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7日，北京朝阳，位于太阳宫北街1号的国家乡村振兴局两天前挂牌。（视觉中国 / 图）

2023年3月10日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示，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职责将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前身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国扶办”），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当天，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牌子替换下“国扶办”，成为太阳宫大街1号新的招牌。

机构改革方案公布这天，距离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过去了740天，距离国扶办从原农业部内设机构升格为单设机构则过去了21年。

2023年2月中旬，国家乡村振兴局向媒体传真了一份采访邀请函，函件落款为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但公章仍使用的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的代章。

代章背后，是因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三定”方案仍未出台。

三定方案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所作规定的简称。

由于三定方案包括对内设机构的规定，因此在正式方案出台前，作为内设机构的政策法规司无法刻制公章，只能使用“国扶办”时代的旧章。

通常情况下，三定方案会在新机构挂牌组建一年内出台，以2018年机构改革为例，当年3月公布了机构改革方案，次年3月，所有新组建机构的三定方案均获批复。

一位接近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人士透露，该局曾上报过两版“三定”草案，但均未获批复。

“在脱贫攻坚阶段，国扶办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功能，但成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后的定位，决定了其更偏向于一个具体实施的部门。”上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国扶办到国家乡村振兴局，尽管级别均为副部级，但机构类型由国务院议事协调部门转变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有近五十个成员单位，涵盖重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中央企业，脱贫攻坚阶段，各地省、市、县、乡四级均设有“扶贫办”机构，使得国扶办具有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

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农业农村部管理，局长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兼任，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形成新的格局。

在2022年2月的一场发布会上，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曾这样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央农办负责牵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部负责统筹实施，统筹的职责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赋予的；国家乡村振兴局负责具体实施。”

唐仁健口中的乡村振兴促进法颁布于2021年4月，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乡村振兴促进工作的统筹协调、宏观指导和监督检查。”明确了农业农村部的统筹协调职责。

“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后，最初的设想是从农业农村部调整一部分关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职能充实进来，但两个部门之间的边界问题难以把握。”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给国家乡村振兴局配置的职能和力量不足，它仍然不足以支撑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如果划转的职能和力量过多，农业农村部的工作力量又有可能被削弱，且部局之间的职能还可能会有重复。经过反复讨论和酝酿，最后形成了将国家乡村振兴局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的方案。”

尽管国家乡村振兴局没有等来明确的三定方案，但机构改革方案中列出的划转职责中，可以一窥其近两年的工作内容。

其中包括：“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重点地区帮扶政策，组织开展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研究提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监督资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

前四条基本都是脱贫攻坚任务的延续和创新，例如原来的扶贫开发系统转变为防返贫监测系统，从832个原国定贫困县中划定了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并将使用范围部分扩大至非脱贫县，都体现了向乡村振兴阶段的过渡性调整。

最后两条则被概括为“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三项重点任务。

近两年，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乡村振兴工作，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一同回答记者的提问。

当提问涉及上述三项重点任务时，唐仁健曾介绍：“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有关具体工作主要是乡村振兴局来做，请刘焕鑫同志回答。”

刘焕鑫是农口出身的干部，2020年从辽宁省调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2021年11月出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在谈及乡村建设时，刘焕鑫讲道：“政府重点做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比如农村改厕涉及的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和集中处理以及村庄公共环境整治。”

四川某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厕所革命是该局近两年主抓的一项重点工作，“这项工作有专项资金，并要求列出任务单和时间表，但实际推动很难，主要是牵涉的部门太多，地区太广。”

他举例道，改厕工作推进最快的往往是贫困村，“贫困村有驻村工作队作为抓手，前几年的新建房和新建设施比较多，村庄规划也比较完善，但非贫困村就没有这些条件。”

事实上，扶贫系统与农业系统在历史上便有渊源。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前身是1986年设立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其设立标志着中国扶贫工作初步完成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的转变。

彼时，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开发的主体还是农业，因此国家从1983年在三西地区（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开展区域性扶贫试点时，就把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农业部，由此改设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延续在农业部。

这类领导小组均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1993年，国务院大幅裁撤了非常设机构，保留的26个议事协调机构中，仅有7个在相关部委单设办事机构，国扶办就是其中之一，在原农业部单设办事机构。

在此后的多轮调整中，相关议事协调机构大多被裁撤或由相关部委承担具体工作，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却升格为单独设置。

2002年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将原农业部内设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单独设置，升格为副部级，下设4组。

随着全面脱贫攻坚战的打响，国扶办的机构也扩充至7个司。“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后不可能保留这么多司局，粗略估计会保留4个司局左右，分别负责战略减贫和乡村发展等领域工作，”陈明预计，“当然这不是简单做加减法，涉及部局之间现有职责和机构的有机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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