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豆播种面积波动较大，生产区域高度集中，产量总体呈增加态势。1978年至20世纪末，大豆播种面积基本在800万hm2左右波动；2000年后呈现逐年下滑趋势（图1）。由于农户种豆效益较低而缺乏积极性，在大豆进口冲击下，大豆播种面积由2000年的930.66万hm2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682.74万hm2。“十三五”期间，在《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和《关于促进大豆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大豆价格政策不断调整和优化，农民种豆的预期收益逐步稳定，扭转了大豆播种面积不断下滑的消极态势。具体来说，大豆播种面积从2016年的759.85万hm2增加到2020年的988.25万hm2，总产量从2016年的1 359.55万t增加到2020年的1960万t，净增600.45万t，增长44.17%，年均增长9.58%（图1）。从生产区域分布看，中国大豆生产存在较为明显的地理聚集特征，主产区包括东北春大豆产区、黄淮海夏大豆产区、西北和西南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安徽、四川和河南五省份。2020年，五省大豆总产量达到1 442.64万t，占全国大豆总产量的73.60%，其中黑龙江和内蒙古分别占46.95%和11.98%。

一方面，中国大豆进口规模呈现快速攀升趋势，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1996年，随着大豆进口配额限制政策的取消，中国瞬间变为大豆净进口国；随后大豆进口数量呈现明显的快速提升趋势，2000年后增加幅度更为明显。1996—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规模从111.40万t增至10 031.45万t，增长了约89倍，年均增长20.62%。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对外依存度接近85%。从进口来源看，九成以上的进口大豆来源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三国（图2）。2020年，中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分别为25.80%、60.16%、7.43%，依赖于从少数国家大规模进口的局面使中国在大豆国际市场和运输路线的关键节点存在依赖性风险[12-13]。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国大豆进口依赖度有所降低，自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进口份额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应对大豆国际市场波动、实施多元化进口战略，中国从俄罗斯、乌克兰、印度等国的大豆进口量也有所提升。

大豆消费以食用油和饲料蛋白为主。大豆不仅是重要的蛋白食品和食用油榨取的原料，也是养殖业重要的饲料蛋白来源。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理念的改变，中国居民对肉类和蛋白质的摄入需求逐渐增加。从总量看，近年来中国大豆消费量常年维持在1亿t以上。从消费结构看，食用油榨取和饲料蛋白消费占比最高，约为85%，这部分大豆主要源自国外进口；其余则为豆制品加工消费，占15%左右，主要源于国内生产。2020年，中国大豆消费总量为1.17亿t，其中用于食用油压榨、食用、种用和其他的消费分别占84.27%、12.23%、0.68%和2.81%（图3）。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大豆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中国大豆生产政策可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97年）、生产补贴政策创设时期 （1998—2007年）、市场支持政策调整时期（2008—2018年）以及大豆振兴时期（2019年以来）。

与大豆生产政策相比，大豆进口政策基本表现出逐步放宽的单一化演进趋势。1993年，国家首先放开油料市场的对外贸易。1996年，中国取消大豆进口配额限制政策、放开大豆市场，允许低关税进口大豆。随着进口配额约束的取消和关税的降低，来自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进口大豆迅速冲击中国大豆市场。当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到111.4万t，首次突破100万t，比1995年增加274%，中国瞬间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再次下调了大豆及相关产品的关税：将大豆进口关税降为3%、豆油关税降为9%。

除生产和贸易外，中国政府在大豆加工、消费方面也有相关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对引导大豆稳产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豆加工方面，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为保障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国家将大力发展和完善大豆期货市场，支持大豆生产、贸易、加工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全面发育，鼓励通过套期保值方式规避经营风险；2009年，为支持本国的大豆产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对收购国产大豆的加工企业给予160元/t的补贴；201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开始免征储备大豆增值税。

考虑到人口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城镇化推进和消费结构转型，未来中国大豆消费需求仍将持续增长。一方面，随着居民膳食消费更加偏好健康化，蛋白质摄入逐步从以往的动物蛋白到植物蛋白转变，大豆食用消费将有所增加。具体来说，豆腐、豆浆、千张、腐乳、膨化豆等传统豆制品消费将会保持稳定，蛋白类、功能食品类、精细化工类等大豆精深加工产品消费量将逐渐扩大。随着消费者对植物蛋白营养价值认识的提高和健康饮食理念的推广，以及对大豆蛋白粉等大豆加工提炼的保健产品接受度的提高，未来大豆食用消费还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长会促使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畜禽产品和豆油消费需求上升，因此大豆饲料和压榨需求将会有所增加。

