意味着曾经激动人心的社会理念进入了衰落期。虽然某些理念广为人知，却不再激发人们心中的热情，一种社会理念只有表面上的正确，却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之奋争，更不要说为之献身。在心有不甘的人那里，除了将其收摄于个人内心的沉思之外，似乎亦别无选择。在此社会心态中，社会日益呈现出一种离心趋势。康宇辰提供了“天真与经验不可兼容的电子人”形象，但只不过是沦为陈旧的人之前的一个摇摆的形象，她似乎只能“痛苦/于自己尚还能痛苦？”在“躲避了近三十年人生的大舞台”之后，她说“我多么想一跃”——

“多么想……”这个句式，在表达了意愿的同时亦质疑了乌托邦设计和浪漫幻想，诗人的直觉已疏离了“会思想的芦苇”所拥有的信念，那些呼唤更猛烈暴风雨的勇士和他们的语言象征，亦不再能够吸引任何深厚的情感冲动了。曾经的“暴风雨”并没有让世界更干净，也没有带来允诺的世界：“这个虚构的共同体啊！”诗人的怀疑是：“你需要效率之神、竞技与战争之神/的加冕吗？”康宇辰哀叹道：“我热情地浪费自己的美德，但人心/果真是一种叹为观止的损耗赛吗？”自从现代诗诞生以来，它一直参与着“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大业，然而“这一代代的受苦”，结果却是走向“一代代的平庸啊！”，人心中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在慢慢耗尽。不仅对一代人而言，美德的耗费深具历史悲剧意味：

现在，什么是诗人心中激荡不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理念？它如何进入符号化或诗歌的修辞结构？激荡在大多数90后诗人心中的，既非未经启蒙的一代人对“资本”的怨恨，亦非仇外的民族主义。对过往的或正在流行的社会理念，青年诗人们带着清醒的现实感知，他们以经验立场反思观念，而非以空洞的观念遮蔽经验世界。

诗人所体验的绝非只是一种经济困难，也是一种社会磨难，正如普遍流行的失败感并非仅仅源个体心理学，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性抑郁。“如果有人收紧你的喉咙，/而生活又是你大口呼吸着的意外。”（更杳《妹妹》）对90后诗人来说，他们或许有着技能上的师傅，而精神上的引导者已不复存在，他们似乎已迷失在信心不足的自我探索的中途，如康雪所说：“……我活在低处，但高空必然/有颗与我重叠的星辰。/我有幽静的伤口，在躯体之外/我有浩瀚的爱意，但拥挤在一滴雨中。”在最好的情形下，亦是热情与失望的并存，“一个人最后毫无骄傲可言。我能爬上/悬崖，却爬不过自身的陡峭”（《墓志铭》）。一种紧张感、无名的焦虑伴随着诗人的自我意识。敖运涛表达了这一普遍存在于青年诗人心中的失败感：

真正的受挫感在于，没有一种积极的社会想象将诗的想象力纳入其中，比起远非令人满意和充满遗憾的80年代来，如今诗学创造转换为社会能量的可能性降低到忽略不计。对社会来说，诗歌似乎是一种轻奢的、剩余的想象力。虚假的精神性清除了一切有介入愿望的思想。诗歌能够幸存下来，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能体现为一种孤立的内心自由。“你回望两端，只身悬于语言的波涛，/一种残酷在冷当中诞生。”(更杳《绿洲》)有如一个历史讽喻，诗人依旧漂泊在语言中。

精神创造活动不再具有社会启蒙的能量，这使得诗歌写作愈来愈与外部世界分道扬镳。对90后成长的社会过程而言，年轻一代获取了某种智识上的独立，但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化的心灵自由，诗歌的创造性元素很难投射到其他文化领域，更勿论助益于塑形客体世界了。他们所体验的，不是所谓历史的终结，而是一切都像陀螺一样原地打转，苏笑嫣写道：“而后我们看着我们的话语落下/就像蛾子盘旋，无声掉落的粉尘/到了这地步，我们已做了所有我们能做的”，繁复的修辞也无法遮掩这种失望，“到了这地步/我也懒于悲伤”，历史刻度与时间的指针仿佛被消磁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标记/这就是我们的回报：在时间的虚构里，一切//含糊其辞”（《而我们也不再停留》）。

