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份有关“家”的邀请。
或许再也找不到比家更丰富和多义的空间了。家分隔内部和外部、人类与自然，但它在分隔的同时连通，在充当边界的同时消解边界。这样一来，家便平添一些能动性和革命性色彩，说到底，家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而向来以主人自居的人类，也不过是其中一份子。家既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关系的生产所和实践地。人们在不断协商中达成平衡，在彼此交融中形成联结。关系的缔结、更新、增殖也影响着家庭内部空间的翻新和改造。家既滞后又超前，它构成一个社会的最小基石，是过往与当下的沉积与堆叠，也是奔向未来的前哨和先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往往在室内空间得到小范围的预演和操练（虽然往往以失败告终）。家也是产权和隐私权的焦灼战场，占有和不占有常在此地厮杀互搏。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希望邀请你一同思考家的过去与未来、颠覆与可能，毕竟家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思考家，既是思考我们自身，也是思考我们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
本期节目由随机波动和JNBYHOME合作推出。
冷建国：我住进现在这个房子有五六年时间了，做出的改造非常少，最剧烈的一次改造大概就是去年收拾了十箱书运到一个房子更大的朋友家里。下决心把书运走，是因为发现狗狗在客厅地板上趴下去时偶尔会碰到书堆上，给小动物的生活造成了不便。我也时常反省，在家里堆积那么多书，一是增加了房屋的重量，二是确实经常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急用时就只能再买一本或电子版，最夸张的情况是家里有4本同样的书。
北京虽不像南方那么潮湿让书生霉，但书会落灰。电影里总有人拿鸡毛掸子给书架掸尘的画面，但现实中不太容易处理书堆上的灰尘，我一般会用干毛巾或吸尘器的小吸头处理，效果也不理想。堆积了这么多书，人并没有急迫性去看，但搬到朋友家后，我每次去做客就借一两本回来，变成借书来看也很好。我家里的书架空间有限，上面的书常常变换，这些书在变是因为我的兴趣或最近好奇的问题在变。
书的问题也让我开始思考房间里占有关系的此消彼长。我们都很喜欢面积大的、空旷敞亮的房间，但是你占有的物越多，占有的空间就越少——虽然不断发展的装修和收纳技术在着力解决这个矛盾，但无论怎样本质都是如此。在日本摄影师都筑响一的摄影集《东京风格》里，我们能看到一些东京人住在非常局促的空间里，房间堆满衣服、鞋子和个人物品，就连躺下睡觉的地方都很狭小，也能体现一种人跟物之间的你进我退以及占有关系的此消彼长。
另一方面，房子的出现当然为人提供了一个封闭、安全、相对隔绝于外部世界的空间，但如果我们不在家里种植绿植或养鱼养鸟，又要如何在房子里和自然保持某种关系呢？我的尝试就是不要纱窗。我从每年春天起开始整日开窗，一直到秋天，除非是有风沙或空气特别差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生活在房子外部，杨絮、树叶、蚊虫和漂亮的蛾子会进到家里来。我不喜欢被天线分割开的天空，天空被纱窗小网分割之后就更不好看，所以已经放弃纱窗很久了。窗帘也非常薄，基本不隔光，夏天的时候阳光和楼下的鸟叫会把人叫醒。到了冬半年，我们仨会在中午十一点左右分享彼此的猫猫狗狗晒太阳的样子，这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温馨的经验。冬天北半球太阳比较低，地板上有比较大的照晒面积，动物每天都会走到里面睡上一会。
在一所房子里，不仅人与物之间你进我退，自然的状态和封闭的安全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放弃一些边界之后，当然有蚊子有苍蝇，但也有一些好的风景。
家是生态系统，动物与人类共享一个居室
傅适野：说到家和自然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Carpet Jungle》。文章开头谈到一位1960年代的环保主义者选择住进乡村一间需要修缮的木屋里。他每天都开着窗户，树叶会从一扇门里进来，从另一扇门被吹出去，蝙蝠在家里的过道飞来飞去。在这里，家和自然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从古到今，人们从游牧转向定居是为了有一个比较私密温暖的空间，但这个环保主义者选择的方式是拥抱和亲近自然，同时也拥抱家中的生物多样性。
文章还谈到，家是一个生态系统。以家中的地毯为例，它是室内家具中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场域，有地毯虫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的虫子在此生活。如果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家当然是为人类服务的。但同时存在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当人类营造了一个室内空间、并且从外部进入到这样的空间时，很多其他动物也会跟着进来，或者说其他动物先于人类就已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中。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家是一个干燥的、有食物的、可以躲避天敌同时又很暖和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与人类共享同一个室内空间。
