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法学、儿童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
语言生活研究与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批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学者，20年来重视对语言生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概念和理念，提升了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品位，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评价；而且，这些研究也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推动了国家语言事业的发展，为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语言学贡献。
本文梳理语言生活理念的萌生与发展历程，论述社会发展、学科廓定、学科评价中语言学的三类问题，提倡到田野、社会、实验室和互联网上去发现和研究解决语言问题；最后提出，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语言生活具有许多独特性，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具有先进性。中国语言学身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在有些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对象，以改善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目标，相信可以发展出更多原创性的概念、理念、理论和研究范式，繁荣中国的语言科学，推进社会进步。
“语言生活”这个术语可以溯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特别是1951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创办了《言语生活》月刊（1988年停刊），也开始出版《言语生活之实态》的语言调查报告。日语的“言语”相当于汉语的“语言”，依照当时日本学者的理解，“言语生活”可指人类语言交流的所有问题。人们的生活有衣食住行，在不同生活场景中需要不同的语言交际，加起来就是语言生活。
（一）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概览
据笔者所见，中国最早使用“语言生活”的文献是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当时使用时带有引号，表明“语言生活”还是一个比附性用法，是个临时性的新词语。之后很少见人使用，使用时也是“语言生活、语文生活”交替互用。如：周有光《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我看日本的语文生活》（1986）、《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1989），陈章太《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1989）、《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1990）、《语文生活调查刍议》（1994）、《再论语言生活调查》（1999）。眸子1997年发表《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文章不长，但被认为是对语言生活做出了基础性定义。
“语言生活”广泛使用并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是2005年之后。2005年，国家语委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绿皮书”）开始出版，它是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年度报告，已经持续出版了17年。以绿皮书为“学术底盘”，相继形成了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九大“皮书方阵”：2015年-2017年，《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俗称“蓝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黄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俗称“白皮书”）次第创办，国家语委这四大皮书年年发布，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与世界的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2016年《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18年《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20年《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京穗沪三市皮书不定期出版，展示我国大都市的语言生活景观；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领域语言生活皮书；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跨区域的语言生活皮书。
与“皮书方阵”同行互助的，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语言生活的研究。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逐渐建起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材、民族语言、华语、开发应用等分中心，用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理念和方法，对主要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长期的监测研究，并不断发布监测数据。发布方式除了撰写咨询报告和学术论著论文之外，还有教育部每年一次的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作为绿皮书的年度内容之一的“汉语盘点”活动。
“汉语盘点”活动是2006年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联袂发起的，其宗旨是让网民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借以体验汉字汉语魅力、复盘社会变迁、关心国家与世界。在汉语盘点之时，还发布当年的新词语、媒体十大流行语、网络十大流行语；这些“三语”数据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报纸、广播、网络语言情况统计分析的成果。十余年来，“汉语盘点”形成了一个品牌，甚至是“文化年俗”，由之引发了中国报刊杂志在年终岁尾用字词的方式来梳理、评点当年要事的风气。“汉语盘点”用它特有的方式向社会报告语言生活情况，自己也成为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
语言生活的重要研究和实践还有许多，例如：利用网络技术监测语言舆情，跟踪研究语言生活热点，预防或减缓语言冲突；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具有对中国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情况的普查作用；2016年以来全力开展的“语言扶贫”工作，对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语言状况有了深层了解；《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等项目的设立，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状况。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通过语言生活皮书系列的编写、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监测研究及其他一些重大语言规划行动、语言项目的开展，运用数据的和经验的多种方法手段，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也推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进步，并凝练出关于语言生活的一些学术理念。
