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财经首席记者 刘晓

　　在存款利率不断调降的背景下，我国居民部门的存款规模反而大幅飙升，这一现象近期被市场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2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6.87万亿元，同比多增3.05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下单月新高。居民存款多增在2022年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全年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远远高于2021年9.9万亿元的规模。与此同时，定期存款明显多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为什么人们会更愿意存钱？如何让人们能花钱、敢花钱、愿花钱？近日，风口财经连线采访了十位首席专家，一起看看他们的观点。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多渠道增加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

　　风口财经：制约消费回暖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李迅雷：消费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的占比水平，三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占比。

　　首先看第一个因素，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难度较大。居民收入的增速一般与GDP增速的相关度比较高。

　　再看第二个因素，从国际比较看，由于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不仅大大低于发达经济体，也显著低于发展中经济体，除了与我国传统节俭文化因素有关外，还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度相对较低有关。

　　最后看第三个因素，即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在居民部门总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因为中低收入群众才是消费的主力，即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由于受疫情影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2021年以来我国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又出现了扩大，这显然不利于消费的增长，故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占比显得尤为重要。

　　风口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您认为，应如何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李迅雷：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看，为此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在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总额应该高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数据，但被低估的部分收入，应该主要集中在居民部门的高收入组中，这部分收入对于消费拉动的作用有限。

　　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风口财经：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李迅雷：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的二、三支柱的体量；继续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降低老百姓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向全体公民发放消费券，规模不低人均1千元。

　　根据过往地方政府发行消费券对消费拉动的经验数据，一般乘数在3-4倍左右，即100元的消费券花费，可以带来300-400元的消费额，那么，1.5万亿元的消费劵，能带来4.5-6.0万亿元的消费额呢？即便按4.5万亿元计算，将使得2023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增长10%以上，完全可以弥补出口增速下行的缺口，且不足以增加通胀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第二条建议是，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在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而在《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占总人口前20%的高收入组的人均水平超过后20%低收入组十倍以上，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如数据显现，2021年，我国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为0.2%，美国则达到2.3%。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消费供给能力

　　风口财经：您认为，消费回暖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哪些？

　　温彬：从不利因素看，一是疫情的“疤痕效应”。持续近三年的疫情会对居民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较大影响，包括乐观精神消退、冒险意愿下降以及储蓄倾向上升等，这将限制消费需求的释放；二是杠杆率因素。2022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已升至61.9%，继续保持高位，负债消费的空间收窄；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9.8%，接近中度老龄化门槛。老年人消费意愿弱于年轻人，这将持续压制消费表现。

　　有利的方面，一是消费场景逐渐修复。经济社会运行正在回归疫情前的常态，线下接触型、聚集性消费正在加快修复，2023年春运期间客运量达到15.9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1.9%。二是居民收入增速回升。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消退，失业率将会逐步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能力会相应提高。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凸显。

　　风口财经：在消费层面，如何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温彬：需求侧方面，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

　　供给侧方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应用场景，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对养老、托幼、家政等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力度；继续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鼓励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多措并举保障就业和增加收入

　　风口财经：在您看来，为什么居民爱存钱不敢花钱？

　　连平：长久以来，我国居民拥有着较强的储蓄习惯；受三年疫情的影响，居民储蓄倾向更是有所上升，尤其是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居民存款上升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不乐观，工作压力增大，居民对收入稳定性及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担忧增加，消费能力下降。二是疫情防控期间人口流动阶段性受阻，消费场景受限。三是近几年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下降，消费人群相对减少，房、车、婚庆、医护、教育等相关消费的增长受到一定影响。四是居民杠杆率较高，房贷、车贷等压力降低了家庭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比例。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仍需改善，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前居民的消费热情。六是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金融市场短期内波动较大，居民投资收益及未来预期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理财赎回的规模增加，但其他投资渠道较少，居民可支配资金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体系。

　　风口财经：进一步提振消费，您有哪些建议？

　　连平：在疫情政策优化和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并落地的情况下，2023年消费有望显著回升，年初已显端倪。今年春节假期消费市场繁荣兴旺，餐饮、旅游还是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不断释放，为中国经济复苏开了一个好头。在春节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2%；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分别同比增长10%和13.5%。客流量与2022年春节相比上涨26%，与2019年春节基本持平。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接近90%水平；旅游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数成为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位。