在诗人们和这个不那么令人喜爱的世界之间，仍然有一个独属于诗人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与微型语义活动或微妙的意义实践有关，唯有在这个缓冲区而非单位体制里他才愿意承诺：“一生都要做落榜的人/做走投无路的人，做诗人。”(李昀璐《拟行路难》）但是，一种没有目标指向的激情难以在庸常生活的消耗中持存下去，诗歌可以成为青年时代尚未完全丧失热情的一种封存，而即使这样的激情也在耗尽，更勿论那种掩盖懦弱的乌托邦幻想，何骋似乎是在对他的所有同道“朋友”们指出这一点：

对年轻一代而言，先于社会的个人情境是家庭场景，也唯有家和亲情关系提供了最初的和最后的情感共通体感受，最小的情感-经济共同体在摇摇欲坠中存续着。或者说，正是基于情感的共通性而非强制性，让家和亲情关系仍然拥有一些剩余的共同体感受。余真将亲情关系中的成长体验命名为“爱的教育”，粗糙的物质生活没有妨碍反而加深了这一情感：

“家”的观念不仅由生者组成，它也由逝去的亲人所维系，“夜晚使家犬误认/而月光会逐步点亮/他们虚幻的身形，直到/鬓角与月光浑然一体”,生与死都是爱的教育，这也是余真所说，“等我在那些简朴的爱意中成长/等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相比大的和遥远的历史事件，活着和已故的亲人才是他们成长途中最清晰的路标，个人的大事记和纪年方式亦基于此，诗人写道：“妈妈离开第八年/以此为纪念/现在是公元八年。”（陈十八《公元》）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生活时间具有私人色彩，由最富个人情境的事件构成，而非由公共的或抽象的历史事件所构成。

但“爱的教育”也有其苦涩的一面，他们的心中始终交错着对父母的怜惜和对代际隔膜的反思。陈翔《和父亲整理我的藏书》呈现了两代人之间的经验差异和由此带来的隔膜。在出租屋里帮着整理书籍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伊利亚特、本雅明、博尔赫斯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

书之于父亲没有意义，对他而言，装书的“纸箱”如同“一副副棺椁”。这个场景有如两代人关系的一个象征。“多么遗憾。多年来，/你是盲的，从来看不见那伟大的教诲。”但诗人说，“我来了，看见了，听见了，却还不能信”，他还不能把书中伟大的教诲作为生活的指南。普遍认同的价值或契约的匮乏，社会分解为许多拥有自然习性的脆弱个体，唯有强制性力量主宰着这个离心的“整体”，强制力主宰着社会场景，也主宰着观念场域。“你说：应该/不应该；我说：是/不是。”或许，跟安吾诗中的父亲一样，他更早明白生活的教诲，满腹豪情换不来编制。

孤独长沙《与父书》书写了两代人之间超越了隔膜的另一种理解：“当你低头，越来越像一座被掏空的矿山”，而且，“旷日持久的开采/并未给予我们真正的欢喜”,无可改变的是生活世界的“坍塌”，是父辈在脱去“心中闪亮动人的鳞片”。修辞的繁复性之下依然可见两代人之间“微妙的边界”，真正可悲之处在于，“我们终究只是一代又一代孤独的掩体”。这就是家、父辈和亲情的真相，它只是个人脆弱而“孤独的掩体”，因为人无法求助更高的共同体。

此种境遇让诗人产生出愧疚感，孤独长沙在《到现在，我还在使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丝织的母亲，陶瓷的母亲，不锈钢的母亲”，“使用她的老花眼，白内障送我远行”，“使用她的假牙替我咽下生活中的泥沙”，“使用她的白发修辞，写无意义的文字”，“使用她密集的年轮生火，做饭，取暖”……“使用她粗糙的针脚密密缝制我的左腿/到现在，我还在使用我的母亲/使用她突出的腰椎种植星星与土豆……”