这篇文章启发我重新思考我和家中蟑螂的关系。我在美国读书时住的是一个特别老的公寓。由于整个公寓是连通的，蟑螂可以通过管道互相走动，所以我自己的公寓保持卫生清洁，并不能阻止蟑螂到来。整栋公寓构成一个整体，也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从那时候开始，我和蟑螂结缘。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有蟑螂，客观原因是这个房子很久没有翻新，很多木质门框年久失修老化，蟑螂特别喜欢在这种缝隙生存。一开始我尝试过各种消灭它们的方法——比如喷杀虫剂、使用诱饵型蟑螂药，发现都没有用之后，我开始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与他们共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蟑螂的习性，比如它们更喜欢纸质的、多孔的东西，喜欢潮湿的环境。
我和蟑螂之间既有一种游击战般的敌进我退的关系，也存在一种杀敌一百自损五千的自我牺牲关系，比如自从发现它们偏爱吃米饭，我现在就不怎么吃米饭了。在漫长的共居过程中，我也养成了对蟑螂的共情。我会代入蟑螂的视角，想象我栖居的房子在它们眼中意味着什么——多孔的音箱或许是巨型巢穴，冰箱制冷时发出的声音则是海浪拍打礁石。这么一想，我在对视一只蟑螂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Carpet Jungle》一文的尾声，作者倡导人们跳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不要以人类的评判标准理解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对自然界而言，并不存在害虫和益虫之分，也并不存在有毒的植物和无毒的植物之分，这些分类都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所做。在《不速之客：藏在家里的自然史》一书中，作者也向人们发出呼吁，当你在家里发现所谓的“害虫”时，可以先弄清楚它是什么虫子，再决定如何对待它——是要与之共处还是将其驱逐。当我们这么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室内空间的生物多样性，同时也会意识到，正如自然界一样，家也并非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系统，人类并不拥有这个生态系统，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家，home，还是family？
张之琪：我前一段时间改造了我家客厅的布局，这个改造对我来说是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的，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是比较能凑合的人。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想了一下，我对我住的地方有哪些要求是不能妥协的，我发现这些要求都跟我童年的居住环境相关，只有当房子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我才会有家的感觉。
比如我喜欢开放式厨房，因为小时候我家里的厨房就是开放式的。如果这个房子的厨房是封闭的，我会觉得做饭的时候很孤独，仿佛我是厨师，而不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对家里的其他人来说，我是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端出了一盘菜。另外，我需要干湿分离的浴室，因为我妈妈有轻度洁癖，不喜欢地板上有水，如果我不小心把水洒在地板上就会被吼，导致我对地板上的水会很紧张。
除此之外，我对住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功能上和审美上的硬性要求。但是这个房子并不是我一个人住，这也是为什么要改造的原因。我们由于工作原因会收到大量的赠书，太多的书占据了生活空间，导致伴侣永远有一个理由要在房间里进行革命。之前我的书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我停留的地方都会有书，比如我的床头有时候会堆上二十多本书，在伴侣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他就会说你要不要买一个新的书架，把这些书都摆在书架上，但买了新书架之后，书还是会被丢在各个地方，这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了。
疫情之后我们开始在我家录节目，所以我每周要在家招待一到两次客人，大家一起在家吃饭，有时候还会一起看电影、跳Just Dance，我偶尔也会在家拍一些广告，所以家里的美观和整洁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它变成了一个半公共性质的空间。我愿意配合伴侣做改造，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朋友会经常来家里，所以我需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
改造房子，哪怕只是局部的软装，也是对两个人关系的一种稳定性测试。我们经常听说那种分手的故事，比如两个人已经领了证办了婚礼，但在装修这一环节因为意见不合就吵翻了。装修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你们忽然多了一些共同财产，家具是比较大的支出，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分开，还涉及这些共同财产怎么清算的问题；其次，装修的过程需要共同决策、分工合作，如果你们意见不合或者对于分工的公平性有质疑，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在装修的过程中，你们两个人会形成对于共同生活的一种想象，并且通过一件件具体的物品把这种想象实体化。
