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大选化”的特征，再次展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趋势。在拜登执政两年后，仍有高达65%的共和党选民不认同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胜选的合法性。即将在第118届国会中开始任期的很多共和党籍议员也对拜登的总统地位提出质疑。这种状况体现了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严峻挑战。拜登本人对此也不讳言，他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夕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美国民主需要被拯救，美国国会中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派别的极端共和党人选择了倒退、暴力和分裂。 美国国内政治的危机已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初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重申了拜登本人以及拜登政府高官此前提出的观点，即世界政治处于一个“拐点”时刻。这无疑是理解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概念。拜登在2022年1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个场合的演讲中都阐述了所谓“拐点”论，其核心在于世界政治面临“专制” (autocracy) 与民主之间的较量，这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弗里德里克·坎普(Frederick Kempe)认为，拜登反复强调“拐点”，就是希望全球的民主国家能够紧紧抓住这一时刻，跟随美国参与一场抗衡“威权主义”的国际共同事业(international common cause)。同时，坎普也提出，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美国国内仍然具有政治吸引力，这令欧洲盟友对拜登政府能否把控“拐点”产生疑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欧洲受访者不再信任美国。 实际上，拜登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处于情绪化的政治高压和动乱(political intensities and ferment)时期，这种状况有时会撕裂我们的国家“民主永远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 “(美国)国内民主的质量会影响我们在外部的领导地位的力量和可信度”。为了证明“民主依然管用” (democracy can deliver)进而增强美国把控世界政“拐点”的能力，拜登政府强调，必须打破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界限，聚焦提升美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竞争力，利用所谓“现代产业战略” (modern industrial strategy)强化美国的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增强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着眼于巩固美国的国家力量基础，拜登政府推进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加大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研创新的公共投入，致力于自下而上、由内而外(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middle out)地发展经济，从根本上强化美国的长期实力和竞争优势。 第一，通过“战略性公共投资”重振美国的经济基础。《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的通过是拜登政府取得的重要立法成就，也为实现“重建更好美国”的竞选承诺创造了必要条件。2022年11月，白宫发布《两党基础设施法》实施一年后的成果清单，称拜登政府在道路、桥梁、港口、机场、更换含铅的饮用水管以及扩展高速互联网等方面投入超过1100亿美元，涉及6900多个具体项目，惠及50个州的4000多个社区。为与美国地方政府深化协作，拜登政府还建立基础设施实施工作组，促进联邦机构与州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并招聘8000多名人员负责项目执行。白宫通过发布《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指南》《农村行动手册》，举办“基础设施学校”系列网络研讨会等方式，确保美国各地能够切实从该法案中获益。拜登政府还建立了相关的问责机制，以应对《两党基础设施法》实施过程中的欺诈、浪费和滥用。白宫方面表示，通过建设更好的道路、桥梁和港口、强化各部门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保障食物和水源安全、向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加强所有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将为实现长期的安全和繁荣奠定基础。 拜登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是着眼于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美国的经济潜力。美国高度重视打造在未来大国经济竞争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并将构建清洁经济的目标与之相互绑定。比如，拜登政府借助《两党基础设施法》《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为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投资超过1350亿美元。2022年9月14日，白宫发布简报称，拜登政府努力推动美国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繁荣，并借此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自拜登执政以来，丰田、本田、福特、通用和松下等公司已在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州投资近850亿美元，其中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的投资超过360亿美元，电池领域的投资达480亿美元。美国能源部根据《两党基础设施法》为12个州的20家公司提供28亿美元津贴，并有望撬动总计超90亿美元的相关投资，以扩大电动汽车和电池的本土制造规模。此外，拜登政府还援引《国防生产法》促进电动汽车和固定存储电池所需关键材料的开发，美国国防部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建设稀土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对于和电动汽车产业高度相关的芯片产业，拜登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投入。《芯片和科学法》提出，美国政府将投入390亿美元，用于支持芯片制造和研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称，公共投资有望撬动来自美国私营部门的2000亿~4000亿美元投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培育美国芯片的全产业生态，包括研发、设计、制造，这将降低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并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第二，高度重视对美国人力资本的投入。在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规划中，增加社会福利、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等占据着重要地位，这被视为对“软性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的投入，涉及教育、儿童照护、住房条件、就业能力培训、失业保险改革、降低民众医疗成本等多个方面。虽然很多共和党政治人士并不认同拜登政府对“软性基础设施”的投入，甚至将之斥责为不负责任的财政资金浪费，但是过去两年来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2022年10月7日，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 参加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产业政策论坛并发表讲话。他提出，政府在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促进经济繁荣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美国财长耶伦提出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体现了这一思路，拜登政府致力于扩大美国的劳动力队伍，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注入动力，减少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阿德耶莫称，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通过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等项目，增加了约300万套经济适用房，缓解了美国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在推进劳动力培训方面，美国商务部、劳工部、交通部、教育部等联邦机构展开合作，推动一系列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群体的工作技能培训项目，并注重吸纳“未来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等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共同实施相关项目。