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语言茶座”公众号

思绪回到2007年3月，当时我去桂子山参加博士生复试，拟录取后没多久，邢老师告知我，让我回去准备准备，今年（2007年）9月份到桂子山读书。我激动得在华中师大旁边肯德基哭了一下午。那年教师节，邢老师约我和师弟沈威面谈，那天正好赶上语言所所在的田家炳楼装修，电梯停运，我们以为邢老师会晚些到，没想到邢老师不仅没晚，反而提前了，邢老师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爬楼梯和爬山一样，需要费些体力的，但只要坚持，就能到达目的地。”在邢老师的办公室落座后，邢老师看我们有些拘谨，告诉我们可以直接靠在椅背上，不用那么拘束，就是随便聊聊。于是我把第一堂课称之为“聊课”。但他的“随便”却是精心准备的，这一讲邢老师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作文、学风与做人的关系。邢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典型的问题导向法。问我们想想三者什么关系，让我们随便聊，大胆说。之后他严肃地跟我们说：“做人是地基，地基不牢，房倒楼塌。作为学者，你能达到什么高度，首先要看态度是否端正，学风的实质就是对学术要有敬畏的态度，今天你敢小偷小摸，明天你就敢杀人越货；今天你敢引用文献不标注，明天你就敢大段抄袭无所谓。做人要‘厚道’，学风要‘正经’，有了这两点，作文就水到渠成了。” 这里的“厚”，既指地基之深厚，又指为人要宽容，一语双关。“随便”只是舒缓学生紧张的心情，绝非“随意”。

第二个问题讲理论方法，这个问题没让我们谈，邢先生双目炯炯有神，直视远方，铿锵有力地说：“认知也好，配价也罢，抑或是语法化，偶尔借来用用是可以的。但要清楚地认识到汉语事实不能永远都给西方语言学理论做‘注脚’，我们更要注重提炼汉语自身的理论。洋为中用，是说中外研究要接轨，但要双轨并行，不能一个劲用人家的轨，哪一天人家不给你轨道使用权，怎么办？‘拿来主义’不可一以贯之，要有自己的轨，立足于本土，说到底就是要植根于汉语事实。”当时邢老师已经72岁，他的话语坚定，表现出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及发自内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极大提振了青年学生的研究士气。资质鲁钝的我现在明白了，邢先生这是要让我们不走歪路，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和人生观！2016年，邢老师在学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时，提炼出了“四必”的朴学学风：事实必竭力占有，证据必充足可靠，结论必令人信服，有错必坦诚改之。他是这样教我们的，也是这样践行的。

第三个问题讲博士论文写作，告诉我们要提早圈定范围，然后一切工作围绕于此。同时提出要求：文章让读者看得明白，结论可靠，受众觉得新颖，成果用得上。几年后，邢老师认为“觉得新颖”有些主观性，应该更凝炼一些，于是形成了语言学界尽人皆知的文章写作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并约定师生一个月左右长谈一次，每次谈之前必须要把谈话提纲发给他，尤其是要有问题，绝不空谈。

每次师生都有备而来，有的放矢，这样的约谈质量很高，邢老师不止一次地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就这样，一个一个问题迎刃而解。博士一年级结束时，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写了两万多字。我想这可能是最有效最迅捷的开题方式吧！在我提交的第二份写作大纲时，邢老师说：“你这个提纲可以做毕业论文，而且我相信可以做得很‘精彩’，但我有三个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做让步类复句研究，当时，我认为让步类复句既然表示说话人心理上的取舍，从脑科学的角度切入岂不很好？甚至异想天开地想去心理学专业游学。邢老师果断把我从天马行空中拉了回来。邢老师说的“精彩”，现在想来当是一种批评，只不过邢老师照顾我的面子，没有说破而已，“精彩”意味着华而不实，意味着空中楼阁，当语言事实都没描写清楚时，“精彩”是不足取的。三年的读博时间，我也许能有一星半点的作为，但恐怕不能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任务，后来我参加一次“认知科学”的会议上与脑科学的一些学者交流时也得到了验证。邢老师始终未变的治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先搞清楚语言事实，再谈创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这是北宋理学大师横渠先生的名言，邢老师要求学生撰写论文绝不能拾人牙慧，“新观点、新方法、新问题、新领域和新材料”，总要得其一，否则就没必要作文。他始终认为，不谈事实，只顾创新，可能会歪打正着，但注定行之不远。但只谈事实，不善总结，更不理论抽绎，最后的结果就是陈词滥调，注定盖不起高楼。