中国大豆玉米带状种植逐步推广，大豆播种面积有所增加。与大豆单一种植相比，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可以有效挖掘边行优势，在玉米基本不减产的同时增收一季大豆，这是对传统间套种技术的创新。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大对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度；2021年12月，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强调要把扩大大豆油料生产作为2022年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抓好东北四省区大豆面积恢复，支持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5 000万亩（333.33万hm2） （折合大豆种植面积为2 500万亩，约166.67万hm2），扩大轮作规模，开发盐碱地种大豆，力争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0.107亿hm2）左右，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得到逐步采用与推广。此外，良种、绿色增产增效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将有效提高大豆单产。东北地区粮豆轮作、黄淮海地区麦茬免耕覆秸、南方和西北地区大豆间作套种等绿色生产技术将会逐步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的应用会有效提升大豆生产效率、促进单产提升。

未来，随着大豆品种不断改良以及单产的相应提高，大豆总产量将达到2 000万t以上。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推进和膳食结构调整，城乡居民的肉禽蛋奶消费仍将稳步提升，在畜产品维持高自给率的政策目标影响下，大规模进口饲用大豆的格局不会有明显改变，预计大豆进口量将保持在1.1亿t以上。从进口来源国结构看，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仍将是中国主要的大豆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考虑到进口依赖风险，中国将会适当控制从美国和巴西进口大豆的规模，适当从阿根廷增加进口，并把加拿大、乌克兰、俄罗斯、乌拉圭、印度、哈萨克斯坦、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作为开展大豆进口多元化布局的主要区域，科学合理地增加自上述国家的大豆进口，从而降低对美国和巴西大豆进口的依赖，保障国家大豆供给安全。

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目标是保证食用大豆基本自给、确保进口安全，充分发挥大豆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面提升中国大豆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实现大豆产业振兴，中国大豆生产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稳步增加大豆播种面积，发挥各地区大豆种植优势。在黄淮海地区适度扩种夏大豆，推广麦豆轮作、玉米和夏大豆轮作等多种轮作模式，适当恢复中部和西南地区大豆播种面积。二是加强大豆节本增效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建立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各类农户组成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加快良种培育和品种更新，稳步提升大豆单产和效益；充分发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加强节本增效大豆新品种的示范与推广，加快推广粮豆轮作、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应用，推进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实现大豆稳产保供。

一方面，建立大豆生产者补贴的动态调节机制。以提高各类经营主体大豆种植意愿、促进大豆扩种为目标，将大豆市场价格、最低工资标准纳入大豆生产者补贴方案中统筹考虑，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特征和大豆种植情况因地制宜建立相应的大豆补贴制度；逐步扩大生产者补贴实施区域，实现大豆主产区全覆盖，保障豆农的合理预期收益；加强对大豆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扶持力度，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促进大豆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继续探索完善轮作补贴政策。提高轮作补贴政策目标的瞄准性，采取差异化的补偿方式，避免过度补偿，稳步扩大粮豆轮作规模。

加工是大豆产业链的核心，也是提高大豆制品溢价的关键环节，上承种植业、下接饲料业和养殖业。强化大豆加工发展，有助于延长大豆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升大豆国际综合竞争力。首先，鼓励大豆加工企业与上游大豆种植者形成紧密型衔接机制，促进其规模化经营，全面提高大豆原材料的品质。其次，鼓励支持大豆精深加工发展、优化产品结构。以高档大豆蛋白产品和食用大豆产品加工业为主，重点发展全分类、发酵类和非发酵类大豆食品，多渠道拓宽大豆资源的应用领域。最后，引导提升大豆加工产品研发能力。鼓励现有大豆加工企业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对大豆高端产品的研发给予适度政策支持，如大豆的浓缩蛋白、蛋白活性肽、组织蛋白等产品的研发。

中国大豆产业应立足中国资源禀赋特点，充分挖掘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优势，打造“食用、健康、高蛋白”的中国大豆国际品牌，形成与进口大豆错位竞争的互补发展格局。支持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建立全球大豆供应链、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提高统筹利用全球农业资源、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具体来说，应积极支持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走出去，与大豆主要供应国的机构和企业建立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通过“贸易—合作—投资”模式开发境外农业资源，建立持续、稳定、安全的大豆进口供应链，确保中国大豆进口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在财政、金融、保险、税收等方面对走出去的大豆加工企业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如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创新面向大豆产业发展的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破解大豆走出去的信贷约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自主的海外大豆供给保障体系。

来源：农业展望2022年第8期

作者：栾健、张斌、胡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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