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即将到来，中国预计将于2035年前后也将从当下中度老龄化社会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毋庸置疑，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的阶段性演变具有重要的风险提示意涵，意味着有如下七个方面的人口特征，包括老年人口数量规模超大，占总人口比重高，老龄化速度极快；高龄老人数量多且占老年人口比重大，高龄化现象凸显；超低生育水平持续，人口总量负增长，少子化特征显著；劳动人口数量缩减且占比下降，劳动力老化现象明显，抚养负担沉重；慢性共病成主要疾病负担，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增多，长期照护需求旺盛；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和独居化，养老及照护能力脆弱；区域间老年抚养比差异显著，农村及人口流出地养老负担沉重。

随着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与重度老龄化进程叠加的影响，一方面疾病扩张风险积聚、经济生产活力弱化、公共财政收支失衡、养老福祉保障不足、社会不平等加剧已然是近期可预见的“灰犀牛”式风险；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诸如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也值得警惕。面对“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并行的未来，中国社会有必要对老龄化演进过程中的重大风险加以识别，以形成清晰的认知和前瞻性的应对准备。概况而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重度老龄化社会的风险包括：健康促进环境建设滞后，风险因素控制不当，疾病扩张风险积聚；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受阻，经济生产活力弱化；居民养老保障准备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老年贫困风险累积；社保基金收支失衡，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政府债务风险攀升；老龄风险及应对能力分布不均衡，社会不平等加剧，威胁社会稳定等等。

面对超预期的快速老龄化进程及前所未有的重度老龄化社会新形态，要有效化解风险、实现平稳过渡，应对思路要遵循以下三个要点。一是须在观念上克服“老龄社会恐惧”等非理性焦虑，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其中的“危”与“机”，更加注重风险识别和管控。二是要在思维上改变年轻型社会的思维定势，构建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要求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注重化解风险的制度重构。三是应在行动上具有主动、超前应对的意识，把握制度调整的战略机遇期，超越传统人口红利的概念，更加注重长寿红利的释放。基于以上应对思路，针对焦点性的重大风险，下一步需要做好制度路径选择。对此，我们应把握积极应对的机遇窗口期，在思路上更加注重风险的识别管控、化解风险的制度重构和长寿红利的释放，在举措上针对焦点性重大风险做好超前制度路径选择。

作者：陆杰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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