　　2023年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需要政策在多个层面加力，因此建议，一是继续推行汽车购置税减免、地方购车补贴、降低车贷利率和以旧换新政策。二是鼓励和支持平台经济，带动线上消费和新消费。三是对服务性行业给予有效支持，对商家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延长缴税和还贷期限；对顾客设计相关金融优惠活动，如消费返利、满减折扣，优惠观影和加油以及旅游消费抵扣等。四是继续做好中小企业在疫情后期的纾困工作。对于遭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企业，可考虑出台临时性的员工工资补贴政策，将部分财政资源适当地用于企业员工薪酬保持方面。多措并举保障就业和增加收入，鼓励灵活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

多管齐下，合理增加消费信贷

　　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全力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特别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预计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将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为支持，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和居民部门预期，扩大国内需求，在扩大有效投资之外也要促进消费复苏，让扩消费在推动巩固和拓展经济运行回升势头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受到居民收入与超额储蓄支持、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企稳等正面因素助力，预计随着消费场景复苏、消费意愿提升、消费信心改善、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倾向稳固，将带来消费需求较为强劲的释放，2023年消费增速有望逐步修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但同时仍需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支持与呵护，以有序扩大金融支持消费信贷的规模、稳步降低个人消费信贷成本、助力消费恢复、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支持稳消费、促消费、扩消费、拓消费，结合稳市场主体、稳就业、保障兜牢民生底线、创新消费场景，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爱消费。

　　合理增加消费信贷，应当明确和加力扶持文旅、出行、住宿、餐饮等消费场景逐步复苏的行业和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国家政策侧重的重点领域。金融机构应持续加大对消费行业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和企业纾困，特别是对消费行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金融纾困帮扶；应通过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和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企业贷款成本、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中有降，呵护居民部门信贷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合理金融需求；应对消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加快相关贷款投放，优化信贷结构，推动信贷总量增长，务求实效、毕尽全功，确保金融服务普惠性、可得性、市场主体导向；应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协力合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向新模式平稳过渡，有效促进房地产相关消费领域复苏。

中国银行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宗良：

稳步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

　　风口财经：住户部门存款出现大幅上升的现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在您看来，为什么人们好像不敢花钱了？

　　宗良：近期以来，住户部门存款出现大幅上升的现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2023年1月人民币存款增加6.87万亿元，同比多增3.05万亿元。对此，应更全面地看待，既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也不应过度解读，仍属于一种较为正常的现象。

　　一是疫情消费和居民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居民的资产配置大体分为房地产、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理财、定期存款等类型。疫情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大，带来了储蓄存款的增加；受股市投资、理财收益下降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等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趋于谨慎，减少了股票、理财和公募基金这一类资产的配置，增加了存款的比例。

　　二是居民对于前期不确定预期效应的累积。特别是2022年3月份以来，疫情持续蔓延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受限，消费动力不足，对疫情政策变动预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高了居民储蓄存款，形成累积效应在今年初显现。

　　三是对未来预期收入和教育、养老金、医疗等负担的担忧。增加存款可为未来之需提供保障。居民对于未来收入增加情况，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及能力。只有在满足养老、教育、医疗等需求得到的基础上，居民消费才能无后顾之忧。

　　风口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您看来，有哪些途径？

　　宗良：我认为应从恢复和扩大消费两方面下功夫。

　　一是实现消费需求的快速恢复。202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而疫情前10年平均贡献率为58.9%，因此消费的恢复潜力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2023年在政策持续发力及疫情防控持续优化等带动下，居民消费信心逐渐修复，消费场景回归多元，居民消费将逐步回暖。吃穿等基本消费将继续向好。汽车消费仍将是2023年促消费政策重点，在继续加快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的基础上，汽车购置税减半等相关汽车促销政策有望延期。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文化旅游、住宿餐饮、文体会展等娱乐服务消费将迎来明显反弹。

