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考试考场图，考生在小小的号舍中答卷，每间号舍都有专人监考以防舞弊。（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探花、史学家、文学家赵翼篆书对联“忙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罗慕赫 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书影，此书在科举时代是每个考生的必读书。（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清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的陆陇其写给儿子的家书，提到了朱子读书方法以及什么叫“真读书人”。（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古代画作告诉今人科举考场的模样
“国子文脉”展的第一部分是“进士之路”，走入午门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方清代“读书乐”青田石章。古人常常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在考场中有所斩获，而一无所获者亦不在少数。终日与书卷相伴，古人从圣贤言语中悟出了关乎自己、关乎苍生、关乎社稷的道理，从日复一日的枯燥中寻出了读书的乐趣。
宋末元初有一位叫翁森的读书人，在自己的故乡浙江仙居创办了一所书院招徒讲学，他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将四季的风景融入到读书之乐中。譬如万物复苏的春季，“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典籍有经史子集四部，季节有春夏秋冬四季，古人认为不同季节适合读不同的书，因此便有了“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读书是一件诗意的事，也是一件讲究方法的事。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著作及提出的读书方法，在科举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读书之法，归纳起来为以下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所谓“虚心涵泳”是朱熹针对读书人往往先有自己的成见再从圣贤言语中找出符合的言语来拼凑的作法而提出的，虚心便是要抛弃成见，涵泳便是要深入地体会圣贤言语的原文。朱子读书之法，不仅是为读书而提出，最后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即“居敬持志”，“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
读书的成果如何，最终要在考场上获得检验。古代考场是怎样的？展览中的一幅明人考试图横轴绘制了贡院内进行科举考试的场景，贡院是各省举行乡试的地方，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该图右上角的红色纸签上写有“三场策谕”，明代乡试考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五经义，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涉及到古代常见公文文体的写作，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经策、史策考察考生对经史子集的博览程度，而时务策考察考生对国家社会大事的思考。
这幅考试图中，三位考官正襟危坐于大堂中间，左右两间小厅中各坐一位同考官，在他们面前是一条南北向的甬道，甬道中间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楼阁，考官可以登临其上，从高处俯瞰众考生行止。甬道左右各分布四排号舍，每排号舍以《千字文》的顺序标记，画中八排号舍，仅需用到《千字文》的前两句，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考生就在小小的号舍中答卷，考试期间，他们不得离开号舍。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每一个号舍前都站立着一位监考人员，以防止考生舞弊。这样一对一的监考，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足见古人对确保科举考试公平性的重视。
乡试仅是科举考试的一个环节，考中者即为“举人”。走到乡试这一步，恰如爬山来到了山腰，俯瞰山脚，只是依稀可见，而抬头看山顶，仍有一段长路。
成为进士要“过五关，斩六将”
进士科始设于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到唐朝成为最受重视的科目，彼时还有明经等科目，狄仁杰即以明经及第，明经须对儒家经典的原文及注疏十分熟悉，靠的是记忆背诵的功夫，在艺文鼎盛的唐朝，自然不及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耀眼，故而时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宋朝之后，进士科几乎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的科目，考试内容也几经变化，重心由文学转移到经学。