拜登还签署了《人工智能劳动力培训法案》等文件，重视提升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美国工人竞争力。2022年3月2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商务部2023财年预算》和《2022~2026财年战略计划》，其中将通过提供职业培训促进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工作内容。2022年9月5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 在大波士顿劳工委员会(Greater Boston Labor Council)年度早餐会上发表讲话称，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已创造近1000万个就业岗位，并扩大针对儿童照护的税收抵免，将美国儿童贫困人口减少了40%，为美国家庭平均节省了高达8000美元的儿童抚育费用。哈里斯还表示，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拜登政府为1300万美国人降低了医疗保险费和处方药价格。 第三，大力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针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优势。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对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的未来而言，技术至为重要......未来十年，关键和新兴技术将会重组经济、带来军事变革并重塑世界”。为强化美国的科技力量，拜登政府显著加大了联邦政府对研发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2022年10月6日，拜登在IBM量子计算中心发表讲话称，数十年前美国曾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用于研发，如今这一比例还不足1% ;美国曾经在研发方面排名世界第一，如今排名第九；《芯片与科学法》将帮助美国提升研发水平。根据该法案，拜登政府拨款约2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商务部等机构的研发项目，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和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为2049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00多亿美元，增幅高达28%。 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对美国的科技体制进行调整，力图强化美国的“创新生态”，以适应大国竞争的新态势。一是提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地位，赋予该机构负责人内阁官员级别。强化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的职能，并通过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加大与美国科技界的政策沟通。2021年1月~2022年9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24份科技战略规划等文件，涵盖量子信息、人工智能，以及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STEM) 人才培养等领域。二是推进落实“小院高墙” (small yard，high fence)策略，加强针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科技封堵。拜登进一步强化出口管制机制，利用 “实体清单”“未核定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涉军企业清单”等政策工具限制美国技术的流失，不断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机制并推动构建海外投资审查机制。拜登政府还试图将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反情报(counterintelligence)行动等举措“多边化”。三是拜登政府加大支持美国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通过调整移民政策等手段“使美国成为全世界人才所中意的目的地”。
试图在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之间寻求平衡，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取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大搞“退出外交”，不仅破坏了相关领域的国际治理合作，也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造成严重损害。拜登执政后，选择让美国重新加入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巴黎协定》，并在清洁能源转型、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试图重振美国的国际领导力。美国在国际组织层面的对华竞争态势也越发明显。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面对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必须保持和增强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的国际合作。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中，不同国家将在利益不一致的方面展开负责任的竞争，在利益趋同的方面进行合作”。 拜登政府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加大关注和投入力度，主要基于三重考虑：一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比如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等挑战对于美国而言越来越重要，美国军方也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军事安全影响，美国还希望能够通过推进清洁技术研发等提升美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二是应对流行性疫病、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跨国挑战，对于美国恢复和强化全球领导地位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将国际发展打造成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关键工具；三是借助应对跨国挑战，构建美国主导的国际阵营，提升针对中国、俄罗斯等对手的战略优势。正如拜登政府所强调的，美国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采取“双轨” 策略，即一方面与所有国家进行接触，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之间的合作。拜登政府还宣称，不支持中国等国所倾向的“议题挂钩”方式，不接受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方面设置条件。 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拜登政府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清洁能源转型。为增强美国的国际可信度，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努力推进气候变化应对举措，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通胀削减法》等促进美国清洁能源转型，提升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应对极端天气威胁的韧性。在国际上，拜登政府积极参与 “领导人气候峰会”“主要经济体论坛”以及“巴黎协定”进程等，推动其他国家提升在减排等方面的自主贡献目标，进一步限制对煤电站的投资，承诺每年投入11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缓解和适应行动，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推进国际绿色融资。美国还注重利用经济和贸易杠杆推动“脱碳化”，比如拜登政府与欧洲方面围绕钢铁、铝制品达成的贸易协定纳入了有关碳强度问题的条款，试图将此作为“未来以气候变化为焦点的贸易机制”(future climate-focused trade mechanisms)的样板。