　　二是着力稳就业、稳预期，推动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和优化升级。我国从高储备存款过渡到借款消费，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未来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会更加明显，随着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还将不断成长壮大。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搭建和完善就业供需平台，稳步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汽车等限购政策放开评估，尽快推动限购措施取消。通过政府补贴、商家让利等方式，适时举办文化旅游节、消费节等相关促销活动，推动旅游和消费市场复苏。深化体制改革,发挥养老育幼、医疗健康、教育等消费的巨大潜力。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培育中高端消费增长点

　　风口财经：居民消费信心减弱，储蓄意愿增强的原因有哪些？

　　董希淼：从长期因素看，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有关。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在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全面覆盖的情况下，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使得居民预防意识和储蓄意愿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居民总体消费信心相对不高。我国目前人口的平均年龄水平正处在对储蓄贡献最高的时段。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青年群体，除了收入上具有优势以外，还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压力，因此消费信心减弱，储蓄意愿增强。此外，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居民住房消费意愿持续不振，减少了住房消费支出，部分转为居民存款。

　　风口财经：稳住居民预期和信心，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您有哪些建议？

　　董希淼：居民存款持续增加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增强居民部门抵御风险能力，但也反映出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弱、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下一步，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稳住居民预期和信心，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

　　第一，进一步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落实好前期出台的稳经济一系列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主动发力，继续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和实体经济稳步恢复，稳定居民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变居民消费动机不足等问题，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培育中高端消费增长点，扩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促进居民消费转型升级。

　　第三，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更好地满足居民自住型和改善型购房需求；加快探索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大力发展长租房市场。

　　第四，丰富居民投资理财渠道。培育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理财市场，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地转化为资管市场长期资金。

　　从长远看，还应进一步完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满足居民养老、就医、教育等方面的迫切需求，降低居民后顾之忧进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各地可较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

　　风口财经：在您看来，为什么居民爱存钱不敢花钱？

　　王青：实际上，居民储蓄存款多增有多方面的原因，除消费支出增速下降外，还包括楼市低迷、买房支出大幅下降，本来用于买房的资金转为储蓄存款——2022年仅此一项就会导致居民储蓄多增约4.7万亿；另外，伴随去年11月之后资本市场波动加剧，理财产品大规模赎回也会导致存款增加。后两个影响因素直到今年1月份仍在不同程度发酵。

　　我们判断，居民爱存钱不敢花钱，主要原因是疫情三年，居民收入增速受到较大冲击，这会导致支出能力受限；另外，前期部分地区疫情封控，也会制约消费场景；最后，在去年疫情反复、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环境下，居民消费信心削弱，预防性储蓄增加较快——我们估计2022年预防性储蓄规模在2万亿左右。

　　风口财经：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振消费？钱从哪里来？

　　王青：我们判断，提振消费的钱可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22年部分预防性储蓄会转化为今年的消费，估计规模会在1.3万亿左右，仅约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0%，但因去年储蓄多增导致今年出现报复性消费的概率不大。二是各地财政部门可针对汽车、家电、住房等大宗消费出台阶段性的定向支持政策，较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等。这也会弥补前期居民收入缺口，推动今年消费增速较快反弹。三是金融机构可围绕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重点服务消费领域，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通过消费信贷的合理增长拉动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较快回升。最后，就业和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短期内政策上可进一步通过减免企业税费、发放就业补贴、强化就业服务等方式，促进就业形势好转。当务之急是要把明显偏高的青年失业率尽快降下来。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促消费效应会更明显。

　　我们预计，在不发生新的大规模外部冲击背景下，今年消费增速有望出现较快反弹，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将达到8.0%左右，较上年加快8.2个百分点，旅游、娱乐等服务消费的反弹幅度会更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作用会进一步凸显。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

存钱还是投资，取决于收益率与风险因素

　　风口财经：居民更爱存定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何更倾向大型银行？

　　郑后成：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2022年4季度城镇储户“更多投资占比”为15.50%，较3季度大幅下行3.60个百分点，创2009年1季度有数据记录以来新低，而“更多消费占比”录得22.80%，持平于3季度，处于历史中位区间，与此同时，“更多储蓄占比”录得61.80%，较前值大幅上行3.70个百分点。可见，“更多储蓄占比”的上升，主要源自“更多投资占比”的下降。也就是说，居民将原本用于投资的资金存入商业银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宏观经济承压的背景下，投资收益率下降，与此同时，投资渠道收窄，叠加考虑新冠肺炎疫情下未来可支配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得居民将原本用于投资的资金转为储蓄。也就是说，投资需求下降，预防需求上升，是居民越来越爱存钱的原因。