以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程序为例，一个读书人要获得进士功名，首先要参加“童试”，考生不论年龄大小都被称为“童生”，童试是州、县一级的考试，通过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可进入州、县一级的学校学习；接下来是“乡试”，这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考试，通过者称为“举人”；接下来是“会试”，这是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城举行，通过者称为“贡士”；最后是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会试通过者皆可参加殿试，殿试一般不再淘汰，但根据其成绩列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即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获得进士功名绝不容易，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历代进士中，有不少人以渊博的学识与深邃的思想饮誉后世，在“国子文脉”展的第二部分“博学鸿儒”中，观众可以看到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抄录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极为工整的楷书让人误以为是印刷品；亦可见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探花赵翼篆书对联“忙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展现出古代文人清雅的生活趣味，赵翼是清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其《廿二史札记》是阅读“二十四史”的笔记，但又超越于一般的读书笔记，融考证、义理于一炉，探究治乱兴衰之道，具有很高的价值。
由进士入仕途者，范仲淹的勤奋读书、勇于承担都为后人留下了典范。在“国子文脉”展的第三部分“艺苑群英”中，有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书画家董其昌的行书《岳阳楼记》卷，今天岳阳楼匾额用的就是董其昌的字，而范仲淹亦有真迹楷书《道服赞》卷呈现给观众。范仲淹是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同科中举者被称为“同年”，此卷是范仲淹对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的赞语。范仲淹称赞其所制道服有“清其意而洁其身”的功能，亦是倡导为人为官要清洁，他又说“岂无狐貉，骄为祸府”，狐貉泛指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华贵大衣，与朴素的道服相比实在是太奢侈了，应以此警惕自己是否骄纵。此卷是范仲淹晚年的作品，字如其人，颇有风骨，被誉为“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从进士书法中感受修齐治平的力量
历代进士中，在文学、书法、绘画、鉴藏等领域中取得非凡成就者为数不少，通过他们的作品，观众不仅能欣赏到其精湛的艺术才能，亦可领略到其为人处世的态度。
在艺术史上，郑板桥是叱咤艺坛的“扬州八怪”之首，其诗书画并称“三绝”，其诗纯真直率，富有趣味，尤其那些忧心黎民的诗最让人动情，其书自创六分半书，其画最擅长竹、石、兰，他的书画继承先贤之传统，又自开胸臆，卓然为一大家。
展览中展出郑板桥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写给范县旧友的一通手札，笔法潇洒，也让观众回忆起了郑板桥的一段为官岁月。郑板桥有一方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道出了自己艰辛的进士之路，乾隆元年（1736年），44岁的郑板桥终于考中进士，但他运气不佳，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50岁时才授范县令。郑板桥一生都只是一位七品芝麻小官，在范县任职五年后，又在潍县任职七年，而后回到了江南。
郑板桥在范县为官五年，以民生为念，时常到田间地头看庄稼的长势，访百姓之疾苦，在范县署中写给其弟的家书中，郑板桥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正是有这样的认识，郑板桥才能由萧萧竹声想到民间疾苦之声，并感叹道“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离任后，范县、潍县百姓怀念不减，而郑板桥也常挂记着他们。这封写给范县旧友的手札，郑板桥说自己“刻刻难忘者，惟在范县而已。其俗朴，其风淳，布衣蔬食，草帽芒鞋，尽可终老也”，或许不久能与旧友重逢。
在郑板桥考中进士的同年，已经辞世的陆陇其获得了古代读书人所能企及的最高荣誉，从祀孔庙。清朝获此荣誉的只有三人，分别是汤斌、陆陇其、张伯行。来自浙江平湖的陆陇其于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进士，以理学造诣知名于世，理学各家中专尊朱熹，他曾在嘉定为官，“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在灵寿为官，针对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穷、徭役繁重的情况，向上级请求与邻县轮流服役，从而减轻灵寿百姓的负担；他还担任过四川道监察御史，在职一年，知无不言。
展览中展出了陆陇其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这是他到北京后写的第二封家书，无法在儿子身边进行指导，他只能通过家书叮咛：“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悬念，但汝读书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读精思、循序渐进，此八个字，朱子教人读书法也，当谨守之”。陆陇其又诠释了什么是真读书人：“古人教人读书，是欲其将圣贤言语身体力行，非欲其空读也。凡日间一言一动，须自省察，曰此合于圣贤之言乎，不合于圣贤之言乎。苟有不合，须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读书人。”
历代进士由读书致身，各自都有不少读书的心得体会，他们将这些心得体会写下，传授给后代，寄望他们能发奋读书，有朝一日，折桂蟾宫，宴饮琼林。中国人的传家之宝，在于“耕”与“读”二字，所读者乃圣贤之书，所行者乃仁义之举，继武前贤，弘扬仁义，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皇皇大观。（罗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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