能让老师惦念，是何其荣幸，我的这种荣幸还不止一次。2008年8月，正值假期，我得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招聘语言学编辑，便去应聘，被主管领导相中希望可以入职。身在北京的我连忙给邢老师打电话，看看能否第二天到家里商量一下这个事，毕竟我当时还在读博士。于是就有了我连夜赶到武汉，以及第二天邢老师对我的教诲。邢老师的原话是“可以去尝试，这是一个高水平平台，你要把握住机会，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点儿事，至于毕业论文写作，在哪里写都是一个自律的问题，在北京查阅资料更有便利条件，再说你还是从事和语言学相关的工作”。在邢老师的支持下，这份我由衷热爱，却也陌生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从策划选题、组稿、约稿到编加等工作都开展得很顺利，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发语言学的文章非常少，有学者一开始对顶级杂志社办语言学栏目是有怀疑的，但随着事业的发展，这种顾虑也就消除了。时间到了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从无到有的语言学版面，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殊不知，这背后是我经常“狐假虎威”，打着邢老师的旗号与学术界沟通的结果。邢老师多次把稿子投给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语言学版”，甚至接受采访。这个版办得风生水起，得到了语言学界的较高评价和认可。

2012年，我离开了编辑岗位，重返高校工作，2013年，邢老师作为《汉语学报》主编，他认为我的研究方向与刊物非常契合，发出邀约，邀请我给《汉语学报》投稿。《汉语学报》早已是核心期刊，由于办刊质量很高，且评审严苛，我一直不敢投稿。邢老师的邀约无异于是对后学的提携和鼓励。邢老师对学生的关爱，通常是让人始料未及或润物无声的。2014年，邢老师在《语文研究》上刊发《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在文章中提到我撰写博士论文的论证过程。邢老师把师徒名分显在文中，让我受宠若惊。也许是天意，正好当期我的小文《再论“转折”》也同时刊出，现在想来缘分可以如此美妙。

2023年1月4日，沈威师弟告诉我邢老师又发烧了，他要去护理，我叮嘱他注意防护。当天下午，我突然牙痛得厉害，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医院，晚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清晨才进入梦乡。梦到我去学校上课，在地铁站旁的广场上，远远地望见宇明师兄在跟少年宫的孩子们做游戏。地铁站外墙旁的书柜陈列着邢老师的《文化语言学》（2012年，我开的第一门课，当时我去武汉看望邢老师，邢老师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书架上自己翻找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教科书）。我诧异地翻看着，不明就里，心想今天也太巧了吧！正当此时，我的背突然被谁轻轻地拍了一下，转头一看，原来是邢老师悄然而至，而且还一身短衣短裤。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在生病，我连忙跟邢老师说：“您还在生病，不能运动。”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颤颤巍巍地要过马路。我赶忙一边给教秘打电话说要调课，一边将邢老师搂入怀中，生怕邢老师出什么意外。我说：“刚才看到宇明师兄在附近。”他很开心，紧紧地拽住我的手，似乎是让我带着他找宇明师兄。当我们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他突然轻松腾身越了下去，小河清澈见底，我看到，不远处，邢老师欢快自由地在水里游泳。我四处张望，宇明师兄已经不在刚才的小广场上了，我的电话也打不通了。这时候梦醒了，枕巾湿了。我把这个浅梦记录了下来。记录的时候，我仍然依稀看到，邢老师在水中自由欢快蹦跳蹿跃，开心得像个孩子。但冥冥中我的感觉极其不好，突然想起《道德经》里的一句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瞬间，我全明白了。

邢老师这一生太累了，他的学术成果世人皆知，复句研究成为经典文献，原创性语法理论：两个三角语法理论、小句中枢说等影响巨大。邢老师自己说这一生始终是在“还债”，他的《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信，里面记录了各种家长里短与世情变幻。这一路走来，“各种事情”催他催得紧，他“欠债”太多，有书稿、有文章、有讲学、有评审、有会议、有学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债”把他压得无暇欣赏路上的风景，但同时也使得自己成为了最美丽的那道风景。2011年，邢老师已近耄耋之年，仍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这个意义深远的大块头项目。这个项目一干就是十年，2021年5月顺利结项，最终形成了六卷本，200万字的全球华语研究报告。

时光不容回转，但眼前忽然闪现当年的情景：武汉的冬天，阳光成了奢侈品，邢先生为我解惑，让我坐在他的沙发椅上，阳光直射到我的后背，暖意洋洋。此时，我有些错乱，分明听到邢先生对我说：“孩子，就给你讲到这儿了，这堂‘聊课’下课了，我们再见了。”泰山已颓，吾将无处安仰。梁木已坏、哲人已萎，吾将无处安放。邢老师心系学生，躬身示范，立德树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会注定烛照学林，一程又一程，一代又一代！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已于202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聊课”育人小记》，同日《学习强国》转发。

编排：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