一种无助感或无力感，让接近而立之年的人躲在“年久失修”的“孤独的掩体”之下，共同体理应提供的庇护并不存在，一切磨难都分摊到脆弱的个人头上。唯有在最小的共同体中，即在小小的家庭掩体里，脆弱的个人才能得到某种并不完全的保障，得到某种与强制性力量相反的呵护。从整体上看，诗人内心疏离于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感到无法赋予其更深的表意功能。而家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孤独长沙眼里的“我们终究只是一代又一代孤独的掩体”，这正是康宇辰所哀叹的处境：“这一代代的受苦，一代代的平庸啊！”

正如莱明《致父亲》一诗所描述的，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并非只是经济生活的无助，而是丧失了更高层面上的生存价值所致的困境:“……我们在街边/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后来帐篷被城管无情拆掉）/你坐在光线里，开始数钱/我摊开作业本，开始写字……”父与子各自实现了买房子和读大学的梦想，可这终归也是一种“不被宁静祝福”的生活状态，有如李琬所说，“父亲，我看不见你的梦”（《谢家胡同》），这一状况甚至令人感念记忆中“宁静”的生活。

这是王彻之在《遗憾》里所描述的逝去了的生活世界，“星期一的早晨，我们踢醒了露水/太阳是一个打翻的罐子，泄露着光芒”,那是贫穷的奶奶熬着一锅粥的时辰，“在那样的阳光下，能生出无限渴望”，诗人使用了“温暖”“宁静”“惬意”来表达那些消逝的时刻。李琬的《谢家胡同》也表达了对童年的怀旧感：“我住在歌手废弃的琴弦、加深的皱纹边上/我也多么爱那些残存的名字：豆角，柴棒，车辇店……”,童年、少年时刻总是与家人、土地、植物联系在一起，正如伯竑桥所说:“多年来，贫穷远比我们更清澈”（《阿卡贝拉：献给索尼娅》）。贫穷的感受被童年时代“完整”又充满魅惑的世界感受冲淡了。在成长的途中，“无限重叠的梦境，不可言说的童年/淤积在那里”（陈钰鹏《途中》），那是一切事物都沉浸于梦幻的时刻，是沈至所说的“乌煤般的童年”，或许不是那个世界本身的魅力，而是童年记忆的魔幻性与诗歌之间的微妙联系，让“他们的童稚长达百年，/他们鲁莽且危险”（沈至《点石成金指南》），而这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逐渐脱离的世界。姜巫以更复杂的情感回应来自童年的《召唤》：“回乡村去吧，回到庄廓和田野里去。”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年轻一代而言，童年多半与乡村这样的地方记忆联系在一起：“那些贫穷、快乐、闪光的日子，/与冬麦、苜蓿和小山羊一起生长的日子”，但她说，那曾经是令人产生过“厌倦”而渴望“逃离”的地方，因此对诗人来说，童年与故乡记忆就更为复杂，“偶尔它会在梦中以亲人的面孔出现，/用充满期待但克制的眼神恳求”。这种克制避免了一种庸俗的童年-乡村抒情。

一代人已带着童年的迷惑与鲁莽开始生活，从家庭这个孤独的掩体走出，进入令人迷惑不解的世界。事实上，年轻一代也将生活在更加漂泊的状态。李昀璐在《拟行路难》中写道：“乡愁有时是反向的，我们会/更眷恋尚未抵达的远方。”她在另一首诗中问道，“谁是真正的游子呢？我们靠脐带和子宫/连结故乡吗？” 李昀璐在《南方高速》这首诗所说的“马背上的民族”有如一个隐喻，一代人将过着一种无根的、游牧式的生活，而不知其所终，“如何预知一条河流的方向/沙石沉积，岸是它多余的部分/停歇的都将被落下。赶路即是对抗……”（李昀璐《春欲晚》）是的，他们必须离开孤独的单人掩体，进入一个陌生而离心的世界。双木如此写道：“我们进入，/需要一生，/退出不过一瞬。”（《无题》）因此，青年诗人所询问的也是《我们将以何种面目老去》（孤独长沙），不是“白内障，肩周炎，地中海发型”的必然性，而是如何生活。它或许是肖炜《在魏公村送别前来探望的父亲》之际的疑惑，“我会是你的谜底吗/或者多年后，我会成为你的影子”；也可能是风卜所说的，一个人重新创造出不同的自己，从“童年艰辛的生活”中“归来并且宽容”，“他是他自己的再次诞生者，/他接纳每一个欢欣的时刻”（《诞生》）。这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渴望创造出不同的生活世界。

