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王济远的展览活动与艺术传播

图4 《王济远欧游作品展览会集》（第一辑），

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

图5 王济远画展之一角，

载《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9月28日

毋庸讳言，王济远举办美术展览有经济方面的考量。熊佛西就说：“现在卖画，必藉开展览会为名，把货色给大家看看，才可以达到以广招徕的目的。”艺术家有经济上的追求本无可厚非，王济远还经常以卖画所得，用于抗日和救灾。据《申报》1939年1月21日说：

名画家王济远先生，自抗战以来赴南洋一带从事宣传……宣扬祖国文化，激励各地侨胞继续发挥其爱国之热力，持艺谋生，事实俱在，熟料近为奸人散步留言，先自汉口而香港，评济侵吞赈款有四万之巨，捕风捉影，故不识者，惟以造谣之徒，既处于后方，顾见别有作用，意在破坏，济实未便缄默，用敢率直上陈，敬请尊处激底破究，以明真相，并祈赐以南缄，俾便遵照，庶合全民抗战之阵线，不致因奸人暗算而动摇，幸甚感甚云云。

由此可见，王济远在193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在东南亚各国举办抗战捐款义卖会，并将一半画款捐赠于抗日一线。

20世纪早期的中国美术界受到西方美术的强势冲击，民族美术的振兴成为每一位艺术家的重任。而西洋绘画艺术在20世纪早期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早期留日归来的李叔同、陈抱一等都曾在上海从事艺术教育，并致力探索西洋画的民族化之路。通过艺术社团和艺术教育，王济远与这些留日留法的艺术家们日渐熟悉。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他在水彩画和粉画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语言，在融合中西的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作为上海美专教授的王济远，不仅是一名艺术教育者，更是一名艺术传播者。他将美术院校中西艺术融合的创作成果，通过美术展览和艺术出版广为传播，更在传播的过程中增加了大众对西洋画艺术的了解与认知。

二、王济远与天马会的美术展览

尽管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王济远有先后举办30多次个人美术展览的骄人成绩，但对他而言，这只是个人美术活动中的一部分而已。按笔者的梳理，王济远参与的美术联展近百次之多，几乎囊括了同时期民国政府各部门举办的所有展览，同时又活跃于天马会、决澜社等艺术团体，属于此时中国美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仅对他参与天马会的展览进行考察分析，以便在其个展之外探索民国时期美术展览的组织形式、艺术宗旨及画家收益等内容，进一步呈现民国美术展览生态。

“天马会”是在1919年由王济远、江新、丁悚、汪亚尘、刘海粟等发起创立的美术团体，成员多是上海图画美术院（即后来的上海美专）的教员。据刘海粟说：“天马会之产生，乃肇端于1919年8月，其时余以个人作品百余幅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举办展览，同时并邀江新、丁悚、王济远诸君出品，展出五日，观众盈万。江君有鉴于此，建议于同志，创立常年展览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国中新的绘画陈列之，以供众览，其制盖仿法之沙龙、日之帝展也。”“天马会”成立时发表五条新主张：“一、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二、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三、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拓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四、反对保守的艺术、模仿的艺术。五、反对以游戏态度来观赏艺术。”为什么选择天马会的展览进行讨论呢？因为，天马会的展览可谓中国现代美术展览的雏形，20世纪上半叶美术展览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天马会的推动。正如李金发所说：“那时有过几次天马会、晨光会的展览，略具美展的稚形。”刘海粟则认为：“近来国中美术展览会之蓬勃，多起源于天马会。”天马会所倡导的新主张均需要通过美术创作、艺术展览与艺术评论（报道）等环节实现，而美术展览是美术家实现其社会与人文使命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既是美术创作的集中呈现和思想导引，也是媒体报道和美术评论的核心依据和对象，更是“涵养人类之美感”“开拓艺术之社会”使命的具体路径。以天马会为代表的美术社团正是期待通过展览来实现其社会使命与价值的。

天马会的展览将展品严格区分为卖品和非卖品两类，以此来保证非卖品展览的艺术品质。据陈定山说：“他（江小鹣）创办天马会，一切开支都自己担任，参加出品的则由集体严格审查，并不许定价标售。所以天马会的出品，很有法国沙龙气象。”陈定山的说法应该是专指非卖品展览的。王济远的说法则是：“历年会务的进行上，既未得公款分文津贴，亦未向外界募集分文资助。历届举行绘画展览会，虽属所费不赀，都由各会员勉力担负，以谋艺术的精进。”又说：“经费由各会员公派，每人先缴特别费十元。”王济远的说法表明天马会的展览经费是不假外求的，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非卖品部分展览的纯粹性。