李宇明在《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一文中，根据半个多世纪关于语言生活的研究，根据近20年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将语言生活定义为“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语言学习、语言研究纳入语言生活范畴，过去基本上只考虑语言运用；第二，“运用、学习、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语言文字”，也包括“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技术”，凸显了数字时代“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技术”在语言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的对象严格来说不是语言与文字本身，而是语言生活；即使在语言规划中涉及语言与文字的规范等，也是因为语言生活的需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不只是“话怎么说、字怎么写”的工作，而是关于语言生活的工作。语言规划学就是要关注语言生活，解决语言生活问题，满足语言生活需求，引导语言生活发展。语言生活有哪些问题与需求？什么是理想的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向何处发展？就成为语言规划要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五个与语言生活相关的重要理念：
第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国的语言生活十分复杂，妥善处理语言关系，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本土语言与外语的关系、国内汉语与海外华语的关系等。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语并存共用的和谐生活，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逐渐成为共识，并发展为新时期国家语言规划的工作目标。
第二，提升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过好语言生活的能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就是培养“多言多语”人。自幼掌握方言和民族语言，深扎文化之根；入学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掌握一两门外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中国的发展应具有20/200的语种能力，具有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领域的话语能力。
第三，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语言如同水、矿产、森林、旅游等是国家的重要资源，需要保护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是文化资源，保存着人类旧日的世界图景。语言资源是语言教育的基础，特别是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和线上语言教育的基础。信息化时代，语言资源帮助计算机进行信息加工，“饲喂”计算机获取语言智能。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语言资源是重要数据，具有生产力的性质。
第四，全面精准开展语言服务。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在灾难、事故、公共社会卫生事件、社会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境下，提供应急语言服务。
第五，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以实现汉语方言区、民族语言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信息无障碍沟通。通过精准语言服务，实现与老年人、外来人等信息特殊人群和盲聋等语言障碍者的信息沟通无障碍。通过外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等，方便中外信息沟通。重视人的信息技术教育，实现人与机器信息沟通无障碍。
（三）语言生活理念的国际影响
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已经走出国门，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例如：
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为底稿，德古意特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英文版《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从2013年开始已经陆续出版6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还相继引入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有日文版、韩文版和俄文版。德古意特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宇明《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中国语言规划》2015）、周庆生《Ethnic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Policy and Practice》（《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与实践》2020）等反映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著作。著名语言政策学家斯波斯基对这些著作做序或著文给以高度评价。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Sociolinguistic Studies)，2020年第3期推出中俄两国学者合作的专刊，刊发了中国学者5篇关于语言生活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近些年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上的：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刘媛媛、邓飞、赵蓉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究》，王春辉 《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赵世举《中国语言观测研究的实践及思考》。俄罗斯《社会语言学》2021年第4期，又译载李宇明的《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原载《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是近300年来世界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语言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语言研究机构。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在苏州共同举办“世界语言大会”，主题是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布了《苏州共识》。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在长沙共同举办“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布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这两个国际大会，是对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与语言规划实践的认可；这两个会议文件，都融入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成果，是中国智慧做出的国际贡献之一例。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这些事例说明中国语言生活及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中国语言生活学者 “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的主张是有学术魅力的，是值得坚持和发扬的。
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得以诞生与发展，学科逐渐建立与完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是为了更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了支持和促进学科发展，使其更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社会也会支持学科建设。社会支持学科建设的依据是学科评价，通过学科评价明确该支持谁、该如何支持、支持的效果如何等。如此一来，学科和学者就会面临三类问题：1.社会发展中的问题；2.学科自身要解决的问题；3.学科评价问题。如何看待这三类问题，涉及到“学科观”；怎样处理这三类问题，影响到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这三类问题投射到语言学科上，就形成了语言学的三类问题。
（一）社会语言问题