英文里有“home”和“family”的区别——虽然在中文里它们都被翻译成“家”——home指的是居住的实体空间，family则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关系。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重合：当你们共同有了一个home，关系也要自然而然发生变化；或者反过来说，当你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下一步就要有一个共同的实体的家了。我们对于稳定——不管是关系的稳定还是居住的稳定——的追求，是不是一定要跟占有实体的空间、实体的物品有关？
我最近在重看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其中几集都跟房子有关，房子的问题导致女主和男友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比如Carrie本来住在一个rent control apartment里面，有一天她的房子忽然变成了合作公寓，她要么搬走，要么把它买下来。这时候她的男朋友就提议说，他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买下Carrie的房子作为两个人共同居住的地方。既然有了共同的房产，他们就开始考虑要不要结婚，这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很现实的居住问题，但不可避免地就导致两个人关系的改变，因为他们需要法律关系来确保双方的财产安全。
另外一方面，今天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生活，我们要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布置出租屋，要不要追求一个暂时不错但是不稳定的生活品质，如果要追求，搬家的时候怎么办？搬家往往意味着极大的浪费，不仅仅是金钱的浪费，还是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但如果无法占有一套房子，就要凑合地生活，这似乎也不太对劲。是不是我们只有一种方式能获得稳定、有品质的生活，就是占有这个房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家作为时代的想象
张之琪：社会似乎没有给我们更多的选项，让我们在不占有的前提下过上好的生活，它只是一种potentiality，将来你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未知数。
冷建国：我小时候长大的房子是爸妈建造的，这种建造似乎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或愿望，小时候我们也会给玩具娃娃准备一个纸壳箱作为它的房子，或者为家中供奉的佛像打造一只小佛龛或佛堂，这些都是人在自己的居住空间内部给其他事物做一个“家”，这种建造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城市里的人们大都住在楼房里，我们跟房子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建造变成了装修。
张之琪：这是仪式性的，当你改造了房子之后，在心理上它才变成了你的房子。如果是拎包入住，哪怕它装修得很精致甚至像酒店一样，你也觉得这个不是“家”。我前一段时间在读《德国现代设计史》，里面讲到上世纪20年代整个德国设计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家居设计上，为了解释这种转移，作者引用了本雅明一段很经典的论述——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里本雅明谈到，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时代（大概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作为私人的公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私人而言，生活居所第一次与工作场所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是当时社会一个极大的转变，它体现在很多层面：在空间上，过去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下，家就是工作的地方，现在人们要“出门”上班去了；在时间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完全割裂开来了；在象征意义和心理感受上，家变成了一个避风港。就像本雅明所说的，“私人在办公室里不得不面对现实，因此需要在居室里通过幻觉获得滋养，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在居室里，他把遥远的、久远的东西聚合在一起，他的起居室就是他世界剧场中的一个包厢。”
