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谁最早讨论张爱玲”，是有特指的，即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谁最早提出对张爱玲其人其文重加研讨？现有数据显示，早在1981年11月，张葆莘就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张爱玲传奇》，比柯灵发表闻名海内外的《遥寄张爱玲》早了整整四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

日前在网上拍得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致作家姚雪垠的一通论学书札。此信钢笔书于“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400格稿纸，写满两页，共八百余字，落款时间为“80.6.21”。信中说：

最近读到《社会科学战线》(80年2期)上发表的您的信札，末一信是与茅盾同志论及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这使我顿时感到空谷足音，情不自禁给您写这封信。……

我多年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即现代文学史是否仅仅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即从鲁迅一辈开始，然后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三十年代文艺、左联、两个口号之争等等。您信上所提到的那些作家作品，我全都想到过，如包公毅(天笑)、张恨水、徐訏、张爱玲等等。甚至我有时都在想，光在骂新月派，骂章士钊和陈西滢，至于新月诗人的诗究竟是啥样子，陈西滢的《闲话》到底说的什么，当前在课堂上讲现代文学史的人似乎都未必见过。这样搞法，岂不是愈搞东西愈少，搞来搞去把人都搞成“文盲”了吗？

显而易见，吴小如在信中对当时僵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模式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应该正视和认真研究的近现代作家，举出的四位中，张爱玲的大名赫然在矣。吴小如将张爱玲列入，一点也不奇怪，早在1940年代后期，他就接连发表了对张爱玲早期代表作《传奇》和《流言》的书评，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颇为肯定，这两篇评论至今仍是张爱玲作品评论史上的重要文献。

不过，吴小如这个看法只是“私人通信”，并未公开发表。循他信中所提供的线索，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月30日第2期上果然找到了收信人姚雪垠的一通信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茅公同志》。此信写于1980年1月15日，约三千字。姚雪垠受茅盾启发，在信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了他所谓的“大文学史”观点，也即打破当时流行的狭隘的现代文学史写法，把“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以及“礼拜六派”的作品等，统统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视野。时光流逝了将近四十年，而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正朝着姚雪垠所设想的在努力吗？

这封长信发表时，信末还附有姚雪垠同年2月6日写的跋，正是在这则跋中，姚雪垠提到了张爱玲的名字：

(我)将我的信稿寄给多年研究近代和现代文学史的老朋友任访秋教授，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他来信中指出了我所遗忘的两个人：一个是从“礼拜六派”分化出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作家刘半农，另一个是在包天笑和张恨水这一部分作家中起过比较大影响的徐枕亚。我也想起来，抗战末期和大陆解放前夕应该提一提徐訏，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

姚雪垠1940年代后期在上海大夏大学执教，应该当时就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也一定印象较为深刻，所以才会在此信跋中特别提到，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并未展开，却提醒我们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张爱玲的一席之地。

这样，目前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内地正式出版的刊物上提到张爱玲大名的人是姚雪垠，这个值得记录的历史时刻则定格在1980年4月30日。

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耨勤而耕深，本书可视为其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不乏稀见版本、手稿、书信，既谈及鲁迅、张爱玲、周作人、郁达夫、巴金等大家名作，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以拾文学史之遗。书中析述文辞，校释版本，品鉴装帧，漫说文人文事。如此挖掘考辨，摘抉隐微，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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