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开学，关于教育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引燃：“衡水二中”的高压竞争和严酷惩罚，引发朋友圈里学生群体的大加挞伐；在抖音快手收割了流量与关注度的胡鑫宇案，终以被发现自杀的悲惨结局收场。

这些发声和事件，仿若疫情三年积攒下来的教育弊病的最终爆发。双减之后，我们仍在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着“小镇做题家”；而网课与封闭的校园围墙内，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岌岌可危。

但这些问题并不会在考上好大学之后就自动完结，“内卷焦虑”和“空心病”像达摩克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个学生的头顶，就算在精英的学生圈子内，也并不鲜见。

疫情三年，一群来自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圣母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海外顶尖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出国，暂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换。

图源：《中国合伙人》电影截图

借此机会，这群高考体制之外的名校交换生，和中国精英高校内一路“内卷”上来的“天之骄子”发生了近距离的碰撞，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对比。

从他们的交换经历和个体视角的叙述中，无论是成长路径上的差异还是想法上的相似性，都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关于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问题，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下我们仍未达成最优解。

以下这篇群像式的专访完稿于 2021 年，希望在两年之后的今天，仍能给我们留下时光冲不淡的印痕与回响反思。

（以下内容共计：5500 字，阅读需要：13 分钟）

疫情期间，国内多所高校向滞留在国内的中国留学生开放了交换生项目。其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华人留学生知中国”项目，允许交换生进入北大学习一个学期。

拥有了入校权限，这群留学生白天在清华、北大的图书馆、教学楼里学习，课后与清北的学生一起做研究、办活动；晚上又打开 Zoom 进入网课循环。

初来乍到，拿着清华的学生证走进校门时，于可感觉多少有些没底气。因为疫情，进出校门都要刷脸，面对门卫的盘问，她犹豫是否该称自己是“清华的” 。

“人多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像不是‘正当途径’来到北大的。”通过校方合作项目来到北大交换的小蓝说。

顶着“清北”的光环，旁人的眼光让他们感觉很不好意思。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到清北上学基本只有高考一条路。

“我的外公外婆听说我要去北大非常激动，他们就跟着我来北京了，特地来送我上学。“在北大中文系交换的晓轩表示。“在他们面前，我也没敢把北大拉下神坛。”

打算主修语言学的晓轩参与了北大中文系的方言调查。受疫情影响，调查的范围缩小到校内，她每周日和小组成员一起用国际音标为傣语发音人记音，而发音人则是一名中文系的硕士。

北大国际合作部的浩然说，这样深入的本科交换项目前所未有。在筹备过程中，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太多可供参考的经验。

浩然担任过康奈尔交换项目的辅导员，他感慨道：“（康奈尔交换生）真是这个园子里过得最好的一群人了。”

这是一种因为国内外课程“青黄不接”，所以相对自由的状态。

由于海内外各所学校的学分规定不同，大部分交换生所选的课程都只能转换成美国大学的选修课学分，不计入 GPA；甚至也有人根本就不打算转换学分。

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游游就干脆放弃了项目制定的必修课，转而旁听他感兴趣的电影分析与鉴赏。因为只是旁听，他没有在网上注册这门课程，甚至连期末考试也没有参加。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北大光华交换的小 W 选了很多和创业、管理相关的课程，“北大的创业氛围很好，如果在美国，我想我可能没有机会去听这些课吧？”

小蓝也反思过自己的“特权”，前来交换的留学生享有奢侈的选课自由：”我们想选几节就选几节，然后想干啥就干啥，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而这种自由，也是清北的节奏里不轻易出现的。

临近大二的暑假，晓轩在日程安排上也丝毫不敢放松，早早地开始了考研的准备。“国内考位太难找了，我报了纽约的 GRE 考试”。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她的学业和未来规划都靠自己， “他们（父母）不管，我也乐意自己做决定”。

在她从小长大的地方，身边人普遍学历不算高，村里的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她在美国的大学。春节回家过年时，听说晓轩打算修双专业，亲戚们都说，女孩子学那么多专业干嘛？

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是自由的，同时也充满了孤独。

小 W 说，“留学生也内卷、也焦虑、也抑郁。但如果你想要变得足够优秀，就必须有非常强的自驱力。”

以转专业为例，在清北换专业的过程虽然很繁琐，但起码流程是一样的，至少也还可以从 BBS 和树洞等网络平台上找到学长学姐的经验借鉴。

“大家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来自北大光华学院的黄宇即将升入大三， “刚上大一的时候所有人都不适应，一开始我向学长学姐取经，什么都不懂，连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而国外的学校虽然允许学生换专业甚至转学，但他们也要递交申请文书、参加面试，某些热门专业其难度甚至不亚于重新考大学。

