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和修复森林，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图源：Photo by Johannes Plenio，pexels.com

保护和修复森林，是公认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波恩挑战”和《纽约森林宣言》都呼吁“到2030年在全球范围内恢复3.5亿公顷的退化林地”。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在减缓森林净损失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只要森林的面积增加，我们的生态系统就会变得更好吗？

现实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对快速恢复森林面积的需求导致了人们对种植单一树种人工林的偏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全球大约45%的人工林是人工种植林，即集约经营的森林，主要由一种或两种树龄相当的树种组成”。

简单的林分结构（林分结构：林分特征的重要内容，主要以树种组成、年龄、直径、树高、形数、林层、密度和蓄积等指标描述）意味着它们无法形成完整而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随之而来的是与森林互相依存的动植物、昆虫、真菌和微生物缺乏，土壤健康度低、地表植被覆盖不足，水土流失率较高，环境较为干燥，易形成火灾；同时，由于这类人工林物种组成单一，在面对病虫害等自然干扰时，缺乏缓冲和韧性，更易造成大面积破坏。

地球上的每一种生态系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忽视当地的客观自然条件对原生环境进行改造，不仅不能让生态系统发挥原本的功能，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破坏。

水源涵养是森林生态系统一项重要的生态功能。森林高大的冠层可以降低近地面的风速，对雨水有截留作用，能减小雨水对地面的冲击力。另外，枯枝落叶在地面上形成的腐殖层，具有吸水、延缓径流、削弱洪峰的功能。从这些角度来说，植树造林确实有利于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

但是，你知道吗？植树造林同时也会增加地表的蒸散发。森林虽然将水“保持”住了，但这些水渗入土壤中后，会被植物根系吸收，通过蒸腾作用返回到大气中。森林蒸腾所消耗的水分远远高于草地和农田。所以，在不适合的地方种植人工林，就像是给土地安装了一台“水泵”，源源不断地抽取土壤中的水分。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湿地。虽然湿地只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6%左右，但它对人类、其他生态系统以及气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防洪和水净化等水文调节服务。同时，40%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在湿地生活或繁殖，很多水禽的繁殖和迁徙离不开湿地。如果忽视原生自然条件，盲目地把湿地转换为林地，反而会破坏湿地的生态功能，也会让诸多物种失去重要的栖息地。

随着国际和国内对气候变化议题关注的提升，“植树造林可以固碳”的观念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然而，在人类社会排放的海量温室气体面前，森林虽然具有固碳的能力和潜力，但是仍无法在减排方面扮演“主角”。

首先，自然生态系统对碳的储存并不具有永久性，并且容易受到灾害和未来开发利用的影响，再次形成碳源。一场森林大火、干旱或者虫害都可能导致核算时储存在树林、土壤等其他自然系统中的碳排放重新释放出来。

其次，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从大气中吸收和固定碳不是一蹴而就的。树木的长成需要时间，并不能立即达到预期的固碳效果，很难用“种一棵树等于减少多少碳排放”的简单公式来换算。森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在积极进行森林修复的同时，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

在中国，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近20年来不断加强的反盗猎执法，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得以回升和增长。然而，由于人类经济发展和野生动物保护这对矛盾长期存在，野生动物仍然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由此造成的种群分散增加了物种灭绝风险。

必要的基因交流是保持野生动物种群健康的重要因素。历史上，野生动物们曾经在连片的森林中不受阻碍地自由行动以寻找合适的栖息地，并与远方的种群进行基因交流。高度的基因多样性帮助它们在面对各种环境危机时——比如干旱和疾病——有更多样的适应能力。

但在世界各地，随着人类发展进程中对森林的占用，连接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森林廊道常常遭到破坏，城市发展、道路交通建设等使野生动物的移动受到阻碍，个体扩散受到限制，大种群被隔离成多个局域种群，长远来看，这样的孤立小种群将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