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观讲堂】系经济观察报社年度培训项目，邀请来自经济、传媒、科学、文化、法律、商业等领域知名人士讲授常识与新知，分享经典和创新，是助力提升经观内容品质和传播影响的开放型课堂。本文根据谢泓在【经观讲堂】上的发言稿整理。

谢泓是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长期关注珠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企业文化以及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其在经济观察网开设专栏“微观制造”，躬身产业一线探讨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营商环境、商业实践、企业管理等话题。本次讲堂内容为谢泓会长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正在面临的选择与机会的进一步阐释。

为什么定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我看到一个视频，美国女演员茱莉亚·罗伯茨说她喜欢打麻将，电视采访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新的状态在混乱中创造的。

当前，中美贸易地缘政治博弈，我们原来依赖的美国所建构的经济全球化结构已经坍塌，而新的结构还没有形成，我们现在其实有机会去构建自己的新结构、新秩序。围绕这个主题，我从五个方面做了简单思考。

企业“出海”

广州花都有一个老板，原来有很多远大的规划，他赞助过《中国最美的地方》（《中国国家地理》策划专题）出版翻译12个版本的书，奥运会期间送给各国记者，自己掏1000多万干这个事情。后来，我推荐他去参加曲向东的环球生态科普考察活动“地球倒计时”，他从南极北极回来就在广州花都弄了200多公里的徒步路线做露营。

但就在今年2月我们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举办年会的前一天，他说参加不了了，因为他要去雅加达。疫情前他在当地投资了一个工厂，投资之后一直没去过。今年3月，他从雅加达回来非要请我吃饭，我说我还在咳嗽感冒，他说你不来，以后就见不到我了。因为他要去雅加达定居了。

他去印尼考察完后很感动，警车在海关把他接走，一路开路到工业区。在当地，如果没有警车开路，开车得3个小时，有警车开路只需要40分钟。他问当地官员，你们的警车为什么给我开路？他们说你们带来投资、带来就业，你们的时间最宝贵。

事实上，他的工厂所在的港口开发区是中爪哇的一个开发区，他看到热气腾腾的开发区就像40年前的蛇口，心里就觉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感受到了生命萌动的感觉。

一家企业跑到东南亚去发展的时候，我们能提供哪些社会服务？20年前，我在一家从事鳗鱼养殖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曾加入日本的鳗鱼协会，为什么？因为只有参加这种鳗鱼协会，才能获得很多情报：全世界的鳗鱼养殖场在哪里，上下游如酱油厂、饲料厂等在哪里，标识非常清楚。

如果说国外协会的情报和服务工作是3.0水平，我们现在连0.1都没有。国内的协会还是以项目服务为主。像华为都要参加美国的供应链协会等国际商协会组织，因为只有参加各种国际组织，才能得到世界最先进的理论、方法论、思维或技术支撑等。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软的体系，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生产性服务业源于英国，美国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集大成者，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内容。看起来是形而上的东西，如标准、法律服务、知识产权等，但它们却是制造业发展的高端业态，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此外，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确实还没准备好。国家只是做“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印尼、越南等国都有国家工业园，但效率不高。此外，企业还得准备一笔资金，解决运营中与当地政府关系的维护问题，不然动辄就停电停水。

国企投资的园区不能有这种机制。有时候，有些东西要分清哪些是国企能干的，哪些是民企能干的，国企和民企如何打配合。另外角度讲，春节后，我们的会员企业纷纷去世界各地谋求商机。一些美国的老朋友在商言商，总体而言还是希望企业能够迁到东南亚。

广发证券沈明高博士曾说，我们的人均消费约只为美国的9%、日本的18%；如果能提高一到两个点，中国还是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他同时认为国际化也有限制。第一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国际化有国家支持。在印尼买辆车，日本车可以按揭贷款，日本和印尼有国家间的贷款协议。但我们还没有把国家战略和具体的经济行为做很好的政策设计。

再如去泰国投资，日本企业可以得到当银行的优惠贷款，而中国企业如果去找中国银行，可能还不如找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当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得到母国的服务，很容易变成“新加坡资本”或“香港资本”。

我们企业的这波出海更多还是被动的转移，不像日本美国有国际化体系战略理论做支撑。但从另外角度讲，东南亚以后有可能是全世界两个或三个体系的结合部。在我看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人的国际化，应该是带有中国人价值主张的、新的文化和商业伦理的国际化。

秦朔就认为，未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竞争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有驾驭能力超越中美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商业经济，从顶层设计超越两个结构。

制造业数字化

制造业的数字化可能有不同的层次，最早是财务的数据化，后来是提供管理效率提升的数字化，再到后来的消费互联网，现在肯定是产业数字化。但产业互联网老是切不进去，为什么？