在人类群体的社会进程中，在人类个体从幼到老的一生历程中，都会遇到诸多语言问题，特别是语言运用、语言技术、语言学习、语言决策、语言意识、语言疾病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统称为社会语言问题。
社会语言问题是学术发展的“本源问题”，是驱动语言学发展的元动力，也是语言学需要专心解决的问题。在学科认识上，首先要把学术注意力放在语言生活中，把社会语言问题看作学术研究的起点；还要把学术研究成果放回语言生活中去检验，放回语言生活中去解决问题，推进语言生活进步。
在研究上有三大关键：第一，要长期深入语言生活，仔细观察语言生活，敏锐发现社会语言问题。第二，要把问题“问题化”，将社会语言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社会语言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首先是把问题与学科曾经处理过的学术问题关联起来，将问题植入到一个相关、相近的学科体系中。一旦把问题纳入一个学科体系，就可以用学术的办法来处理，就可以考虑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社会语言问题往往都是“复杂问题”，原有的学科框架装不下，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太管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术创造力，更需要学者的忍耐力。因为研究新问题不能“轻车熟路”，可能面临合作者少、立项较难、出成果慢、学界认可度低等困窘之境，故而需要学者的忍耐力。第三，要用好学术成果。学术成果有内化、外化两大途径。内化途径就是将学术成果“学科化”，用于学科发展，增加学界共识，逐渐成为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甚至是分支学科。外向途径是将学术成果放回到语言生活这一“问题来源处”，在那里接受学术检验，在那里发挥解决问题的作用；并在检验成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开启新一轮的问题“问题化”历程。
这种由现实问题驱动、将社会问题“问题化”、将学术成果放回社会的学术研究，已经涉及新的学科观，是超出传统的新学术范式，是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二）学科的语言问题
当语言学科（及分支学科）建立之后，就产生了学科问题。学科问题可分为两类：其一，学科框定的语言问题，亦即学科研究对象；其二，为完善学科、发展学科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亦即学科建设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内部的分支设置、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理论假说、学术范式、学术历史、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学科（分支学科）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解决学科问题，是为了让学术力量更强大，可以更好地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学者致力于语言学科问题研究，是应当受到社会尊重的。但是也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关注社会语言问题。社会语言问题被框定入语言学成为学科研究对象，是在学术史上发生的，当时就不可能将所有社会语言问题都囊入学科之中，而且语言生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故而语言学家需时时关注语言生活，将需要研究、可以研究的问题及时纳入学科之中。如果学科不能及时关注社会语言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会因一些语言问题没有较好解决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语言学科也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象牙塔，其研究话题远离社会，甚至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支持，失去与其他学科共情联袂的机遇，陷入“学科孤岛”。
第二，注意吸收相关学科成果。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认知、信息等也关系密切，因此，语言不只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为诸多学科所关注所研究。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病理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文学、民俗学、艺术学、新闻学、国际关系、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都在语言研究领域做出过或正做出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或是创新了研究语言的方法、手段、技术，或是揭示了语言某方面的特点、性质、规律，或是开发了语言的某种新功能。语言学应当关注这些学科的语言研究，或借用其研究方法，或借鉴其研究成果，或扩展对语言其他属性的认识，吸收、整合这些学科对语言的研究，才能对语言的面貌有“全面”观照。时至今日，语言学不应当只有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成果，而应当包涵所有科学对语言的研究。
第三，重视学科交叉。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的第14个学科门类。2020年11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高端学术论坛在京召开，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这是基金委成立的第9个科学部。这些情况显示，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的普遍现象，是每个学科都必须认真对待的。《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1期编发了陈平主持的“语言交叉学科”专栏，陈平教授根据学科交叉的紧密程度及交叉结果，把学科交叉分为四个类型：A、多学科同现，如多学科的论文集；B、跨学科，即某学科单向跨出，主要是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观点等；C、交叉学科，学科双向的交叉结合；D、超级学科，学科交叉之后创建新学科。语言学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学科交叉，中国语言学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近40年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源自学科交叉。但是就交叉的紧密程度而言，几乎一直处在陈平所述的A、B两类型，特别是那些“对象学科”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现在许多国家的语言学系或语言学专业，直接设立在计算机科学院、网络学院、认知科学院、心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这是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也是交叉培养语言学人才的新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三）语言学的学科评价问题
为了使学科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了使学科健康发展，社会对学科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下时代，更是如此。社会对学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第一，提供科研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提供经费，帮助建立研究室、实验室等，支持创办学会、杂志、出版社等以促进学术交流和成果发表，支持研究成果的大面积实验和推广，维护知识产权，支持学术人才的培养等。第二，给予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单位以荣誉，包括：学术职称制度，学术人才称号，实验室、学科、学术期刊的等级评定，各种科研奖励，用科学发现、科技产品、大楼、道路、城市、小行星等为科学家命名。
社会支持一般以学科评价为基础，获得良好学术评价者往往可以得到较大的社会支持。为了得到较大支持，学科学人不得不面对第三类问题，即“学科评价问题”。学科评价会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特点及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管理体制而具有各个国家、各个学科及学科群落的特点，但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是基本准则，推进科学进步是共同目标。当今时代，对语言学科（甚至也包括其他学科）的评价应当着重三点：
