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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时代，在尊儒重孝的背后充斥着血腥杀戮；这是一个奢靡浮华的时代，在名士风流的背后掩盖着饿殍累累；这又是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在九州一统的背后蕴藏着新的危机，而这最终让华夏民族坠入深渊。

西晋上承三国，下启十六国，作为一个过渡期的朝代，西晋虽然完成了统一大业，但它统治基础的薄弱却也是令人无法忽视的，以至于稳定期只有短短十年有余。

而接下来中华历史上至暗时刻的到来则让西晋千百年来成为人们最为不齿的朝代。

其实西晋遭遇如此命运有它的必然性，这种趋势从东汉王朝开始崩溃时就开始了，恶果逐渐积累，终于在西晋后期全面爆发。

自汉武帝以来，儒学广泛传播于各个社会阶层，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普及。虽然这种儒学经过改良已经与孔孟二圣的本意产生了区别，成为服务于统治者的工具，但总体来讲它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有着相对积极的意义。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虽然为思想套上了解锁，但对不法行为也起到了约束作用，因此汉代儒学的兴盛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然而思想虽然随着国家的统一也得到统一，但当天下重入乱世后，各种新的思潮便会再次萌芽，便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传统价值观必然要发生改变，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倡导以名法治国的曹操。

曹操虽然并非出身于家学深厚的世家大族，但他受到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也是精研经学的。

然而东汉末年残酷的的社会现实震撼了他，自董卓以来，至高无上的皇帝竟被粗鄙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间，“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终于在冲击下土崩瓦解，而曹操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与汉朝选材以德为先的理念不同，曹操从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中先后三次颁布与之针锋相对的求贤令，最后甚至明确说要任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

此举明显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为了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并完成统一，曹操需要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若是再拘泥于传统道德观念，明显效率会更为低下。

对此曹操的解释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非常清楚乱世中实用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做法则对儒家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不仅是曹操，东吴的统治者孙权和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都有着类似的观念，这是乱世中必然的生存之道。

虽然荀彧等人曾建议曹操重新重视儒学教育，但他知道“治定之化，以礼为苗；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完成统一大业才是重中之重，儒家教育虽然对统治有积极作用，但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要放在统一之后，而这导致儒学从此开始衰落。

在曹丕时代，政治风气曾有一定转向，据高柔所说，黄初年间“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这说明曹操时期那种崇法术、重才能的政治理念得到了一定改变，而相应的儒学似乎有复苏的趋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曹丕能够上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众多士族的支持，因此他在执政理念上难免要朝他们有所倾向。

但曹丕毕竟是曹操政权的延续，他骨子里和曹操还是一样的，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这道破了曹丕的本质，儒学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

到了魏明帝曹睿继位，则再次重归曹操时期的政治风气。

曹睿可以说是曹操的一个翻版，《魏书》说他“特留意於法理”，而且对刑狱之事非常重视，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还经常去旁听大案审理，其执政重法术的气氛要比曹丕更甚，而期间所下的有关“尊贵儒术”的诏令基本都成了一纸空文。

总之，曹魏时期儒学不断衰落，终于为后续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说得好，“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层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这是王道的衰微，也是霸道的崛起，曹操为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不惜欺凌天子，而他的统治背后也充满了杀戮，虽然曹操对于历史确有其功绩，然而这一做法却也给后来者开了个坏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等乱臣贼子其实都是在有学有样，虽然他们的行为更加恶劣，但源头则是曹操。

自嘉平元年高平陵之变到司马代魏的十六年里，司马氏虽然夺取了最高权力，但这一路上却也撒满了鲜血。

据《晋书》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司马氏杀戮之重，虽然这和当年曹操篡夺汉室江山没有本质区别，但影响终究是恶劣的。

针对这一现状，统治者司马炎对进行了反思，他出于维护形象的需要，希望洗刷家族身上沾满的血污。

司马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为王凌、王经和许允三位因公开或暗地反对司马氏统治而遭遇不幸的名士恢复名誉，并且善待他们幸存的子孙后代。

而第二项举措就是提高儒学的地位。此时天下已重归一统，新形势下儒学再次成为最适合统治者的思想。

据《晋书》儒林传记载，“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然这只是选拔人才的一面，但足以管中窥豹。此时的人才选拔标准已经和曹操时期的唯才是举截然不同。

司马炎曾下令各州郡中正官举荐贤才，其标准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这同样是儒学复苏的一个体现。

司马炎本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他的外祖父便是大儒王肃。

而他本人也是儒学的受益者，因为当初司马昭在立嗣时也曾考虑过司马攸，但山涛说以儒家理念劝道“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这种儒家观点一定程度影响上了司马昭。

再加上儒学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自司马炎时期儒学的复苏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太康之治”。

然而太康之治终归只是虚假繁荣而已，究其原因，则仍然源于司马炎本人。

虽然他表面上装得勤政爱民，但实际上穷奢极欲；表面上重视整顿吏治，但实际上却徇私纵容。司马炎无法以身作则，如此摇摆不定，社会道德观的重塑终究是一纸空谈。

西晋帝国统治阶层的主体要么是魏晋禅代阴谋纷争过程中的幸存者，要么是依靠父辈荫庇而成长起来的纨绔子弟，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臣居少，他们难当大任。

而这批人同时又掌握着社会话语权，因此世风便在他们的带动下不断滑坡，终于无可挽回。

对权力和财富无限制的渴求与传统道德观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在束缚变得愈发薄弱后，人们心中的恶念便如猛虎出笼，新的动乱已经无法避免，而西晋帝国也终于在思想的崩坏中轰然倒塌。

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百年汉末纷乱所导致的。虽然西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矛盾在西晋末期的总爆发也成了必然。

多年后，王衍于苦县宁平城的土墙下发出的那句“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悲鸣，便是西晋灭亡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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