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出于减少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目的，美国推动相关国家加快向利用清洁能源转型，借助“跨大西洋能源和气候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Transatlantic Energy and Climate Cooperation)、“欧洲能源安全问题美欧工作组”(US-EU Task Force o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等机制，为实现“长期能源安全”营造条件。 第二，为他国提供新冠疫苗，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全球超过650 万人、美国国内超过 10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应对，支持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并成为这一计划的最大疫苗捐赠国。为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拜登政府向东盟国家捐助超过4000万剂疫苗，还通过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与盟友共同推动“疫苗外交”，制衡中国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还在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相关国家，支持建立疫苗生产企业，加强疫苗可及性，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流行性疾病做准备。此外，拜登政府还推动全球卫生机制的改革，强调要增强各国在关键数据共享等方面的透明度，提升疫病的预警和监测能力，加快医学应对举措的反应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生物技术，拟投资逾20亿美元落实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National Biotechnology and Bio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美国能源部将拨款1. 78亿美元，用于推进生物技术、生物产品和生物材料的研发。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也力图对国际生物安全治理发挥更大影响力，强调需加大针对全球“生物风险”(biological risks)的管控。 第三，利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方面彰显美国的领导作用。2022年，全球人口迈入80亿大关，很多国家的民众依然面临严重的“饥饿”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我们正在遭遇猛烈的食物灾荒”。新冠肺炎疫情、贫困、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致使粮食安全问题越发紧迫，并有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政治动荡、国内和国际冲突等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2022年全球有7500万~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缺少能够维持生存的粮食供应。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发挥美国的主导作用。美国渲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封锁乌克兰的粮食出口，给国际社会带来挑战。拜登政府发起“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Roadmap for Global Food Security) 机制，动员100多个国家采取共同行动，如确保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增加化肥的生产、支持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climate-resilient agriculture)。此外，拜登政府还制定了新版“全球粮食安全战略”(Glob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聚焦全球减贫、提升妇女和儿童营养水平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四，通过“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机制，在基础设施开发领域强化大国竞争。近年来，美国越发重视国际基础设施方面的战略竞争，诬称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影响力。2021年6月，拜登政府带领七国集团成员国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宣称民主国家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开发所谓“高标准的”“价值观驱动的”基础设施项目。2022年6月，拜登政府将“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进行重新打包，代之以“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承诺在2027年前动员超过6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开发。“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体现了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兼顾软硬”的特征，聚焦卫生和健康安全、数字连接、性别平等和公平、气候和能源安全四大领域，强调更多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本和力量，针对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提供“替代性选择”。 总之，拜登政府围绕跨国挑战推进的国际合作，常常会显现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并且与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推动的政策议程紧密相关，彰显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调整的“内外联动”特征。
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
维护和推广民主价值观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构成因素，拜登政府将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主衰退”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的报告称，所有民主体中有一半以上，包括美国在内，在过去10年里都经历了民主退步。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把“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力图强化美国自身的民主基础，以期让美国重新发挥“榜样的力量”，并推动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是现实主义的，相较于过去的“民主扩张”战略，似更重视强化“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和防御力，服务于其应对与中国等国的大国竞争总体战略。 将大国竞争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反复阐述的主题，这也成为支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叙事框架。拜登称，面对美国与中国等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我们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国务卿布林肯称，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一种基本竞争，专制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比民主国家更能有效满足公民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举办“民主峰会”实现两大目的：一是研究如何应对民主国家的内部挑战，以强化自身韧性；二是研究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合作，以增强和巩固世界各地的民主体制。对于拜登政府举办“民主峰会”的目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认为，这是美国在全球民主处于脆弱状态之际强调公民自由、信仰自由的重要平台，同时，民主峰会也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野心，即组建全球民主联盟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对抗。 拜登政府在2021年12月举办首届“民主峰会”，并提出“总统民主复兴倡议”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拜登在“民主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如何重振民主并应对与威权主义的抗衡，是民主国家面临的“决定性挑战”；美国通过发布《性别平等和公平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推进《自由选举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等方式，力图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衰退问题;美国大力加强与世界各地民主体的联系并为它们提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体制的韧性和人权”。