尽力之后，晓轩在美国学校那边的一门网课期末成绩是 89.4 分，距离 A 只有四舍五入的距离。

盯着“让成绩单变丑”的 B+，郁闷的晓轩来到未名湖边，坐在长椅上发呆。“在那里看鸭子打架，看它们在湖上漂，想了很久该怎么解开这个心结。” 

图源：《中国合伙人》电影截图

晓轩回忆起那天晚上去中关村吃了顿烤肉，买了件衣服，心态才逐渐恢复过来：“我一直很佩服在北大过得很好的那些人。我觉得北大竞争太激烈了，感觉没有允许你慢慢变强的时间。”

同样是北大学生，黄宇却在试着摆脱”内卷“的成长路径。他说，“我不是北大学生中的典型”。

黄宇来自北京，和他一样就读于北大光华的高中同学就有七八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些高中可以达到将近五分之一的清北升学率，而这是其他地区的学校所无法想象的。

“我的室友都是各省状元。”黄宇说，“我的特征就是，我不是状元。”

为了丰富自己的实践经历，黄宇常常在校外找实习，基本上回宿舍只睡觉，很多课靠自学。

“有的课去上了几次，发现老师只是在念 PPT，还不如自己学。”他感觉很多教授在学术上实力非常强，但并不很熟悉金融业界最新的走势，而这正是他想要加入的领域。

一边是北大的同学疯狂“内卷”，一边是自己的“任性”选课，作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游游心里很清楚，“我跟他们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们要保研，一个专业内很明确只有百分之几的有限名额，所以无法避免内部竞争，而我拥有足够多样化的选择，因此不会被这样的内耗性竞争所困扰。”

当谈及哈佛学子和清北学子是否代表不同程度的“优秀”时，游游谦虚地表示道：“我觉得我们学校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优秀’。”

“确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优秀，哈佛也不是‘优秀’的象征。”游游觉得，与其说“优秀”，不如说哈佛的学生是“有声望的”一群人。

当看到北大树洞“你是否反对受疫情影响的留学生来北大交换，抵制此政策请扣 1”时，看到有很多人在下面回复“1”，子星坦言内心还是十分忐忑，他担心在这个新环境中会有针对留学生的恶意。

在一开始，留学生作为“外来者”，很容易遭到来自内群体的排斥，甚至被贴上“境外势力”等不好的标签。

树洞匿名的发言机制也不限制这种“对外”的愤怒。只有当认识到具体的人之后，这种恐惧才逐渐消去。

留学生们也对树洞这个只有北大在校生能访问的匿名平台褒贬不一。

“树洞经常刷新我的底线。”游游直言不讳地说，“上面有很多排外的、性别歧视的言论，还有人用树洞约炮。我看了树洞的源代码，它并没有什么审核机制。”

也有人觉得树洞非常有趣，小蓝说自己会在刷树洞的时候自动“屏蔽”掉那些比较极端的言论。

经常一边吃饭一边刷树洞的晓轩则表示，“要是（美国学校）也有个这样的树洞就好了！”有一次遇到不会做的课程作业，她在树洞上求助，不久就有信息科学学院的同学来加她微信。

一年或者半年的接触，让“清北学子”和”藤校生”之间的群体边界变得模糊。当他们走进校门时不再觉得不好意思，不再觉得这个校园”不属于自己“的时候，也就真正地融入了这里。

“在美国大学再也找不到清华这样的体育氛围了。”其中的一位留学生表示，尽管在交流时还会不情愿地回答，自己是来交换的，但“一起打球的时候，瞬间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让于可没想到的是，期末大作业需要分成小组时，身边竞赛出身的清华同学主动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组。“我知道他们很强，因为听一些其他同学说想跟他们一组，他们都没能加入。也许是他们怕交换生落单，想要确保我有组。”这让于可很感动。

“起初我确实以为清华学生会目中无人，因为高中时接触到的一些清华学长并不是非常友好。但是真正到那边之后，发现清华人都很友善。”

频繁的互动，也打破了留学生就是“花天酒地”、清北人就是“书呆子”的刻板印象。

白天去听讲座，晚上克服时差上网课，同时还要忙自己的项目和课程作业，有些留学生甚至一天之中只睡三四个小时。

而留学生们也发现，有些清北的学生不但学习很厉害，还同时做着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创业、实习、做社团活动；其中有些人同样也会旷课、甚至在课间打王者荣耀。