但是《德国现代设计史》的作者，杰里米·安斯利（Jeremy Aynsley）对本雅明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家一方面是一种私人天堂性质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当家居设计成为一种商品和服务的时候，家也不得不被展示给大众，在博览会上、百货商店里和杂志上，原本私人化的家居极大程度地被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不仅是你家里的这些具体的物品，包括你的生活方式、你对家的态度都被商品化了。风格是可以选购的，你甚至可以把整个家居设计都委托给一个设计师来完成。家因此进入了一个时尚的循环，可能会成为潮流，也可能被潮流抛弃。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聊时装那一期节目所讲到的，一方面家是你内心的外化，另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商品，是被社会和商业力量形塑的。
冷建国：把家跟社会看成两个对立或者隔绝的东西也有一丝危险，我们都很喜欢汪民安老师写的《论家用电器》，在其中我们看到哲学或社会学的脉络是如何走进了我们家庭空间内部，每一个家电里都有巨大的可以阐释的空间，并且跟这个社会及文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之琪刚才说希望厨房是开放式的，不希望自己是从一个隐形的地方端出一盘有形的菜，也我想到之前有关家务劳动的那一期节目以及我们常常聊起的家务分工中的性别问题。家在方方面面跟所有社会话题相连，比如我们想到床就会想到情欲、情感关系、权力关系，人类卧室内的语境是极其复杂的，你可以在这里换衣服、睡觉，这里也是家暴发生的场所。比如像我们经常讨论外卖话题，它同时在社会上也在家里的餐桌上，比如瑜伽成为健身热潮，它也是既在外部也会发生在家中。家跟社会之间更多是犬牙交错、彼此进入的状态。
张之琪：对，在《论家用电器》里，汪老师讲到现代的家庭看上去是孤立的存在，它不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而是在一栋住满了陌生人的公寓楼里，但事实上它通过管道、电线、通风系统与其他的房子相连，这也是适野无法将蟑螂清除干净的原因。
汪老师在第一章里写到洗衣机，说洗衣机跟其他家电不一样，比如电视、电冰箱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价格，电视尺寸越大越贵，电冰箱容量越大越好，但洗衣机是一种非炫耀型的消费，你无法从它的外表判断它的价格。而且洗衣机永远放在一个外人不会进入的空间，它是一个纯功能性的家电。在历史上，清洗的工作是与女性高度相关的，说到洗衣服这件事，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一个勤劳的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拿着搓衣板重复一种机械劳动，这个画面中洗衣服的人从来都不可能是一个男人。洗衣服与做饭不同，做饭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有乐趣、有技术在里面，在这样一个职业或者工种里，男性的地位要比女性更高。但洗衣服在文化上被建构为一种纯女性的劳动，是洗衣机切断了女性和这种纯粹的、无价值的、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之间的绑定关系，是对女性巨大的解放。
傅适野：我觉得这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家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小的基石，社会的很多问题——包括性别方面的分工——都可以在家中找到相应的投射。同时在设计史或者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以家为一个踏板或小的切口，通过改造家来改造社会。MoMA在1972年举办过一个意大利设计师的展览Italy：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展览前言里提到，1970年代的意大利设计有两种风潮：一种是现代主义的方式，这一派认为设计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在实体意义上解决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社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设计什么样的产品，这个产品最终一定能解决特定的问题；另外一派叫做counterdesign，他们强调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更新，认为设计应该讲究社会和政治上的参与，需要通过设计话语的更新来引导和引发社会的变革。
前一派非常乐观，后一派则像是对前者的反思和纠偏。20世纪是现代主义发展的时代，尤其在19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的展开，人们生活在一种变革的时代氛围中。与此同时，60年代人们将宇宙飞船送上太空，人们登陆月球，洋溢着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有一批设计师怀着对于未来的想象，开启了一些当时看上去比较出格的、乌托邦的建筑实验。但是大家慢慢发现，对明日理想生活的想象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真正的建筑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污染浪费，也会有贫富差距的分化，这都是特别现实的问题。