一方面，很多传统企业，供应链公司都是公司创始人亲戚开的，老板怕供应链被别人操纵，但可靠的自家人反而成了公司发展的障碍。其次，制造业要做产业数字化，难点在于标准化，协同统一不了。

最近，一家叫智布互联的公司落户到广东佛山南海区。南海有产业集群，即使是存量也有几千亿规模，但现在面临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问题。

智布互联创始人发现这个行业效率太低，所以他从织布机这个场景切入，一开始非常难。因为制造业节点太多，中国数字化缺少产品经理。比如说一个染缸原来做绿色，订单量少，换到黄色红色，每次换药水要增加30%的成本。做织布机，9帧、12帧、24帧天天换，因为产能不够。

我们算了一下，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有50%的产能，利润有个三五个点，勉强生存。但如果说智布互联这种协同生产的体系进来后，可以将产能扩大到百分之百。如果说没有Shein公司，很多服装厂都是非常传统的。服装企业有Shein公司的数字化、AI供给以后，就变成非常现代化的数字化企业。

当时我们跟智布互联谈招商引资的时候，因为没人才，他们不愿到南海。但我们举例说，如果不来广州发展，Shein就是一家南京的跨境电商公司，怎么也做不到100亿。如果不搬到产业垂直的地方，还在深圳发展，智布互联就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如果到佛山来就有可能成为超过1000亿产业价值的产业垂直数字化企业。

未来中国制造业的最后版图，一定是互联网数字化。很多行业垂直成为一个百亿千亿业态的新产业。这些全新的产业互联网公司不是内部化数字化公司，而是提供了很好的外部供给给到整个产业。

数字化也可以形成新的行业标准。我去过一家企业叫三维家，给全国大概7万家具企业做拆装软件，后来它就生成了做标准的业务，拆装出的螺丝钉都能够标准化。

创始人介绍在给一个企业做精益管理时，企业常用螺丝钉大概2000多根，他们说能不能500个就搞定，后来真的用500个也能搞定。假如产业集群需要3万个螺丝钉的规格，能不能压缩到3000个？开模具的质量也可以更高。

所以我觉得当有足够数据的时候，比如三维家这个公司，愿意去开发一个标准协同里的板材软件，可能就会产生什么新东西。

我们也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形成基于工业标准件的工业品交易平台，发展交易金融。美国的金融服务已经跟实体经济相差很远。没有标准件就没有标准价格，你买的螺丝钉跟我的螺丝钉不一样，它不会变现，不可能作为金融交易产品。

所以我觉得随着产业数据化，标准化要大量提升，它可以丰富制造业的很多场景，哪怕产业迁移到越南，只要交易平台在中国，哪怕工业品不在中国，企业还是要回中国的平台买卖螺丝钉、纽扣等等。我觉得可能产业垂直到一定程度，我们的数字化规模经济会重塑过去四五十年美国欧洲带来的全球化制造业格局，会生成新的生产线、服务业。

制造业当家

怎么理解制造业当家？现在可以看到，国内到处都在招商引资，但就像我们参加补习班一样，全民补习就等于都没补习，全民招商引资，就等于没招商引资。现在已经不是改革开放的增量经济年代，那时招商引资有用，关键现在是存量或缩量经济年代，招商引资价值不大。

当前的招商引资更可能是“以存量引存量”的方式，比如佛山吸引一些互联网企业，提升存量，提高产业效率。

怎么理解招商引资对制造业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体量比较小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船小好调头。但现在，如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广东是全世界排名第九的经济体。如果我们现在通过招商引资再造一个广东，在没有增量的情况下，如何再造一个广东？如果没有顶层理论的构架，如何支撑广东制造乃至中国制造的未来？

因此，广东制造应该成为代表中国制造对未来的一种探索。制造业属于人类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未来的主航道又是什么？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因为全球所有的棉花贸易都跑到英国，有规模经济才有人创新织布机，规模经济为织布机和蒸汽机的创新买单。而我们有规模可以做数字经济，可以重新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广东制造业应该体现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提升和改造，提升效率的同时，还包括提升品牌、在标准等方面如何去引领。

而当前，深圳也要发展制造业，要把制造业留在深圳，计划5年内盖约1亿平方米的工业大楼。但如果理解制造业，广州解读的制造业当家，和深圳、佛山的理解应该有不同的含义。

深圳作为创新城市，有1亿平方米的工业楼，试问还有创新空间吗？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能够供给上么？城市空间是给产业工人还是给高科技人员？

就好比如果硅谷也要做制造业当家，还有硅谷吗？理解制造业当家还是要回到实体经济立国等基本概念，可能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应该有不同的理解。

国企与民企

当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试图和中国脱钩时，中国可能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结构，而支撑基础是什么？我觉得首先需要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国企当仁不让。要理解，国企解决经济结构中“有和没有”的问题，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好不好或许是四五年以后再优化的事情。