拜登提出的“总统民主复兴倡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维护自由、公正的选举，打击外国对选举的干预，通过民主复兴基金和民主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项目等，建立美国政府的跨部门快速反应机制，增强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在全球支持民主的能力。二是增进妇女和女童权益、加强公民参与和政治领导力、增强性少数群体(LGBTQL+)及个人参与民主体制的能力、促进劳工法改革、支持工人组织等。美国国务院与国际开发署共同提供3350万美元启动“促进妇女和女童公民和政治领导力倡议”，提供500万美元启动“全球性少数群体(LGBTQI)+包容性民主和赋权基金”，提供100万美元启动 “为民主搭建理解、诚信、合法桥梁倡议”。美国国务院、劳工部和国际开发署合作建立“工会组织、工人赋权和劳工权利多边伙伴关系”。三是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确保新闻自由，推动建立国际公共利益媒体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设立记者“防范诽谤基金”(Defamation Defense Fund for Journalists)，以帮助保护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工作的记者，为记者提供人身安全培训、心理关怀、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支持。四是重视所谓“技术民主”问题，美国国务院提供400万美元启动“反审查技术多边基金”(Multilateral Surge and Sustain Fund for Anti-Censorship Technology)，通过“互联网未来联盟倡议”(The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在数据隐私、互联网安全标准、平台互操作性等方面制定民主国家共同遵守的规则，打击“虚假信息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成为拜登政府推进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内容。拜登政府将打击腐败视为“核心国家安全利益”。拜登称，“腐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公平，全球反贫困和求发展的努力，以及民主本身。但是，通过有效防范和打击腐败并展现透明与问责管理的好处，我们能够使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把握一个关键优势”。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妄称，腐败是威权主义体制的弱点，在反腐败问题上美国拥有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反腐败可以成为在世界范围进行“大众动员”的一种驱动力。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反腐败战略》(United States Strategy on Countering Corruption)，提出要从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的层面应对腐败问题，在全球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美国的主导作用。其着力点包括：加强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以及美国国际发展署等联邦机构之间的协调，收集、分析和分享腐败行为者及其网络的情报，增强执法和情报部门之间的协作；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打击对资产所有权信息的掩盖，遏止非法融资活动，加强国际反洗钱制度；与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合作加强多边反腐败架构，落实强有力的透明和反腐败措施，重点打击金融、采购以及人力资源领域内的腐败行为，加强“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等机制在反腐败方面的功能。拜登政府还提出，将利用对外援助包括安全援助这一杠杆，推动其他国家支持和参与落实《美国反腐败战略》。 此外，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注重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相互结合，围绕应对所谓“数字威权主义”打造民主国家联盟。长期关注民主推广问题的民主党政治人士、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称，大数据、互联网控制、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将使威权主义变得更强大。拜登政府决定每年投入2000万美元，大力扩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字民主工作，还将为“支撑民主”(democracy affirming)的技术如用于保护隐私的人工智能提供375万美元的资助。在民主峰会期间，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共同发起“出口管制和人权倡议” (Export Controls and Human Rights Initiative)。四国联合声明提出，“先进技术是全球经济增长和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人们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分享知识，并促进自由、民主和机会。这些技术的合法贸易和负责任的使用，对我们后代的福祉至关重要”。通过这一倡议，美国等发起国试图制定一个带有自愿性的书面行为准则，推动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 围绕该准则做出政治承诺，使用出口管制工具，防止有可能严重侵犯人权的技术和软件的扩散。法国、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国对该倡议给予支持。拜登政府还力图加强与产业界、科技界等方面专业人士的合作，确保关键和新兴技术的研发与利用符合民主价值观。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欧盟建立的双边机制中，拜登政府也将如何防止技术的滥用作为一项重点议题，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 框架下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也强调要推进“负责任、开放和高标准的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这种“民主对抗专制冶”的二分法受到不少批评，其试图对相关做法做出调整，以将更多国家拉入美国针对中国等对手的阵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模式并不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中国主导的威权主义，两大国将各自引领部分秩序，很多国家并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这也意味着美国“民主—专制”的二分法外交终将失败。乔治城大学学者、曾在2020年拜登竞选团队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认为，“民主—专制”的分野是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美国的战略伙伴并非简单的同质体，即使是在盟友之间，各国的安全利益和优先事项也会存在差异。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认为拜登政府试图推进一种“自由世界战略“。他认为，美国要想赢得围绕全球秩序的竞争，就需要更加深入的考量世界的复杂性，拜登政府所要构建的“自由世界”应包含美国的民主盟国、民主 伙伴国家以及那些支持由民主大国领导国际秩序的“专制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对于那些并不完全认同“自由世界战略” 的民主伙伴国家，拜登政府需要围绕具体的议题与它们加强合作。上述看法对拜登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意识到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力量和外交政策存在保留意见。有些国家并非民主国家，但却依存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美国不寻求将相关国家改造成美国的模样，将努力构建“包容性阵营”(inclusive coalition)，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该报告还称，美国不会只从战略竞争的棱镜去看待世界，将会加大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接触，更加重视满足相关伙伴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需求，确保它们在面对中国时仍能保持自主性。
China's foreign trade is set to grow steadily this year,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reiterated on Monday.▲ The container terminal in Haikou, Hainan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