在最小的共同体意义上，我愿意谈谈90后女性诗人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康雪写道：“当我有了孩子，我开始返回过去的路/我向路边的植物重新介绍了自己”,也开始领会日常所见所闻中隐藏的生命奥义,“在无数想象与对视中/我与它们不断交换着脾性、痛苦甚至灿烂。”（《再爱》）对她们而言，“她是她的再次诞生者”似乎不再是一个隐喻。人与外部世界的象征交换将变成真实的体验，“我们就这样交换了喜悦，我们将/在同一个秋天成为母亲。”（康雪《水牛》）康雪写道，“是婴儿，以非凡的耐心/慢慢教会一个人成为了母亲。是婴儿/让普通的双乳有了潮起潮落/有了月亮一样的甜蜜盈亏//是婴儿，平衡了一个母亲乳房内部/与外界无垠的疼痛。”（《婴儿与乳房》）于是女性的话语除了陈文君《睡前故事》中的“夜”与“海洋”的自然修辞，政治修辞亦出现在世界最有希望的时刻，风卜在《新生》中说：“是一片轻羽，拂动……”——“在新生的掌间，/我听见你的啼哭，一个新鲜的//共和国在呢喃。/你浅睡，在透明的摇篮里。”

在此，风卜描述母爱的自然修辞与政治修辞如此水乳交融：“仿佛刨平的海，被拥入星辰。/这是你到来的第五个夜晚，//我的孩子，你的语言，/是曦光中的豆荚，在微风中摇曳。”这是一个年幼的新的共和国的语言，爱是最小共同体唯一的律法，“我爱你，犹如群星闪耀，隔着山峦”。这爱是如此个人化，又如此博大，一位年轻母亲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孤独掩体，不应重蹈“年久失修”的命运。每一代人，乃至每一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种新的救赎性力量，一个未知的“新鲜的共和国”，诗人并非无端地将美好的社会理念投射于新生的生命，这一修辞方式中的喜悦似乎同更杳的愁思遥遥相映，透露出一代代人的爱和梦想。

“三十岁。除了爱与被爱，可做的大事并不太多/快乐如大雪般仓促。”孤独长沙在《在融雪的剧痛中，醒来》的时刻写道。对年轻一代而言，身体与爱欲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不同代际的人在身体和欲望的感知上是否有着或隐或显的差异？

张晚禾在《海街日记》中描述了“一座身体的花园，一座/被放纵的，孤独的情欲，正独自//悄悄地发芽，盛开。”这些描述不仅在张晚禾这里，即使之于整个90后诗群，这也是相当唯美主义的时刻了。张晚禾喜欢赋予身体与欲望一点神秘主义色彩，并透出某种温情：“谢谢，赤桥的暖流，远雾的安宁/谢谢你原谅迷乱的空。”（张晚禾《雨夜物语》）或如葭苇在《对镜》的时刻：“你知道你走后礼貌地占有了每个器官的暴力/把时间也打扫成精致的灰尘”。这些修辞中都有一种性的唯美与坦诚。或如余真《多么迷人的一天》：“……你是恶劣的极端天气，总能激发/一种叫难过的灾难。你是一块夜晚。”在情感领域，自然主义的修辞总能带来一种美化，“极夜来临，海在我身上盛开，/命运向我传递一个唏嘘不已的温柔。”