一个具体的案例是Futuro house。这是伴随1960年代太空军备竞赛而兴起的球形建筑中的一例。Futuro house最早由芬兰设计师马蒂·苏隆恩（Matti Suuronen）设计，初衷是供战后芬兰民众滑雪用的滑雪舱，方便大家在滑雪度假村度过周末。这个房子是一个4米高8米宽的球形建筑，球体的偏上方有舷窗，球形建筑通过梯子与地面相连。每个滑雪舱内部是一间面基较大的卧室和一间面基较小的卫生间。当时单个滑雪舱的售价在12,000-14,000美元之间（结合通胀，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是84,000-105,000美元）。这个房子被建造出来后，有一个芬兰公司把它的设计推广向了市场，供大众购买。付款后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运输方式，一种是通过卡车，把完整的建筑拆分成16个模块运送到家，再进行组装；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直升机空降一个完整的球形建筑。我在YouTube上找到了一个当时的宣传片，直升机携带球体建筑空降，这一场景非常具有太空感和未来感。
Fututo house宣传海报
正在运输中的Futuro house
当时这个球形建筑一共生产了90多个，分布在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到来，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另一方面该建筑的主要材料是极度依赖石油的塑料，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Futuro逐渐走向衰落，不再生产。散落在各大洲的90多个球状建筑，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其中一个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成为了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的VIP房间。一个在纽约州的球状建筑遭到了周围居民的投诉，大家觉得这个房子太过突兀和出挑、跟整个社区风格不相符。从建筑材料来看，1980年代，塑料已经不再像1960年代那样是一种时髦且先进的材料了，它反而意味着污染、浪费以及不环保。这种建筑模式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随着1960年代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一起消亡了。
张之琪：战后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这种乐观主义也体现在日本。日本战后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浪潮，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用涌入城市，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鸠山内阁在1955年提出了一个口号：“10年内解决住房问题”，怎么解决？策略就是在大城市周边大规模地兴建团地。
团地的户型有比较固定的几种，比如当时比较流行的2DK，DK是Dining Kitchen的意思，2DK就是两室一厅。当时居住在团地的大多数居民是20-30岁的年轻夫妇以及他们的核心家庭，他们不再跟父辈住在一起。其中丈夫大多是工作不错的白领，可能在政府机关或大企业工作，是日本战后的新中产。团地的家用电器普及率是普通家庭的两倍，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三大神器”，指的是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公众号“深焦Deepfocus”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团地科幻，为什么团地会成为科幻题材的setting呢，因为它们大多建在郊区的飞地之上，给人一种比较科幻的感觉。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1968年《赛文奥特曼》里面有一集叫《你是谁》，剧情是一个上班族应酬喝多了酒，午夜回到位于团地的家，发现住在这个团地的人他都不认识了，连他的妻子也变了样子，他正要报警就被外星人抓走了。原来，他住的这块团地已经被外星人改造成了一个入侵地球的前哨基地，一过午夜12点，团地原本的建筑就会沉入地下，伪装成这个团地模样的基地就会浮上地表，外星人假扮成团地居民睡在里面。
这些科幻电影和动画片反映了人们对于城市化的恐惧——当人们离开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之后，发现住在隔壁的人是完全的陌生人时，内心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而封闭社区又加剧了这种恐惧感。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深焦Deepfocus”的文章讲到为什么要设置12点大变装这样的剧情，是因为团地是所谓的“睡城”，上班族的作息时间是一成不变的，所有人都会在12点之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文章还讲到为什么像《奥特曼》这类科幻作品喜欢以团地作为setting，是因为团地长得一模一样，场景非常好复制，节约了制作和拍摄的成本。80年代之后团地没落了，又出现了一批恐怖片和科幻片以团地废墟作为setting。
傅适野：之琪说的有点像人在大规模城市化伊始时经历的震惊体验，人们会因陌生而感到恐惧。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似乎是一个相反的状况，即我们已经习惯了长期在一个格子间里生活后，当社区空间真正再度开放的时候，我们能否打破心里的墙？能否真的走到公共空间和不认识的邻居打招呼交朋友？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未来的家走向何方