国企代表的是国家的经济格局，民企提供的是国家的经济效率。在不同的时期，两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关键是，需要动态地看待它们存在的必然性，也要发现其中的问题，不断加以改善。

在总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要解决效率和公平两者平衡的问题。民企以解决效率为主，中国有个好处，经济发展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已经深度固化，创业空间有限。我在广东会看到，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企业家，彼此间差异巨大，某个企业家只要停下来，总会有别人追上来。

在广东，我也发现很多企业家会存在一些问题，即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架构在原来以西方为主导的思考体系中。所以当产业转移时，大家会恐慌，因为他抓不住未来。但我们在广东佛山看到小家电企业德尔玛，创始人是1987年的年轻人。5年前他就敢花5个亿，买下飞利浦旗下水健康业务的品牌授权。

但我也经常碰到很多成熟的企业家，他们不太能接受新的观念，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好的一种节奏。这些老板认为自己一辈子赚不到5个亿，钱都是辛苦赚来的。

但年轻人讲，时间是最大的门槛，他自己要培育一个品牌，10年20年都不够吧？那只能用别人的品牌。所以我觉得新型企业家对品牌、渠道、标准、市场化等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要素更加重视，他们愿意尝试，他们有时间有本钱去试错，他们的学习能力、迭代速度比我们想象得快。现在的年轻人是自我实现的一群企业家。我们需要花精力去培养特别是80后的新生代企业家。

问答环节

问：刚才您讲企业出海雅加达除了企业家在当地被尊重外，影响最大其他因素是什么？

谢泓：成本还是最大的因素。比如企业如果去印尼的淡马锡工业区，人工成本大概是一个月1300元左右，如果是当地国家政府的工业区，工资大概是950-1000元。

另外，像开始提到去雅加达投资的企业家，他原来的工厂开了三年后发现，当地员工的素养不比中国工人差，工人非常听话，可能跟有宗教信仰相关。

当然他们拒绝加班，他们还有一些宗教活动。这个企业家说去了以后，所有工厂都不用锁门，因为人家有宗教信仰。除了成本，还有关税的考虑，在当地生产出口美国，就没有25%的关税问题。还有企业家受到尊重的感觉。

问：国企出海跟民营企业出海实际上可能有很大不同，是不是民营企业在出海方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方式或者说是优势？

谢泓：东南亚对于中国人还是非常欢迎的，排华已经是过去时。但当地最大的问题还是腐败，这个对企业来说成本很高。民营企业或许能搞定，可能比国企的效率更加高。

但总体来讲，我们的企业在选择，究竟是去墨西哥还是去东南亚。最后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去东南亚，东南亚跟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到达东南亚。

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的投资就是投机。国内还是要重新建构一个体系，像美国有很强的国内法制约定，我们有哪些新的方式？民企之间、国企之间、民企与国企之间如何互动和配合？

此外，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还是需要母国强大的背书，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问：您讲制造业当家，比如深圳、广州、佛山他们对制造业内涵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把握起来是不是也会有不同？

谢泓：如果讲制造业，广州应该理解为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和提升，毕竟广州有很多高校，也有工业基础。深圳在国内有影响力，是基于中国的创新城市。广州是基于广东的省会城市，所以服务珠三角的能力要比深圳强。但深圳的创新能力这几年对珠三角的供给，要比广州强。广州应该加强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提升，如标准的打造、品牌的打造。

东莞相对比较靠近深圳，虽跟佛山一样，都是制造业大市，但两者的业态不一样。譬如，东莞的电机，主要为深圳电子业做配套，供给无人机里的电机监控、汽车里的电机等，它附加值就高。佛山的电机配套的是相对传统的制造业，其附加值就要低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对东莞的带动和辐射、提供的附加值作用更加明显。

我建议深圳还是应该做创新城市，赋予整个中国创新力量，包括赋能珠三角的制造业、全中国的制造业，而不是把深圳也变成一个制造业城市。

到时候，制造业都跟人家抢人才，大家都要挤地铁，科技人才就不一定愿意去了。我想，深圳还是要继续成为中国的创新硅谷，广州发展现代服务业，东莞继续深化高端制造业。

问：有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小企业歧视或民营企业歧视，而是一种规模歧视，只要是大企业并不会遭遇歧视和不平等问题，更多是发生在中小企业当中，因为你没有规模优势。

谢泓：其实国企因为融资成本低、信用比较好，它本身就可以做规模，比如房地产，民企要获得银行正常的贷款就很难。所以国企通过信用扩大，成本低。从这个角度讲，它已经从基础上形成了能够做大规模的前提。

国企形成规模的方式，更多体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本能够大规模的领域，民企规模发展路径则主要通过创新提供全新的产业效率，如产业数字化。像智布互联这种企业提供的产业规模效应，国企是很难做到的。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高若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