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遗址位置。来源：百度地图
▲宝鸡市（弓魚）国墓地出土的西周井姬盂鏙。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官网
(弓魚)国位于今宝鸡市渭水两岸。这里是早期周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西周王朝建立后仍然是周人的腹心之地，生活着大量王室贵族和王朝公卿。(弓魚)国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从器型、纹饰到铭文都与西周关中地区华夏贵族的青铜礼器别无二致，属于当时的主流文化。但(弓魚)国墓地的很多遗迹和遗物也有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显然与华夏文化有不同的来源。
比如，(弓魚)国墓地大多数墓葬的墓圹、棺椁都呈现出头宽足窄的倒梯形，而典型的周人墓室和棺椁都是头足等宽的长方形。(弓魚)国墓地墓葬的填土或椁室内常常发现椭圆形花岗岩砾石块，即通常所说的河卵石，而这在周人墓葬中极少出现。（弓魚）国墓地还出土了大量马鞍形双耳陶罐，这种器物基本不见于中原墓葬。梯形墓葬、砾石随葬、马鞍形双耳陶罐，这些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目光往西，投向寺洼文化，答案就很明显了。寺洼文化是分布在甘肃中部及东南部，时间大约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初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最典型的器物就是马鞍形双耳陶罐，头宽足窄的倒梯形墓圹、以砾石随葬等现象在寺洼文化中也很常见。考古学家夏鼐、俞伟超都认为，寺洼文化在族属上应当是氐羌民族。也就是说，（弓魚）国墓地出现了明确且丰富的氐羌文化元素。（弓魚）国墓地中发现的多件颇有特色的青铜车（車元）饰，也能印证其与氐羌的关系。（車元）是一种车马器，一般套在车辕前端，常常雕刻成不同的形象以作装饰。（弓魚）国墓地出土的车（車元）饰雕刻成了披发纹身的人物形象。这种形象在华夏文化中并不多见，但与文献中记载的西戎“被发衣皮”（《礼记·王制》）的形象比较吻合。▲ 三角援戈，宝鸡竹园沟出土。来源：考古中国公众号（弓魚）国墓地中不仅有氐羌文化元素，古蜀文化的色彩也十分鲜明。周代的贵族多兼具武士身份，因此下葬时常常随葬青铜兵器，（弓魚）国的贵族也不例外。当时最常见的主战兵器是戈，在（弓魚）国墓地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戈。戈用于攻击的部分被称为“援”，（弓魚）国墓地中既发现了中原常见的长援戈，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三角援戈。这种锋刃部分呈三角形的戈，被老一辈金石学者和考古学者称为“蜀戈”，基本见于蜀地和汉中，也就是古蜀文化分布和影响的区域。中原华夏文化的遗存中很少见到“蜀戈”。可以说，“蜀戈”是古蜀人群最显著的文化符号之一。（弓魚）国墓地中最常见的一类陶器是尖底陶罐，很多墓中还出土了同样形制的尖底铜罐。但是，周原地区甚至丰镐、洛邑的周人墓葬中，基本见不到这种尖底罐，在四川盆地早期古蜀遗址中却发现了很多类似的尖底陶罐，这是早期古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类型之一。除了发现大量的三角援戈和尖底陶罐这类古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弓魚）国墓地出土器物中表现的人物形象也与古蜀人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茹家庄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女子青铜人像，她的发式十分特别，是将三叉形发饰固定在隆起的发髻上，并在脑后编成发辫。这种三叉形的发饰，也见于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的嵌错铜壶花纹。在花纹第一层的右下方，有几位采桑的女子，其中最右边一位女性的头上就有这种三叉形发饰。这是具有浓厚的古蜀文化色彩的特殊发式。
▲茹家庄2号墓出土的女子青铜人像（上图，来源：《宝鸡弓鱼国墓地》）使用三叉形发饰，与成都战国墓出土的嵌错铜壶花纹（下图，来源：《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相同。 刘卓异供图
那么，氐羌、古蜀和华夏文化为什么能在（弓魚）国交融呢？在《尚书·牧誓》中，或许能找到答案。书中记载了跟随武王伐纣之师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蜀”与“羌”赫然在列。周人兴起的地方在宝鸡一带，这里被称为“周原”，距离氐羌活动的区域非常近，且无明显的地理阻隔。因此，周人在兴起时向西扩张，收服氐羌的一部为己所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之间确实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周人或许难以和四川盆地的古蜀人群建立直接联系，但早在商代后期，古蜀文化就已经扩展到汉中地区。考古工作者在汉中的城固、洋县等地发现了大量三角援戈、尖底陶罐，说明这里也是古蜀人生活的地方。因此，关中的周人与汉中的蜀人建立起联系，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
参与牧野之战的蜀人与羌人，可以说是周人争夺天下过程中的“从龙之臣”。周王朝建立后，这批人被分封在周原膏腴之地，与周王室和王朝公卿共同生活在宗周王畿的核心地带。他们作为生活在华夏文化核心区的周王朝封君，深刻地浸染了华夏文化，与此同时，其原有的文化特色并未完全磨灭，而是与华夏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缤纷和谐的文化面貌。（弓魚）国墓地中同时呈现出氐羌、古蜀和华夏文化，正是民族融合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讲师）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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