傅适野：疫情后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家的关系，这其中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在《剩余价值》最后一期里讨论过的，生活在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会有更多人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希望通过占有一些东西来获得安全感；另一个方向则是随着共享经济——虽然也存在很多问题——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倡导一种不占有的生活。
针对后者，洛杉矶有一家初创公司Podshare，倡导的便是一种“共居社区”的理念，这家公司在洛杉矶市中心租下居住空间，鼓励消费者成为会员，享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租住在该区域的权益。前提是租住者需要让渡自己一部分隐私以及对房子和室内物品的占有权。这样的共居社区中有公共厨房、卫生间以及健身房等公共设施，一间房间内部有4个床位，有点像大学宿舍，但你甚至不知道旁边住的是谁。相对传统的租房模式，Podshare的付款方式较为灵活，可以日结，不需要定金和押金。如果将来这个社区扩大到其他城市，你也可以拎包住到其他城市的房子里。
公司网站将这种居住方式定义为从共享经济到共享经验的过渡，它们的目标客群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一代，大部分人是自由职业者，高度依赖移动网络完成自己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其中还有个隐含前提，他们的客户需要没有宠物、没有小孩、很可能是单身因此不太需要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对这群人来说，共享经验的生活方式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同时我也在想，这是否是一个现阶段可复制的、能够推广的居住方式呢？
冷建国：这确实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想象。它其实很环保，距离公司近，不需要坐车，本身不占有过多的物品，人在公寓之间流动，搬家起来没有任何的苦恼，甚至有一点像在都市里露营，背起登山包、帐篷、防潮垫和枕头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厕所（等设施）及各种用品都是它提供给你，入住不需重复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如果你要搬离这里，也可以把多余的生活用品捐给下一个住户或公共空间，我们将来或许会愿意体验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认同其背后的理念，强调不占有，强调一种极简和绿色的生活。
张之琪：有点像是居住版的wework。Wework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说你在你家附近租了一个wework的办公室，但你可以进入北京的任何一家wework去办公，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固定的工位，需要在流动工位或者公共空间里办公。我觉得大家接受这种办公方式会更容易一点，接受这样居住方式还是有一些困难，它本质上是跟家的概念相违背的，跟住酒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只是更便宜一点。
冷建国：是的。家之所以和其他空间不同，是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概念里，“家”都是保存一个人物质性和精神性所有特质的空间，只有依托于物质和精神，记忆才能够成为家。我和之琪现在还会常常梦到自己最早的家，我会梦到小时候长大的院子，之琪在现在的家里努力复制从前家里的一些生活方式和设置，也是因为这给人一种稳定的、安全的感觉，让自己始终生活在一个家的脉络和记忆里。家对于一个人来说为什么是象征着安全、温暖、保护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贯穿了无论是独处还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最稳定的记忆。
傅适野：这种“稳定”里还包含隐私权和财产权的问题。Podshare网站上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强调，隐私权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产物，也是一种建构，现在我们把隐私权视为一种常规的权利（rights）而非个人选择（choices），但其实这项权利可以是一种选择、一种非必需品。人们可以通过让渡一部分隐私权来共建一个社区。
另外一方面是财产权的问题，房子到底成不成为你私人的财产？上次我们跟王炎老师也聊过且新且旧的产权问题，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出现一种形态，我们可以不占有一个房子，不从产权的角度去考虑我们的住所，而当那种形态出现的时候，大家在心理上面或者在生理上面能接受这样的形态吗？
张之琪：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你当然可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你可以选择不占有，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没有为你的不占有提供足够的保障。比如今天我搬进了一个co-living的空间，第二天它倒闭了，我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继续下去？当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要为风险承担代价。