欲望的自然主义修辞有着诗学上的美，然而人却是孤独的，欲望与自然之间没有发生联系。人的孤独感是自我意识的强化所致还是共通感的匮乏？苏笑嫣写道：“并非毫发无伤地，我们走进/这个并不饱满的早晨，带着隐晦的欲望”，欲望是孤独的，爱则是共同体的渴望，她说，“对爱的秘密我们始终无知”，而欲望并不总是抵达爱，“它只是抵消着那些原本就微弱的事物”（《一种拒绝》）。

张晚禾《夜》（第九）系列对身体欲望的感知则介于欢快与厌恶之间。她诗中的“风雨”似乎在将身体欲望隐喻化或抒情化，但与“黑色屠夫”的关联又透出憎恶感。“我看到远处，流水正破除某些规则，/水面上，男人急匆匆赶到//轻手探索女人下体深处，那条隐秘的潮流//这个时候，万物沉默地生长，/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孕育和繁殖/成为离经叛道的通行证……”。这似乎不是“我歌颂带电的肉体”那种抒情传统，但也不是否定，欲望在被自然修辞美化的时刻，被描述为一种中性活动，“当衰老成为心满意足的执守，交合以外的等待/使我们的一生，变得丰满而脆弱”。

在90后诗人这里，对身体与欲望的自然主义修辞是仅有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对身体与性的非灵性化描述：“……酒精也已醒来/带着透明的肉和/无言的反驳”（余幼幼《无言的反驳》），人们在欲望中所经历的并非仅仅是性，在余幼幼《面具》里，它是“成长的战争”,“我们也经历过与自我的/分解与重组/活下来的脑袋/已经找不到支撑的身体”。90后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情感浪漫主义分道扬镳。

更多的欲望修辞则一反唯美与神秘，几近生理性的残酷。海女的《新婚》写道：“昨夜我新婚，床板肿胀，另一侧/躺着一个我没见过，面色土灰的男人……”，接下来的场景令人瞠目：“我知道你也很馋了/丈夫，对不起。三两滴辛酸的处子血痕/我已在很多年前留给了别人。……羞愧的汗水/就要流入前方庸常的人生。我的平乳/将被腹中的孤儿们撑胀……”这首诗中女性独白或“对话”令人感到世俗生活中的情感业已窒息。在张晚禾所讲述的《陌生男人》里，他们相互交谈着姓氏、饮食习惯、相互不认识的人，介绍着彼此的身高体重，身体被欲望化又被去欲望化地描述着，“我身材瘪平/乳房也不坚挺/你呢/我已经提好我的身体/准备把它往一个男人的床上扔去/你呢……我还有一个情人/他说，他年事已高/他说，我结婚了还是他的女人……你呢/我还有一个年近古稀的父亲/他在儿时侵犯我/和一个同好几个男人睡过觉的母亲/我一生都不会拆穿她……”对生活在道德体制内的人而言，这样的生活或许意味着某种法律之罪或道德之恶，然而对于活在某种要求之外或之下的人们来说，这些“罪”与“恶”几乎只与某种琐碎的交换机制有关，身处边缘或底层似乎享有某种道德豁免权。

欲望的神秘主义被世俗事务消解了，谈情说爱也免不了要“谈一谈医疗，/教育，和房价/再谈一谈性病，雾霾/和毒品……”（张晚禾《阿莫西林》）。这是安吾《过去的歌》中所说的家庭政治：“你摸着石头，黑暗中我摸索制度：/‘永不为奴呀永不，除非包吃包住/包洗衣服。’你和我，构成了家庭，// 构成了家庭政治。唉，我曾如此/精通从政治中绝地逃亡，如今/只拿起小抹布，去擦床头柜上的灰。”

一切美好情感都在耗尽，一切神秘体验都消逝在琐碎与平庸中，在个人生活也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欲望仅在某个瞬间可以成为一种孤立的经验，或唯美主义的体验，而在时间中，它已经是庸常性的构成元素。性的体验几乎不再可能成为具有救赎意义的经验。既没有宗教拯救也没有共同体的事业来转换世俗生活，包括身体和欲望。