子星说，”可能国内的社会各界会觉得清华和北大里面的学生都是同质化的、相似的，但这两所学校里面其实各自都有非常不一样的、丰富多元的学生群体。”

学年的末尾，美国大使馆重新开放部分签证，大部分留学生即将赴美，在清北的时日也终于告一段落。

短暂一年的交流过后，他们将跳出舒适区，面临非母语文化的挑战，试图在异乡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此时在图书馆中刷题的清北学子，也许也会感受到清北皇冠的重量。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 出国留学亦是种艰难的选择。

“其实我会感觉清华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并不是我的母校。”一位留学生表示。

游游说自己跟清华的朋友们没有出现过激烈的争执，“但也许因为我们不太讨论那些可能引起争执的话题。”在大多数感兴趣的话题上，她还是跟美国学校的朋友们更聊得来。

“这个交换项目让我感受到留学生群体的归属感。”小蓝说，作为曾经就读于体制内高中，到最后一刻才决定放弃高考申请出国的留学生，他倒没有觉得北大异常亲切。“我不后悔当初出国的选择。”

从现实的交流情况来看，清北的课堂和国外高校的课堂确实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于可说：“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觉得我们学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课好一点。”在清华的“程序设计基础课”上，老师经常要求学生以最短的时间、用最小的空间解决问题，而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中有更多教学和理解。

她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打过计算机竞赛，高考都是七百多分。“我的基础没有那么好，在清华的课堂上就会觉得进度很快，会担心学不扎实。”

“国内的课堂以老师讲授为主，做题和考试也有点儿‘分数导向’，培养的是线性的思维能力；国外的课堂上老师则更加注重学生的互动和反馈，培养发散性的思维。”

面对国内的 996 工作制和大厂的“卷”，小 W 认为这也是缺乏发散性思维的体现：一味追求单一维度的评价和工作量的堆积。他也补充道，“尽管国内有一些年轻老师也很厉害，课也教得很好。”

在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今天，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内卷”。

不论是清北学子，还是藤校生，这两个来自不同教育体系的精英学生群体，可以说是已经接近“获胜者”的结局，但在他们身上各自反映出来的行动逻辑，也让我们看到中西教育理念上的迥然不同。

中国的大学教育仍以“洪堡式”的教育理念为主导，重在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对科研人才的选拔。

各大高校在“双一流”的建设过程中，论文发表数量、国家基金项目的研究经费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大学教育最基本的“育人”功能却被忽视了。

在 2021 年年底，上海交大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的演讲里就曾批评过这一点，并表示那些本科就读于国内高校的学生，博士阶段的表现却不如国外大学培养的本科生。

在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举办的《大学的改革》出版座谈会上，吴敬琏教授也曾指出：“我们教育观念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传授或者说灌输知识放在首位，而忽视了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学生培养成有现代教养的人才。”

那么，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人？

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一方面，大学的功能性定位是为市场经济提供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从社会服务的层面来说，大学也相应地承担着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责任。

图源：《死亡诗社》 电影截图

大学的后一种功能则体现在纽曼式教育的理念当中。纽曼式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培养人格发展健全的“全人”（whole man)。这一教育理念起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教育学家纽曼，他主张大学应为自由教育而设。

二战后，为了解决现代化工业社会的教育转型难题，哈佛大学进一步地将纽曼式的教育理念发扬光大。

当时发表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就已提出：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就是培养“成人”（manhood）。这样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处事”（to do)，更应该知道如何“做人”(to be)。

美国和欧洲的公立学校秉承纽曼式的教育理念，其办学的基本宗旨是为本州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养拥有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

图源：《超脱》 电影截图

回顾 20 世纪初，中国也曾设立过以纽曼式教育模式为主的大学，包括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且在 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以人格培养为导向的教育。

时至今日，我们却依然面临着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以及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钩的尴尬。

2021 年清华大学联合北京大学公布的 2021 届毕业生就业报告中显示，有七成毕业生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有人戏称“内卷的尽头是考公”。公务员、国企员工、教师等“铁饭碗”仍是精英大学生们择业的最优选择。

而时代的进步却离不开伟大的引领者，我们仍需要下一个袁隆平、下一个杨振宁、下一个屠呦呦。

培养“全人”的教育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来自于过去的力量和对未来想象的结合。沿袭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保障稳定的基石，但我们至今也无法说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复用的“人”的模版。

一次危机、一次疫情，在让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制暂停下来、让昔日对未来的美好梦想搁浅的同时，亦能够催生出新的机遇与变化，而我们的教育，也是时候思索更多的改变了。

作者：Skylar、兵书

编辑：兵书

策划：一尘、Vic

排版：灵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