智能家居：被保障与被监视的家
张之琪：我想分享的关于智能家居的体验，也涉及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很多议题，一方面涉及隐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当一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你还要不要选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家里的智能家居应用比较广泛，我昨天细数了一下，好像我还没进小区门就已经开始使用智能家居的产品。比如说小区的门禁，包括我楼下单元门的门禁都是可以用小程序开的，不需要钥匙或者门禁卡。我家的门装了智能门锁，可以用密码和指纹解锁；我有一个智能的门窗感应器，如果30秒之内门没有关上，它就会报警；另外还有一个智能门铃，它有一个摄像头，有人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会自动录像，如果有人按门铃，手机也会有提示。进到家里来，灯是智能开关，不仅可以用手机控制还可以定时，而且可以跟你其他智能家居产品联动，比如我的灯是跟门窗感应器联动的，如果我晚上6点之后进到家里，它会在我进门的那一刻自动打开家里的灯。
跟猫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智能的，包括喂食器和猫砂盆，猫沙盆可以监控两只猫每天分别上了几次厕所，还可以给他们量体重；喂食器也可以定时定量地投喂。另外家里还有扫地机器人、擦地机器人，他们可以在第一次清扫的时候把户型图画出来，之后你可以在地图上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让它去清扫。还有我家的空气净化器接了一个智能插座，和一个PM2.5的监测仪联通，当PM2.5浓度超过一个数值时，净化器就会自动开。热水器也是智能的，可以设定每晚九点烧到一个特定温度，这样它白天不用浪费电。还有可以插到花盆里的检测仪，监测土壤的湿润度，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浇水了……
冷建国：我觉得你出门需要带一个充电宝，如果你在小区外面手机没电了，你就连小区都进不来。
张之琪：是这样的。我今天查了一下，智能家居（home automation）的概念其实在20世纪初，家庭用电普及时就已经出现了，洗衣机、冰箱在当时都是被认为是智能家居。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通用智能家居系统“X10”被发明了出来，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今天已经有很多公司在推出自己的智能家居，但是也存在一些被诟病的问题。首先最大的一个问题，由于智能家居是通过WiFi控制的，如果网断了或者被hack了，就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它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比如说我购买了某某公司的产品，第二天公司倒闭了，服务终止了，这个产品就白买了。还有就是智能家居的系统是比较碎片化的，没有办法把它们统一在同一个APP上，并且没有一个全行业标准化的技术准则。
另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数据安全和隐私。美国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问这些智能家居的拥有者知不知道智能家居是如何运作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自己的iPad给家里的灯发出了一个信号，灯就亮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你的iPad给这个智能家居公司的云储存系统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云储存系统再指挥你的灯，灯才亮了。所以你要通过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network开操作，并不是你自己的iPad和你自己的灯直接发生了互动，因此你的数据安全和隐私就比较难得到保障。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使用智能家居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最大的好处一定是节能；另外它对居住安全也有一定的好处，尤其是独居的女性，可能很需要一个智能门铃，摄录下所有在门口停留过的人。
傅适野：好多科幻剧集里常见的场景就发生在有智能设备的家庭里，比如英剧《黑镜》里好几集都是这样的设定，一般是一个智能家具突然不受你的控制了，就会产生很诡异的事情。
冷建国：这都是弗兰肯斯坦的回响。
傅适野：这真的是一个母题，之前有一条新闻说一个美国人家里的声控智能音响突然间不受控制了，主人跟它打招呼，智能音响跟主人说了一句“ I want you to kill yourself（我希望你把自己杀掉）”，真的毛骨悚然。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一方面它是你最熟悉的场域，另外一方面当上述场景发生时，最熟悉的场域马上就变得陌生，变得uncanny。
冷建国：所以现在蟑螂已经不构成你的陌生元素了？
傅适野：蟑螂现在就是我最熟悉的朋友了，最熟悉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