在象征层面上，君晓的《花之尸》表达了美好事物的消亡：“……在整个世界的展示台上裸奔/只要你能拥有我，你就是我的法官，我的宿主”，美被征用，岂止鲜花，一切美好之物都曾被强制性力量所征用，女性、儿童、颂歌，美好之物服务于善的时刻是稀少的，更多的时候被邪恶所征用，所亵渎，直至死亡：“我在耶和华的烛台旁，我也在悉达多的明灯下/我见证一切，是过帮凶，也是过与神对话的媒介。”

美被征用，被一切美好和不够美好乃至邪恶力量所征用，“没有一朵花能逃过春天，没有一种逃无关执妄。”或许，美的象征主义资源已经枯竭，就像爱不再成为共同体的价值观，甚至不再成为最小共同体的情感，但可以在谎言意义上作为“花之尸体”成为寿命短暂的象征物。

在爱欲的能量和美德耗尽的时刻，诗人希望寻找其他语义资源来阐释爱，张铎瀚的一些诗启用了音乐资源，尤其发端于信仰符号体系的古典音乐，他在《巴赫篇》（给爱）中写道：“……激素里的/奴隶，像尼采，一边计算一边毁灭。记忆卑湿，被心智烧干。而/神如声音，一直在动，你伸舌尖，骨头配合无声，听我对你：爱。”对诗人来说，有着神圣起源的音乐对爱欲的转译为之注入了一种温情或狂暴的激情，“……毁掉胜利，成为爱的一个武力单位，读你/温暖的颈”，“还有完美光体般的‘适婚的心’”（张铎瀚《火鸟篇》）。在某些时刻，最小的共同体享有全部的自足性，他为此拒绝外部世界：“所有的/晚间——我们爱它们。我们——恐怖的词（世界！）。”（张铎瀚《祝福的致死量引我们——》）

对屈从这个世界法则的人，张铎瀚持一种批评态度：“世人首先吃下结过誓的草却轻蔑起牺牲法则，他们以为这是轻罪。”一个人不仅是“激素里的奴隶”，爱欲也是一种承诺，牺牲就是爱的最小共同体所信赖的法则。牺牲或奉献原则在较大共同体中，有少数圣贤之士偶然尝试过失败的实践，不过大多数情形下，尤其在具有强制力和拥有暴力的共同体中早已沦为勒索与谎言。如果在人间最小的共同体中这一法则被遗弃，那么爱就不再能够转换为一种救赎性的经验，更难以诉诸更大的共同体并转换为共通价值之基础。在张铎瀚的诗歌里，诗人似乎怀念着某个狂野的时代，那是“爱情狂乱且美的世纪初，窒息像极了音程它反复/渗透毫不害怕的我们且不急于退逝”（张铎瀚《谛念》），显然，诗人也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中听到了这一真理。

或许不止是百年前那个“爱情狂乱且美的世纪初”存在过爱的救赎性体验，在更早的时代也存在过将爱欲体验转化为救赎性经验的文明。葭苇的《寄黎士多》并不直接涉及身体和欲望，但在仿十九世纪“书信”的温存语气里发散着现代生活中罕见的爱欲，唯有在那个时代，才有“壁钟以银针完成的隐忍”，才有“奉上圣洁的那一夜”。写信人的口吻与现代生活心态构成了巨大反差：“善意人，远方有什么，你就是什么：/雪白是你，辽阔是你，恬静的恒星是你。”诗中所描述的，不是欲望的不满足或爱欲客体的缺席，而是一切都无比圆满的感觉。“一层霜，一封信，你带着多少水里的繁星，给我的下一场好运？”最后的段落几乎可以代言我们读到这首诗的心境：

在爱仍然激荡在人心中的时候，一切事物都染上了它的色彩。书信中的场景，即从欲望经验转换为救赎性体验，发生在已消逝的世纪里。葭苇借助十九世纪人的口吻，书写浪漫主义气息的诗篇而不致被诟病，如今看来，曾经激荡在过去某个时代里人们心中的激情，不仅从爱欲中消退了，也从爱所触及的其他社会理念中消逝了。呈现在最小共同体中的危机，显然是社会趋于解体的一个更加刺目的征象。剩下的仅仅是平庸的交换机制和强制性原则：在性、经济和其它领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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