第一，对语言学学科的学术提升力。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不是看发多少文章，得多少项目，有什么头衔，而是看提出了、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战略科学家等 “关键少数”才能提出引领学术新潮的问题。
第二，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穿透力。学科之交若人之交，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不能只做索取者、受益者，还需要做相关学科的贡献者。关注相关学科，了解相关学科，建立交叉学科，才有可能成为相关学科的贡献者。而且科学（包括文科、理工科等）是一个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往往会形成一些共同解决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2005年《科学》（Science）杂志在其创刊125周年之际公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建校125周年之际与《科学》杂志又联合发布了125个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仔细分析其实也包含有语言问题。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义务与责任，每个学科也都应为之做出贡献。一个学科只有具有学术穿透力，才能对其他学科发生影响，才能对科学共同体有所贡献。
第三，对社会发展的学术推进力。推进社会进步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本原目的，语言生活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验证处和归宿地。所以对语言学的学科评价，还应当看对语言生活的贡献，对社会发展的学术影响。
（四）三类问题的不等式
社会语言问题（A）、学科语言问题（B）和语言学科的学科评价问题（C），这三类问题根据其重要性，理论上应形成不等式Ⅰ）：
Ⅰ）：A≧B>C
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本来是语言学科建立的本原目的，社会语言问题本来是本源问题，但是当学科建立之后，特别是当学科发展得比较强大时，人们往往会忘却本原目的，忽视甚至轻视本源问题，更有甚者会把AB两类问题对立起来，认为研究学科问题才是学问。语言学界当前也有此种倾向，比较重视学科问题，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随手举个例子：我国有文字研究所，但是很少见研究当代汉字的研究所；我国有语言研究所，但是似乎没有普通话研究所；当代汉字和普通话是十几亿人正在使用的语言文字。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的倾向，在学术“跟跑”的国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这样的国家很少能够设置学术话题、指引学术方向，只能聚精会神地追赶领跑者。而事实是，只有重视对本源问题的研究，跟跑者才不会永远只是“跟跑”，才有机会“弯道超车”成为领跑者。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是应当的且应受到尊敬，但如果说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学术的本职，是一种身有余力时的“额外工作”，甚至是“本职”之外的一种“学术慈善”甚或是“学术施舍”，就有点本末倒置。与此相似的还有“科普”之说。当社会以文盲为主体时，“科普”是合适且必要的，体现了科学之责和科学之善。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普及了义务教育，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生活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元宇宙概念的提出、终身学习社会的形成，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会与过去显著不同。关心社会语言生活，满足社会语言需求，已经不是“科普”的意义所能涵盖的。
学科评价是连接学术与社会的纽带，学界重视学科评价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从而使学科能够更好地解决语言学科问题和社会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如果学术的评价结果应用不当，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也会发挥负作用。现在学科评审、学人评价上存在严重的“五唯”现象，只看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的数量，只看文章发表的刊物级别和引用率，而不问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片面追求“学术GDP”的倾向，用“利益化的方式”做科研，造成了学术异化不等式Ⅱ）：
Ⅱ）：A<B<C
这种怪异的不等式，在某些学人、学科团队中有表现，也许会成为学科通病。一位科学家甚至感叹说，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由此可见破“五唯”的重要性，建立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语言学总体上看还是个经验学科，需要大量的科学材料作支撑。语言学工作者要深入语言生活，到田野里和社会中去做调查研究，到实验室去做语言学实验，而今还要到互联网这一新兴起的语言田野去。
（一）田野调查
田野语言调查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手段，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2500多年前，周代就设有调查方言俚俗的 “輶轩使者”。他们每年秋收后游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供朝廷考察民情之用。西汉时，给事黄门郎扬雄 “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历时27年，编就世界最早、影响至今的方言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1956年，新中国的“輶轩使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汉语方言普查，历时两年多，普查方言点1849个，编写方言概况等综合性调查报告18种，分点调查报告近1200份，普通话学习手册等300多本。还组建7个调查队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调查了42个民族的50多种语言，并帮助壮、布依、苗、傈僳、哈尼、佤、拉祜、纳西、黎、载瓦、侗等民族设计了文字方案。这是人们第一次较为全面了解了中国的语言状况。
此后，我国又先后进行了“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调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中国语言地图集》编制、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在此基础上，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建设周期历经五年，参与的高校和科研机构350多家，组建专家团队1000多个，投入专业技术人员4500多名，语言发音人9000多名，完成1712个调查点（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所有省区市）、123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的调查，得到原始音视频语料文件1000多万条，总物理容量达100TB，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数据库。
田野语言调查今后仍有很多任务，比如我国自2013年开始建设了21个自贸区，2020年开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2015年逐渐开始了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跨区域建设，这都需要了解其语言需求，提升其语言能力、制定语言规划以支撑其经济建设。前面所述的田野调查，多是以某一语言或某一方言为对象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了解“语言”自身；而这里所要做的田野调查，是以一个区域的语言、方言为调查对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处理语言问题、发挥语言作用来促进自贸区（港）和跨省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可称为“区域语言学”的语言调查，其调查的方法手段、调查内容、调查目的都有颇多特殊性。如果考虑到边境语言调查以助戍边睦邻、一带一路语言调查以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跨境的和国际区域的田野语言调查，还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