天马会的美术展览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洋画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据陈抱一说：“却说民国五六年起首，上海的洋画风气，也不能不跟了时代而开始转变。纵使那时的转变尚未呈出显著的新气象，也至少开始酝酿起一点转变的趋势……在此转变期当中，上海已有一个天马会的洋画展览的集团来。这据说是江小鹣与当时曾在美专方面的几个美术研究者张辰伯、刘亚农、王济远、杨清磐所发动的。代表那时期上海洋画趋向的集合展览会，便由这个天马会的形态而开展了。”上海美专当时是以教授西画著称的，陆俨少就说：他中学毕业后，打算专心学中国画，他父亲“听人说上海美专注重西画，学中国画到无锡美专为好”。所以，以上海美专教师为核心力量的天马会，开始的几次展览基本都是洋画。

随着展览影响力的扩展，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和艺术种类也越来越多。如在天马会第九届展览会上，国画和摄影作品占了展厅相当大的空间。据观众周瘦鹃说，除了洋画之外，“国画之甄选，似较历届为宽，故杂陈壁间者，尤多于洋画，浏览之余，目为之眩”。摄影作品也有“数十幅”之多。此外，还有古代书画，“益以故李平书先生珍藏之书画，亦数十件”。“如王时敏仿大痴山水、文溪峰五山仙馆、王山谷墨笔山水、华新罗仿山樵富春山，皆为真力弥满之作”。王济远不仅参与了天马会的九次展览（八次届展和一次南京巡回展览），而且还成为策办展览的中坚人物。

图6 《天马会第八届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陈澄波藏书。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藏

在第三届展览筹办期间，王济远当选为书记，从第四次展览开始则成为西洋画审查委员。在天马会第六届展览开幕的时候，他发表了《天马会筹办六届画展的经过》，对画展延期的原因、审查会的构成和审查的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天马会第八届展览（图6）开幕前，王济远发表了《天马会八届美展感言》，强调展览的宗旨是“高唱以艺救国之论调，把人类精神与理性中固有之创造性，完全流露出来，以期恢复人性本来的自由，树新文化创生之基”。这些都表明王济远是天马会的核心成员，也是天马会后期画展的具体筹办人。

借此来看，民国美术社团所组织的美术展览，不仅展出西画、国画，还接纳和扶植新兴的摄影，其包容性与开放度可见一斑；同时，民国社团展览的策划与组织形式印证了上海这一时期的开放与民主。其中，审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和职责的明确保障了展览的品质，对美术展览展期、场地、筹办声明、过程说明及感言等环节的规范和表述，更说明了彼时美术展览已具备了前沿的策展理念与展览精神。

三、王济远与艺苑美术展览会

1928年6月，王济远参加了天马会“第九届绘画展览”，此后其在天马会的活动鲜见于文献。翌年10月，“艺苑绘画研究所”成立，王济远于1929年6月8日被推选为研究所主任，随即在研究所讨论的工作事项中明确提出：“设通常陈列馆，该所楼下近日特辟三室，陈列各作家书画。每月更换一次，以资观摩。”王济远承担该机构的管理运行与活动，就时间节点和事项梳理来看，他显然已完成了其在天马会的职责，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艺苑绘画研究所的相关活动。

按艺苑绘画研究所“因鉴于外洋归国者及学校毕业后无高深之研究机构，故以诚挚研究艺术的态度，并灌输一般有志研究的同志，以求深造”的设立初衷，创始人以具有法国、日本留学或游学经历的王济远、潘玉良、朱屺瞻、江小鹣、张辰伯五人为核心，与以往单一的绘画团体略有区别的是江小鹣、张辰伯均系雕塑家，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其艺术活动更为多样化的倾向。