　　定期存款属于居民储蓄存款的一种。与活期存款相比，定期存款的流动性差于活期存款，但是定期存款的收益率高于活期存款，所以出现2022年居民更爱存定期的现象。

　　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竞争的需要，股份制银行的产品与服务要优于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在此背景下，在存款银行选择上，居民更倾向与将储蓄存至大型银行，可能的原因是，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有国家信用背书，更能够获得居民的信任，此外，大型银行的网点较多，对缺少投资研究能力的老年人可能更为便利。

　　风口财经：存款增加对银行而言利弊各是什么？

　　郑后成：存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是负债，需要付出负债成本。如果宏观经济上行，资产价格上行，投资收益率较高，投资收益覆盖负债成本，则存款越多，商业银行的负债规模与资产规模越大，对商业银行越有利。如果宏观经济承压下行，资产价格跟随下行，投资收益率较低，投资收益无法覆盖负债成本，则存款越多，商业银行的负债规模与资产规模越大，对商业银行越不利。

　　风口财经：今年居民储蓄如何释放？

　　郑后成：居民将资金存入银行还是用于投资，主要基于收益率与相关风险因素的考量。如果投资收益率低于存款收益率，则居民选择将资金存入银行，而如果投资收益率高于存款收益率，则居民选择将资金从银行取出，用于投资。因此，有效释放居民储蓄的途径包括降低居民的存款收益率，即降低存款利率，此外，提高居民的投资收益率，在宏观经济层面体现为通过稳增长推升GDP增速。风险因素方面，准确预判风险，采取防范措施，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当前与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因素。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

相较于居民，社会集团消费对社零拖累更大

　　以居民收支推算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储蓄增多只是结果，不能以结果推结果，消费支出下降超过收入，或更多缘于消费场景的约束。2021年经验显示，居民商品消费修复较快、服务消费较慢，即使剔除基数效应，居民商品消费支出同比较2019年高1.9个百分点，也比2021年收入增速高0.4个百分点，而服务消费支出增速较2019年低8.8个百分点，更依赖场景的文化娱乐等消费尤为低迷。

　　消费受储蓄的影响或被高估，尤其是如果储蓄增多核心不在于消费下降，就不能反过来说储蓄多消费弹性就大。消费不只是受储蓄影响、还受收入、场景等约束，疫情前后各省市居民消费支出和储蓄变化，并没有正相关性、甚至呈现弱负相关性。

　　以居民储蓄变化来推算对社零提振也存在偏误，社零并不等同于居民消费。社零以商品消费统计为主，服务类消费仅统计餐饮收入、占比约11%，而居民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达44%，不少居民服务类消费并未计入社零。除了居民消费，社零还包括企业、政府等社会集团消费，推算社会集团商品消费占商品社零的比重略超50%，是过去三年社零低迷的重要拖累。

　　相较于居民消费，社会集团消费对社零拖累更大、受场景约束较强，伴随场景修复，其修复的弹性或大于总体。2021年，居民商品消费已高于疫情前，而社会集团商品消费增速较疫情低9.6个百分点，或缘于企业等展业活动受场景缺失的影响，例如上市公司疫后差旅费明显回落。伴随企业职员逐步走出疫情影响，线下办公、商务交流、商旅活动等开始逐步恢复，进而带动企业相关消费的修复。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

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成为未来时期的重要工作。短期的消费刺激政策通常是通过发放消费券和补贴等方式设定限时消费，有利于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可能加重地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没有太多财政空间刺激消费。二是中西部地区可能缺乏发放消费券的动力，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根据生产地缴纳，中西部发放消费券，相应商品来自东部，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在东部，实质上是中西部在支持东部地区。三是可能透支未来消费，且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

　　扩大并提振居民消费，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真正做实“内需”，促进“双循环”。

　　第一，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保的比重，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

　　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建议提高中央在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

　　第四，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五，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