在个人展览和创作之外，王济远主持并策划的艺苑绘画研究所的展览活动共有4次。第一次活动为1929年3月3日拉开序幕的艺苑春宴集会，王济远等创办人“募集中西名作三百余幅。各作家挥毫至傍晚。该所设通常书画陈列馆，以便研究员作参考。”《新闻报》1929年3月8日的报道所列举的参会人员计50名之多，他们在当时或名重一时，或至今仍见诸于画史，如何香凝、王一亭、吴湖帆、陈树人、张大千、李毅士、郑午昌、张善孖、黄宾虹等。就此来看，这是一场有别于此前以西画展览为主导的美术活动：其一，活动参与者以传统型中国画家为主体，兼及西洋美术；其二，一反此前美术展览会常规形式，而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雅集方式；其三，活动以募捐作品为主，注重现场即兴创作与活动交流。关于作品展示情况，《申报》刊《艺苑春宴集画纪》记述：“艺苑作长厢楼，原为江王二氏旧居，今辟中西画室八大间，陈列现代名家中西杰作。其最大一室，为作人体写生，四壁油色累累，裸体画与国画并陈。室内设小竹椅小圆桌，极简仆而文雅。”从这一艺术交流活动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中西方绘画已逐渐摒弃各自所固守的激进和留守姿态，走向融洽并存。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以王济远、潘玉良等为核心的西洋绘画群体开始采纳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交流和呈现方式，这在其后他们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王济远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参与策划的第二次活动，为1929年7月6日至9日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现代名家书画展览会。这次活动是较为纯粹的商业展销，其作品来源尽管缺少具体的文献记述，但仅就纳入展销价目的画家及作品比对来看，作品很可能是以此前“艺苑春宴集会”所募集的即兴作品为主，兼及其他途径筹措。其宗旨定义为“使观众出最低廉券资。得极名贵之作品”，展览以前期由组织方出售书画票券，用以抵用购买所展示作品。书画券分20组，以活动名称“艺苑绘画研究所筹募基金现名家字画展览会”单独拆解为不同组别，王济远则排在第10号“基字队”。最终通过不同字码的组合汇总，对应作品编码的价格以完成交易。在当时人看来，王济远等“几个创办人都是献身于艺术事业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和物质。不过总以力量有限而难有更大的发展，于是有这售券筹金之举。”同时，评价也肯定艺苑绘画研究所在社会事业上具备的影响力，并认为展出作品“都是出于当代名家的手笔，在平时不容求得或要出巨金才能求得。而现在只要花了五元或十元的微数，就有获得名作的机会，这是在中国艺术界的一种新鲜的创举。”作为一种展览或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这一完全商业手法的活动虽非王济远一人主导，但其形式必然代表了艺苑绘画研究所的宗旨，折射出当时上海艺术活动的真实状况。

另外，艺苑绘画研究所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美术展览和相关活动的代理职能，如担任全国美术展览总务委员的王济远即通过艺苑绘画研究所代理寄送和退还参展作品，并组织成员参加由政府主导的西湖博览会等活动。1929年9月，艺苑绘画研究所举办了“第一届艺苑美术展览会”，选取以美术学校教授与艺术名家为主的国画、油画和雕塑百余件，参展艺术家多数具有留学背景。展览由文华公司精印《艺苑》第一辑“美术展览会专号”和上海漫画的特刊，并配有印刷品多种。其中，“极尽写实之能事”的潘玉良雕塑作品《王济远像》即在这次展览中亮相；“王济远《甘露池》《春花》，有东方之风格”的作品也同期展出。1931年4月4日，艺苑第二届美术展览会（图7）在亚尔培路533号明复图书馆举行。除创办人王济远、朱屺瞻、潘玉良、张辰伯之外，还征集名家王一亭、吴湖帆、黄宾虹、张聿光、张善孖、张大千、汪亚尘、王远勃、吴恒勤、李毅士、颜文梁、陈澄波等300余件作品展出。

纵览艺苑绘画研究所1929年至1931年短暂的艺术活动，王济远作为核心创办成员，多重的行业身份与频繁的社会活动直接反映出其在组织与策划上的突出能力。可以初步认为，偏于传统雅集的“艺苑春宴集会”、致力于商业筹集的“现代名家字画展览会”以及侧重于艺术研究的两次“艺苑美术展览会”（图8），总体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美术展览多样化、多元化及多视角的融合趋势，而这种趋势贯穿于王济远个人的艺术活动，具有一定的时代“标本”价值。

图7 1931年艺苑第二届美术展览会现场，

载《良友》第60期 第15页

结 语

石守谦认为：“当吾人观察20世纪初中国美术内在发展脉络之变化时，其中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便显得值得特别注意。”可以说，以王济远为代表的美术家通过公开的美术展览、作品展销及雅集活动，将艺术的观众由少数群体扩大至芸芸大众。仅《申报》在1921年至1941年对王济远的32次报道就足以从个案角度说明这种变化，即画家借助报纸、期刊、教材等出版媒介产生必要的行业影响和社会关注，借此形成对大众的“圈粉”效应，间接引导和培育适合自己的购藏群体，最终实现直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借助经济的回馈增加展览的频率和辐射，以此往复循环。

美术展览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被大力提倡并得以迅猛发展。1913年，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云“美术之用，大者既得三事，而本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以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而播布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美术馆、开办美术展览会，进而“起国人之美感”，其倡导理念和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不谋而合，昭示了美术教育新篇章的到来。上海作为彼时新兴商业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美术爱好者抵沪求学。美术学校日趋增多，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一批学校兴起，吸纳了大量归国的留日、留欧学生从教，逐步将国外的教育理念和艺术风格引入国内，营造出了浓厚的艺术氛围，间接依托其所成立的天马会、艺苑绘画研究所等机构筹办的相关展览会也呈现出递增趋势。王济远作为上海美专教授，兼具旅日、旅法访学交流背景，一度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故而，他的展览活动是观察20世纪上半叶美术展览的一个绝佳“切片”。（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